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抗日战争曙光初现，邓朴方出生了。由于是家中唯一的长子，邓朴方得到了许多关爱。从小，邓朴方和父母形影不离，跟着父亲南征北战。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讲的是得了别人的恩惠，一定要十倍、百倍报答对方。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邓公在儿子坠楼后，曾提出要看望邓朴方的救命恩人。

然而，这位施恩者却说：“别来！”。

那么这位施恩者是谁呢？他又为何不图回报呢？

1944年，抗日战争曙光初现，邓朴方出生了。由于是家中唯一的长子，邓朴方得到了许多关爱。从小，邓朴方和父母形影不离，跟着父亲南征北战。

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前的郑重宣告，共和国诞生了。此时，邓朴方也早早定居于北京。

不久，邓朴方入读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尽管中学里的学生多是党政领导人的后代，但很少有人知道邓朴方的真正身份。

在学校里，邓朴方极为低调，对待同学彬彬有礼。平日里，邓朴方总是留一个小平头，衣着也非常朴素，常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出行时，邓朴方也不坐专车，一辆自行车便是他的坐骑。

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论学业，邓朴方有成为科学家的实力。

高考时，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九十分的成绩考入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本来，邓朴方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好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因此，邓朴方选择了技术物理系作为专业。他认真钻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兴趣广泛，常和同学们指点江山。

大学四年级，邓朴方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同学们来到大渡河畔峨县，主持“四清”工作，算作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6月1日，工作结束，邓朴方告别了峨县的汉族、彝族乡亲，坐火车返回北京。在车厢里，大家欢声笑语，回味几个月的农村生活。

有的人抱怨农村条件差，但邓朴方却驳斥道：“条件虽差，人却良善，全当是一次特别的人生经历，封存在记忆深处。老年时，拿出来翻一翻，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回到北京，人一落脚，邓朴方及同学们都被卷入了运动的浪潮中。大学生，处于狂躁、激情的年龄段。

思想不成熟的邓朴方和许多同学一样，加入了运动中，还成为系里的领导人物。可随着运动愈演愈烈，邓朴方渐渐不知所措。

很快，斗争降临到了父亲的头上，连累着儿女们都吃苦受累。

一天，苦闷之极的邓朴方一边在校园散步，一边借酒消愁。等走到颐和园的后湖，邓朴方遇到了同窗好友。两人坐在半山腰的树林边的石头上，邓朴方就向好友倒了心中的苦水。

可没想到的是，这所谓的好友不过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他将两人的谈话和盘托出，交给了聂元梓。

从此，邓朴方就成了斗争对象，被聂元梓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还把邓朴方秘密关押在北大东门外一座灰色大楼里。

身陷囹圄，邓朴方遭到了残忍的对待。看不到希望，邓朴方心灰意冷，留下了绝命书。

随后，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楼一跃而下。

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手指粗细的铁丝拦了一下，导致背部先落地。只听“嘭”的一声，邓朴方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重重的落地声，吸引了不少前来看热闹的年轻学生。他们一见是邓朴方，都跟看到瘟疫似的，不敢上前一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邓朴方睁开了双眼。

看见周围站在的几个，邓朴方知道他们是聂元梓派来的“看门狗”。

怒不可遏的邓朴方对这几个人说：“告诉聂元梓，我要求治疗！”其实聂元梓早就得到了消息，不过他非但不立即将邓朴方送往医院，反而用广播里的喇叭造谣，称：“邓朴方是畏罪自杀。”

随后，聂元梓才安排几个人将邓朴方送进了北京大学校医院。谁知，校医院以伤势过重，拒绝收治。

几个人又将邓朴方送到第三附属医院，不料医生却说：“我现在工农兵还看不过来呢，还给他看病。你们把他抬走吧，我们这里不看。”

一连送了两个医院都不收治，送邓朴方的几个人一合计，顺势将他仍在医院的躺椅上，然后便溜之大吉。

第三附属医院一看这不行，又叫来一辆救护车，趁着夜色，将邓朴方送回了北大校医院门口。

由于已经是深夜，周边几乎没有行人，校医院的守卫又将邓朴方抬到了一间空病房，任他自生自灭。

第二天，邓朴方一位姓曾的同学找到了王凤梧，说自己要分配了，以前还找邓朴方借过20元钱，委托王凤梧转交。王凤梧本来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一位老师傅，被派到物理系，当工人代表。

