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100%退出了中国市场,从95%的份额降到了0%。”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纽约美国城堡证券(Citadel Securities)组织的一次公开活动上抛出这句话时,并未加上任何情绪渲染。但这句近乎“断崖式”的表述,很快引发外界关注——
大家好,我是高恒,这里是高见观潮。
“我们100%退出了中国市场,从95%的份额降到了0%。”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纽约美国城堡证券(Citadel Securities)组织的一次公开活动上抛出这句话时,并未加上任何情绪渲染。但这句近乎“断崖式”的表述,很快引发外界关注——不仅因为它直指英伟达与中国市场关系的骤变,更因为它的字面含义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著偏差。
英伟达不是第一家因地缘政策而“收缩表态”的科技公司,但它的语言设计更具策略性。黄仁勋的“退出”言论看似强硬,却在措辞中刻意留白。他没有宣布撤销中国团队、终止合作渠道,也未使用“永久”“彻底”之类不可逆的语言,而且黄仁勋还提到,目前在英伟达所有股东预测中,都假设中国业务为零。公司如果在中国有任何新进展都是额外收获。很明显这是一种技术性退场,本质上,是一套商业可逆机制的语言表达。
所以我认为这既是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隐性抗议,也是对投资者的风险管理语言,同时仍向中国市场保留着可逆的空间。当一家全球化企业在中美之间不断被压缩战略回旋余地时,一句“退出”未必是结束,更可能是一次姿态性的重启请求。
从英伟达的最新财报看,“100%退出中国市场”这句话的准确性值得商榷。
2025财年,英伟达在中国大陆(含香港)地区实现营收171亿美元,同比增长66%,占其全年总营收的13.1%。据《财经》报道,通过多方供应链数据估算,2024年全年H20芯片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约为60万至80万片。
这不仅远高于国内主流AI芯片厂商的整体出货量。并且英伟达仍在中国维持一个规模可观的工程师团队,持续为本地大模型企业进行芯片适配与底层性能优化。
这些迹象表明,英伟达并未在实际层面完全撤出中国市场,所谓“市占率归零”的表述,更接近一种对外释放的策略性信号。
它既回应了美国政府对高性能AI芯片对华出口的持续收紧,也为投资人预设了“最保守预期”,以降低对营收波动的敏感反应。同时,这种极限化表态也为未来政策变化后的重新进入预留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对一家同时面对两大强权市场监管的企业来说,“撤退”往往不是终点,而是控制风险的方式。
品牌战略定位专家吴玉兴对高见观潮表示:在出口许可制度高度不确定的前提下,将中国业务从财务模型中剥离,是合理的合规动作。但在业务实际推进过程中,英伟达的供给网络、技术服务和合作机制仍未完全中断。某种意义上,这句话讲得越绝对,企业的真实意图反而越暧昧。
在这场公开对谈中,黄仁勋没有直接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技术出口的具体措施,但他清晰地指向了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无法想象任何决策者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即我们(美国)实施的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降到了0%。”
在一位美国CEO口中,这样的表述并不常见。它的分量并不在于是否准确,我们上面也谈到了英伟达的中国业务并未真正归零,这其中的意义在于以“业绩损失”作为政策反馈的表达方式。在无法直接对抗监管的前提下,用市场事实说话,是科技公司为数不多可以采取的、对政策表达异议的方式。
并且黄仁勋试图改变政策对AI技术认知的方式。他表示:“AI是一项新技术,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深思熟虑如何监管它”;美国当然希望赢得AI竞赛,(美国)决策者都想做正确的事,希望美国获胜。“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伤害中国的事情,往往也可能伤害美国,甚至更严重。
此外,他还强调必须回归“第一性原理”。在AI领域,对于任何计算或软件行业来说,开发者都至关重要,要赢得开发者才能创造未来的平台。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拥有全球大约50%的AI研究人员,对AI技术的热情与投入不容忽视。
那么从他的这番话也可以分析出另一层意思,我认为就是从全球技术产业结构来看,不让这些大量的研究者使用美国技术,不仅不会形成压制,反而可能促使中国加速构建替代体系。出口限制最终可能在短期内“赢得控制权”,却在中长期丧失全球开发者的信任与依赖——这是对平台型技术公司的根本性风险。
知名科技产业时评人彭德宇则直言不讳称:相较于政界对“技术领先”的绝对控制,黄仁勋提出的其实是一种生态主导权逻辑:技术本身不是竞争的终点,谁能吸引最广泛的开发者,谁才拥有塑造未来平台标准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英伟达真正担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市占率清零,而是未来全球科技生态系统的瓦解。
所以对一家高度全球化的科技公司而言,彻底脱钩意味着放弃灵活性。尤其是在一个占据全球技术市场约五分之一份额、仍是全球第二大AI算力需求市场的国家,主动断链几乎违背所有企业理性。更何况,英伟达在中国不只是一个销售渠道,更是一个涉及算法优化、工程落地、模型协同的大型合作网络。真正脱离这种生态,并非一纸政策所能完成。
黄仁勋的表态是一种“高配合度”的对美合规姿态,也是一种“低冲突性”的对中市场预留。他不试图挑战出口管制的合法性,而是通过财报口径与话术区隔,把中国业务从预期模型中“技术性剥离”,以降低政治风险暴露。在现实层面,英伟达并未停止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投入:无论是工程支持还是技术协同,都仍在按节奏推进。
在政策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先退出、再等待”的姿态反而成为一种企业自保策略。黄仁勋很清楚,市场的窗口可能会重新打开,但前提是你得站在门口,而不是已经转身离开。
来源:高见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