1959年，毛主席得知事关贺子珍的消息后，破例下令道：派专机前去

摘要：1959年7月10日清晨，北京刚下过雨，积水映着中南海灰白的长墙。毛主席伏在灯下审阅电报，墙角的座钟走到六点三十五分，一封来自南昌的急件被递到案头。信纸不厚，落款却是女儿李敏，内容只有寥寥几十字：母亲病情突然加重，请速示复。

1959年7月10日清晨，北京刚下过雨，积水映着中南海灰白的长墙。毛主席伏在灯下审阅电报，墙角的座钟走到六点三十五分，一封来自南昌的急件被递到案头。信纸不厚，落款却是女儿李敏，内容只有寥寥几十字：母亲病情突然加重，请速示复。

信读完，主席把它折好，又摊开，再折好。那一刻，灯影在他脸上来回晃动，显得格外沉默。陪在一旁的卫士汪东兴试探性地问：“要不要马上回复？”毛主席摆了摆手，轻声却坚决：“先找飞行大队，准备飞机。”就这十来个字，把屋里所有人的心思炸得通透——专机，只为一位已离开中南海二十多年的前妻，这在当时可不是寻常安排。

专机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天前的庐山。7月8日傍晚，云雾缭绕的牯岭街静得能听见松涛。毛主席在美庐与旧友曾志交谈，随口问起井冈山老战友的近况，曾志提到在南昌见到贺子珍。主席侧耳，杯中的茶叶一下子都沉了下去，随后他说：“十年夫妻，总得见上一面。”本是闲聊，却成了新剧情的开端。

第二天夜里，在江西省委书记夫人水静的安排下，贺子珍被悄悄接到美庐。两人相对无言，时间其实不到九十分钟。毛主席关心她在苏联养伤的细节，贺子珍则盯着他的白发出神。离别时，没有握手，只是轻轻点头。山风吹灭门廊里的灯，谁也没想到短暂团聚会换来更深的波澜。

回到南昌后，贺子珍陷入低落，常常半夜坐在院子里发呆。医生初诊是神经衰弱，李敏却觉得情况不妙，于是写了那封急信。信送到北京，才有了专机的故事。不得不说，这一决定在当时绝对算得上破天荒：普通干部探亲通常挤绿皮火车，连中央机关子弟也不例外。飞机一天两趟很宝贵，却被主席一句话就征用，可见分量。

7月11日下午，李敏换下便装，背了个帆布包，被卫士引上黑色轿车直奔西郊机场。登机前，主席把两筐冰镇水果推过去，只嘱咐一句：“去吧，好好照顾你妈妈。”短短九个字，却压住了所有情绪。李敏后来回忆，那天父亲的眼睛通红，却硬是没有落下一滴泪。

飞机掠过长江时，云层翻涌，机翼下的江水平稳得像一条被熨平的缎子。李敏心跳得厉害，既担心母亲状况，又难以消化父亲出人意料的温情。一个半小时后，南昌机场出现在舷窗外，好像一张灰色的手帕铺在赣江旁。江西省委的专车早已等候，司机紧握方向盘，车子嗡嗡冲向贺子珍的住所。

屋门推开，屋里光线暗淡。贺子珍坐在沙发角，脸色苍白，眼神飘忽。李敏扑过去：“妈妈，我来了。”这一声把贺子珍拉回现实，她愣了几秒，情绪却依旧低迷，对水果也毫无胃口。护士悄声解释：自庐山回来，她拒食、拒药，血压骤降。李敏心头发紧，盘算着要用更生活化的方式打开僵局。

第二天开始，她干脆把上海寄来的花布裁成围裙，一边陪母亲试做家乡米粉，一边东一句西一句聊旧时井冈山的趣事。试想一下，当年的“红小鬼”如今已是成年女儿，她的嬉笑让空气不再沉闷。第三天午后，贺子珍突然说：“削个苹果。”这四个字来得毫无征兆，却像栓开了屋里的阀门。李敏压住激动，递上去的苹果沁着凉气，贺子珍咬下一小口，终于有了笑意。

随后一周，李敏陪母亲去了永新县，半天爬了半座山，半天在烈日下找童年老宅。贺子珍的心思慢慢走出庐山阴影，体温稳定，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医疗组将情况电报北京，毛主席收到后对汪东兴淡淡点头，语速很慢：“可以了。”屋里无人应声，但紧绷气氛瞬间被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