接过钱，王凤梧就在校园到处打听邓朴方，从一位善良的同学口中得知了邓朴方还躺在空病房的一个角落里。

王凤梧急忙赶到，对病房的邓朴方问道：“你就是邓朴方吗？”

走投无路的邓朴方也顾不得许多，“嗯”了一声。

王凤梧看邓朴方正在打哆嗦，伸手摸了摸邓朴方的额头，才知道邓朴方发高烧了。王凤梧鼻子发酸，眼眶红了。他没有说还钱的事情，而是说：“我现在去叫大夫，给你看看，你别着急。”

十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被领着进入了病房。医生简单给邓朴方打了退烧针，还开了药，便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王凤梧又找来了邓朴方的两个妹妹，邓楠和毛毛，让她们俩照看。临走前，王凤梧还说：“你们不用怕，现在是工人做主，有事你们就找我。”

次日清晨，王凤梧还带来了几本印发的学习资料。看着邓朴方，王凤梧惋惜地说道：“同学们都讲他成绩不错，是要一心干事业的人。”

也许是看到了人间还有温情，邓朴方精神振奋了不少。他还安慰王凤梧，说：“王师傅，你别会心，我腿不行了，但还能当个科学技术员……。”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天就黑了。这一夜，邓朴方睡得很香。

过了几天，校医院找到王凤梧，坚持要让邓朴方出院。另外，工人宣传队队长还告诉王凤梧，称“你宣传队员的资格被取消了，该离开北大了。”

当得知王凤梧要走，同学们感情上过不去。有的同学还赶到王凤梧的家中，和他告别。

实际上，王凤梧早由预料，他安慰同学们，说：“说实话，我也不想回厂。我找宣传队的刘瑞群政委谈过，他也不同意，但还是没用。”

在离开北大之前，王凤梧还放心不下邓朴方。为了尽最后一点力量，王凤梧找了一辆三轮车，拉着邓朴方跑遍了北京城，求医问药。有一次，一老一少的两人来到了东城中医学院，请了一位名叫刘寿斋的老中医。

刘寿斋说：“他的病太重了，时间耽搁的太久。再说，他这是骨头出了问题，你还是找骨科专家看一看。”

听了刘寿斋的建议，王凤梧找北大校医院的芮大夫帮忙，拍了一张x光片，进入积水潭。不料积水潭一听患者是邓朴方，一口回绝了王凤梧。

无奈之下，王凤梧和邓朴方一起写了“折子”，托人递给了领导。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叫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过问此事。

如此，邓朴方才住进了积水潭医院。后来，形势又严峻了几分，邓朴方又被送到了救济院。

可以说，要不是王凤梧一直帮助邓朴方，邓朴方是无论如何也熬不过去的。1969年10月末，邓朴方才离开了救济院，几经辗转，来到了江西，和父母重新团聚。

在江西的岁月，邓朴方虽然清贫，但很快乐，毕竟能和家人在一起。

那时候，邓朴方用工人帮忙做的哑铃，锻炼上肢。自己在家鼓捣收音机，闲暇时就翻翻书。

改革开放以后，邓朴方的日子好了不少，并回到了北京，住在301医院。

懂得感恩的邓公提出要去看望一下王凤梧，还吩咐工作人员找到了王凤梧的住处，并告知了这一请求。

不曾想，王凤梧却拒绝了，他说：“我救助朴方不为别的，只是不忍看到他孤零零一人。”得知王凤梧如此高风亮节，邓公只好作罢。

在301医院，邓朴方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他听一位名叫陈晋元的教授讲，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康复医疗体系。不仅是单纯的医疗康复，而是全面康复，这让邓朴方深受启发。

1983年，邓朴方和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有一天，邓朴方还收到一封残疾人的来信。残疾人说：“你们要快啊，不要等我进了棺材板，康复中心才建成。”

邓朴方看在眼中，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1984年3月，在邓朴方的推动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5年之后，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盲人聋哑协会合并，成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担任首任主席。

有人曾质疑邓朴方的动机，这话传到邓朴方的耳朵里，邓朴方对记者说：“我都死过一次的人，还怕流言蜚语吗？”

经过几十年的运作，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帮助了数万残疾人，重返工作岗位，并找到了人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朴方无愧于父亲的谆谆教诲。

《邓朴方回忆梦魇般的往事》福建党史月刊

来源：墨珑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