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我是余欢水》中被生活狠狠拿捏,在荒诞现实里不断挣扎的余欢水,到《我的前半生》里在婚姻与职场中尽显懦弱、自私的陈俊生,再到电影《第二十条》中驼背、勾头,唯唯诺诺的检察官韩明,这些角色都带着鲜明的 “窝囊” 标签,也在播出后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近年来,以“窝囊废”为独特人物符号的影视剧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趋势,频繁跃入观众视野。
从《我是余欢水》中被生活狠狠拿捏,在荒诞现实里不断挣扎的余欢水,到《我的前半生》里在婚姻与职场中尽显懦弱、自私的陈俊生,再到电影《第二十条》中驼背、勾头,唯唯诺诺的检察官韩明,这些角色都带着鲜明的 “窝囊” 标签,也在播出后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而近期热播的《棋士》,看似是一部悬疑犯罪片,但本质还是延续了窝囊废题材的现实主义内核,但在角色塑造、叙事手法和主题表达上做了一些创新。
“窝囊废” 形象流行背后的社会情绪
窝囊废题材的流行,背后是当代社会情绪的深刻映照。
当下社会,生活节奏愈发紧凑,人们面临的压力如影随形。处在夹缝中的中年人,常常面临着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多重困境,感到无力和迷茫。
职场上,加班成为常态,普通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为了碎银几两而奔波忙碌,却时常感觉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宛如被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生活中,房贷、育儿、养老如三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有了孩子后,父母的参与也让家庭关系也变得愈发复杂微妙。在这种大环境下,“窝囊废” 角色的出现,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挣扎。
这类作品的主角往往是中年男性,在他们身上,传统叙事中的男性英雄形象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去雄化”的窝囊角色。
比如《我是余欢水》通过一个中年男性的视角,展现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余欢水在工作中被上司欺负,在家庭中被妻子嫌弃,甚至在朋友面前也抬不起头。他的窝囊不仅体现在外部困境上,更深入到内心深处,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这种对现实的精准刻画,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深深的无奈。
又如《我的前半生》中的陈俊生,看似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家庭,实则在家庭与事业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他为了维持表面的平静,不断妥协、退让,不敢轻易做出改变,这种状态何尝不是许多中年职场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小心翼翼地前行,害怕犯错,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内心的无力感与“窝囊”情绪在角色身上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
不仅是电视剧中,电影中也遍布“窝囊废”角色。而在电影《第二十条》中,雷佳音饰演的挂职检察官韩明,在家被妻子唠叨,在单位被同事责难,出去面对“社会人”还得低姿态调和,永远是一副唯唯诺诺、讨好他人的样子。
在网友的自发评选中,雷佳音、白客、郭京飞、沈腾被称为“窝囊废”赛道中的“F4”,其中雷佳音更被调侃为“古希腊掌管窝囊废的神”,足见他在这个戏路上的出色表现和深入人心。
以上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以窝囊废角色为核心,通过他们的困境和挣扎,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这种题材的流行,不仅是观众对现实的投射,也是对传统英雄主义的一种反叛。人们在观看这些作品时,仿佛在与角色一同经历生活的苦难,在他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也促使大家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探寻突破困境的可能。
《棋士》的创新与突破
之所以说相比之前的作品,《棋士》在“窝囊废”赛道上走的更远,是因为它打破了“窝囊废”常规的现实主义赛道,将悬疑犯罪、哲学等元素融合其中,实现了一种悬疑外壳与哲学内核的双重博弈。
相比《我是余欢水》的写实风格或《第二十条》的社会批判,《棋士》将围棋哲学深度嵌入犯罪悬疑主线。剧中劫案的设计借鉴围棋“三劫循环”理论,崔业通过“弃子战术”误导警方、伪造证据,每一场犯罪都如棋局般缜密。这种以智力博弈替代暴力冲突的叙事,既保留了传统悬疑的紧张感,又赋予故事东方哲学的诗意。
其次,男主崔业作为是一个典型的窝囊废,形象更加复杂和立体。
《棋士》摒弃了传统罪案剧的非黑即白设定,塑造了一个具有灰度的主人公崔业。他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既有对家庭的责任感,也有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
