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在70余载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中,秉持“不偷懒、不自满”的治学信条,深耕法史,勇于创新,赢得了中外学界高度认可,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晋藩。
日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关刊《旗帜》在“新时代先锋”栏目刊发中国教师报撰写的《男儿当奋擒鲸志 但开风气不为师——记“人民教育家”张晋藩》一文。
人物名片
他在70余载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中,秉持“不偷懒、不自满”的治学信条,深耕法史,勇于创新,赢得了中外学界高度认可,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晋藩。
2024年9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男儿当奋擒鲸志 但开风气不为师
——记“人民教育家”张晋藩
储召生
初秋的北京凉风习习。京西万柳的一栋居民楼里,95岁高龄的张晋藩手持12倍放大镜,正在逐字校阅9月5日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新生秋季开学第一课的讲稿。尽管对中国法制史早已烂熟于心,开学第一课也早已坚持讲了十余年,但他每年还是要重新备课。
“不偷懒,不自满”是张晋藩的人生格言,也是这位“人民教育家”以身作则、启迪后学的智慧之光。
不让子孙去国外学中国法制史
在法律史学研究上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张晋藩毕生的追求。
1952年7月,张晋藩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中国法制史教员时,就遇到了教材问题。当时,中国法制史按苏联的学术习惯称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教材也以苏联教科书为模板,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四段论”。“四段论”在形式上各自独立,章节间缺乏内在联系。
如此松散的结构如何能成体系?张晋藩力图打破这种结构,创建中国特色的法制史。1961年,他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该讲义关于法律制度的叙述文字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不仅在篇幅上凸显了叙述的“法制”特色,更对特定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具体的阐释,出版后很快成为当时全国各院校法制史专业的通用教材。
1978年和1979年,张晋藩先后接待了来华访问的日本和美国学者,交流中一个细节深深刺痛了他:此前已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日本、美国、意大利学者均受邀参加,却无人邀请中国大陆学者。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中国大陆缺少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论著。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为扭转这种局面,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法制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张晋藩倡议集全国之力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要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牢锚定在中国。
万事开头难。1980年张晋藩召集首次编写工作会议,出席的学者不到20人,而且还都忙于课程教学,没有精力和条件投入这项工作。张晋藩并没有气馁,自己带头先干起来,1981年他编写的《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出版。“万顷洪波水接天,白帆点点打渔船。男儿当奋擒鲸志,慷慨高歌碣石篇。”成书之际,张晋藩写下了这首小诗以明心志。
这本教材影响深远,不仅恢复了中国法制史的名称,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架构,以历代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更创下法律学术著作连续印刷40余万册的发行纪录。此后又经过19年的艰苦努力,长达500余万字的 《中国法制通史》 十卷本终于在1999年完成,被意大利学者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要信任年轻人、敢于压担子
教师是张晋藩从事一辈子的职业。在人才培养上,张晋藩认为,要充分相信年轻教师的能力,敢于给他们压担子,鼓励他们大胆创新。
上研究生时,张晋藩跟苏联专家学的是国际法制史,毕业留校时却让他去教中国法制史。教了6年本科生的中国法制史后,1958年学校又从法律系选了5位优秀本科毕业生,跟着他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生。张晋藩说,学校领导两次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一个年轻人,当时他的压力特别大,但也让他有了责任感和努力工作的动力。
张晋藩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打好宽口径的专业基础。谈及宽口径,张晋藩表示,法制史的研究视野不能仅限于法律,正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等,给了他改革苏联“四段论”的勇气。因此,他培养博士生有一项独门秘籍:要求学生广读博览,尤其是相近专业的书;本专业重要的书要反复读,每月要检查读书笔记。
在学生的选拔培养上,张晋藩主张不拘一格选人才。1983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后,他招收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朱勇1984年师从张晋藩,其法制史博士学位证书留下了001的编号。
大家都说张晋藩的学生“最好认”,因为身上都带着他的学术传承印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张京凯至今仍记得张晋藩指导自己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先生要他把上课内容写成讲义,对着镜子练习,一遍不行就两遍:“讲课不能只靠临场发挥,要讲的内容,必须尽在掌握。”
史学研究更应观照当下和未来
学习中国法制史有什么用?张晋藩常说,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和未来。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1986年6月,张晋藩应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现场还与中央领导同志互动交流,受到了普遍好评。1996年和1998年,张晋藩两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3次讲课虽然题目不同,贯穿的主线都是为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张晋藩反对简单化的古为今用,他认为,要把古代的精华和今天的现实对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张晋藩同样重视对社会大众的普法宣传。2017年,他参与了100期 《名家谈·中华法文化》 公开课的录制,以名家讲故事的形式传播中华传统法文化精华。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张晋藩力图破解西方中心论的法史困局,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
在一次中国和意大利联合举办的国际法律史研讨会上,有位青年学者沿用了梁启超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契约,因而也就没有民法”。张晋藩建议他多看看一手史料,不仅周代钟鼎铭文里有契约,《唐律疏议》 《大明令》的“质赁条款”等,更是中国古代民法的确切存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赞许。
张晋藩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但他更喜欢龚自珍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2024年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后,张晋藩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坚守在教书育人第一线。张晋藩告诉记者,目前他希望和学生们一起,编一套中国古代教育法律史。
| 作者系《中国教师报》总编辑
来源: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