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大战结束，毛主席又哭又笑，哭将星殒落，笑两员女将“死而复生”》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1年9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前期的莲塘、良村战斗，黄陂战斗，以及第三次反“围剿”后期，老营盘、高兴圩战斗，方石岭战斗，红一方面军于9月15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大战结束，毛主席又哭又笑，哭将星殒落，笑两员女将“死而复生”》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1年9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前期的莲塘、良村战斗，黄陂战斗，以及第三次反“围剿”后期，老营盘、高兴圩战斗，方石岭战斗，红一方面军于9月15日宣告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战，红一方面军以3万人对抗蒋介石的10万人，历时75天，6战6捷，歼敌17个团，共3万余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其中还有两部电台。
蒋介石在此次进剿之前，以总指挥自任，并发下了狠誓，声称：若不能一战奏功，便自刎首级，以向党国谢罪。
前线败绩传回，他心生一计，想学曹操“剪发代首”，剪几缕头发来代替脑袋，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奈何他是出了名的秃子，哪有头发可剪？
于是乎，只能向部下塞责。
9月17日，他在南昌行辕对从前线溃败回来的诸将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怒斥，说：“你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你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人家三万兵。”
蒋介石还有一句话想说的，但又怕别人反问他为何不“自刎首级”？这才硬生生地咽下去了。
这句话，被他写在了日记本上，云：“国军璜璜上将，十个抵不住一个草寇。”
红军这边，毛主席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一而再、再而三地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用战争的亲历者——军事理论家郭化若的话来说，那“用兵如神”，“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真可谓居功至伟。
可不是吗？三次反“围剿”斗争，3万红军累计歼敌8万余人，中央苏区一度拥有21座县城，面积达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
但也必须指出，就在苏区军民热烈庆祝中央红军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的时候，设置在上海洋楼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又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创。
共产国际代表和王明在形势危险紧急的形势下，匆匆指定，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在上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
王明、博古、张闻天由此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也在这一段时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
对于这一事变，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肯定有自己过人的见解。
1931年10月21日，在筹备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前夕，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组织召开了一次小会，他们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归功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说这是在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英明领导下获得的“伟大成绩”。
实际上，博古、张闻天这时还在上海，尚未涉足苏区，而王明却在9月30日趁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机，远离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出国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
和王明的关系极为要好的同学博古，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由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康生任组织部长，刘少奇任职工部长。
对于“9·18事变”，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毛主席在本次小会上，针对“9·18事变”所引发的国内外危机提出：“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势必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而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的抗日热情高涨，之前的中间派将会发生积极变化而同国民党内部分化，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力量……”
毛主席的话还没有说完，就遭到了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猛烈批评和攻击。
任弼任打断毛主席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王稼祥则把毛主席所说的中间派说成“最危险的敌人”，强调“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顾作霖非常激动，竟然站了起来，指着毛主席，说毛主席是“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
中央代表团成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王明在赴苏前起草有一个文件，里面明确地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之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而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措辞太过凌厉，担任会议记录的人都记不下去了。
毛主席却非常冷静，静静地抽烟，一言不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回忆起这难堪的一幕，意味深长地说：“有人说我‘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了。”
来源：覃仕勇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