崔业人性中既有天然的劣根,也有向善而不得的被动巧合,最终形成了一种命运,让其冥冥之中走向黑暗的道路。崔业他在协助劫匪时的冷静算计,以及在面对警察哥哥时的遮掩与对抗,都展现了他内心的复杂性。这展现了人性在压力下的脆弱与坚强、自私与无私、堕落与救赎,也引发了对人性善恶的深刻探讨。
第三,传统作品中的 “窝囊废” 角色,大多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困境,通过展现他们的悲惨遭遇来引发观众同情,层次较为单一。
《棋士》中的崔业,其 “黑化” 并非单纯被生活所迫,而是夹杂着对命运的反抗与对自我价值的扭曲证明。一方面,生活的重重磨难将他逼至绝境,让他对原本的生活秩序彻底绝望;另一方面,围棋思维的运用,让他看到了掌控命运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内外因的交织,围棋策略与人生选择的映照,让这部剧具备哲学层面的一些隐喻。
例如剧中多次通过围棋隐喻揭示其心理:例如他教导学生“棋品即人品”,自己却为掩盖罪行冷静布局,形成强烈反讽。这种“天才堕入深渊”的设定,与《绝命毒师》的“老白”异曲同工,但《棋士》更强调传统文化(围棋)对角色命运的象征性束缚。
不止于此,而《棋士》的野心更大,它甚至想涉及很多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棋士》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小人物的犯罪历程,更以围棋为隐喻,深刻探讨了命运的无常与人性的灰度。剧中 “4条人命换一箱废纸” 的荒诞设定,以及随后假钞变练功券、柜员意外死亡、赛博算命等一系列反转情节,都在不断冲击着观众的认知,让人们思考在命运的捉弄下,人性将何去何从。崔业与刑警哥哥崔伟之间的 “猫鼠游戏”,更是将故事的深度推向高潮。兄弟二人,一个在黑暗中沉沦,一个在光明中坚守,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理念冲突,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也反映出社会规则与个人选择之间的激烈碰撞。
围棋在剧中不仅是崔业的职业,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理想的象征。然而,在现实的压力下,围棋智慧被异化为犯罪手段,崔业的围棋天赋也从曾经的精神支柱变成了他堕落的助推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追求梦想过程中所面临的挫折和无奈,以及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人们可能会产生的心理失衡和行为偏差。
剧中展现了旧时代与新时代价值观的碰撞。崔业所代表的旧时代围棋精神,在新时代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面前显得格格不入。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不仅是个人的困境,也是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引发了观众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遗憾:逻辑漏洞和借鉴痕迹
当然,《棋士》并不完美,甚至问题颇多。
被网友吐槽最多的就是剧情逻辑漏洞多。在开篇的银行抢劫案中,诸多情节不符合常理,如银行有摄像头,但警方调查时未复盘监控内容,在场受害者看到崔业被挟持这一线索也未发挥作用;崔业从良善教师到冷血罪犯的转变生硬,他在银行抢劫案中的行为缺乏合理性,比如短时间内想出协助劫匪逃脱的完美办法,却想不到自保手段,面对劫匪态度转变突兀等;此外,一些配角的行为也难以理解,像哥哥崔伟身为警察,在明知监控拍到弟弟的情况下,调查方式不合理,故意给弟弟拖延时间,影响剧情可信度 。
其次角色人设存问题。男主崔业的人设前后矛盾,前期展现出生活落魄、唯唯诺诺,却又突然能高智商犯罪,且人物 “黑化” 过程迅速且缺乏足够动机支撑。同时,剧情设定在南方城市,王宝强的口音与背景格格不入,影响观众代入感;部分年轻演员如陈永胜演技青涩,与中生代演员对戏时接不住戏,难以撑起角色。
最后就是这部剧的借鉴痕迹明显,或者换一个正面一点的说法,就是它有太多的致敬。这部剧与美剧《绝命毒师》的故事逻辑非常像,甚至直接在宣传时被有意无意的称为中国版《绝命毒师》。
然而只是人物设定和故事走向像《绝命毒师》,但却远没有达到《绝命毒师》的品质和戏剧张力,部分观众认为犯罪悬疑主线与围棋元素的结合生硬,剧情推进缓慢,甚至被吐槽“像年代剧”,反转设计显得幼稚。
《棋士》的负面评价折射出国产类型剧的共性困境:如何在借鉴经典与本土创新间找到平衡,如何提升剧本逻辑与制作细节的专业性,以及如何通过精准宣发触达目标受众。尽管该剧试图以“窝囊废叙事”呼应社会情绪,但其执行层面的瑕疵削弱了主题深度。未来,若制作方能正视观众反馈,或可在后续剧情中实现口碑逆袭。
社会情绪的变奏:从“同情”到“共谋”
早期窝囊废叙事多引发观众同情(如余欢水的憋屈),而《棋士》则通过崔业的犯罪合理化,让观众产生“共谋感”。当崔业点燃修车厂汽油、冷笑着说出“我们就搞他”时,弹幕中“爽到了”与“脊背发凉”并存。这种情感复杂性,恰是当下社会情绪的缩影:人们对系统性压迫的不满,正逐渐从隐忍转向对“破坏性反抗”的暧昧认同。
《棋士》的成功,标志着“窝囊废电影”从单一的情绪宣泄转向更复杂的价值探讨。它既是对社会痛点的回应,也是对类型叙事的突破。当观众为崔业的堕落唏嘘时,也在质问:当一个社会的容错率越来越低,普通人是否只能通过“黑化”完成自我救赎?这一问题,或许比剧情本身更具现实重量。
来源:曾可妮最宠的四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