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自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一直官运亨通。到了37岁那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不到10年，从新入职的“公务员”做到副部级高官，这速度可以用“坐火箭”来形容。

曾国藩自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一直官运亨通。到了37岁那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不到10年，从新入职的“公务员”做到副部级高官，这速度可以用“坐火箭”来形容。

曾公出身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小地主家，家境并不是很富裕，因此在当京官时，好多年过日子捉襟见肘，四处举债。等他做到了侍郎这样的大官，家境才好一些，但仍然要受小吏的气。从他写的一封家书中可窥当时官场之腐败和曾国藩隐忍的性格。

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曾国藩在给几位在老家的弟弟的信中提到，他在“去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为父母和叔父母申请封赠，当时他做礼部侍郎已经三年了，还兼任兵部侍郎，条件完全合格。他以为一个礼部侍郎这么大的官，又是照章办事，行文管这事的吏部，那还不是很顺利地走程序？

没想到，具体操办这事的“书办”根本不买他的账，因为他没有专门托人并送钱，就把他的报告扔到一边“不议不论”，搞得他在父母和弟弟面前很没面子。吃一堑长一智，他立刻找在吏部任职的同乡好友夏阶平疏通关系。

后来这事办得怎样呢？曾国藩在同年（1851）十二月廿二日给诸弟的信中专门做了交代：

八月初六用宝一次，我家诸轴因未曾托人，是以未办。曾于闰八月写信告知，深愧我办事之疏忽。后虽托夏阶平，犹未放心，又托江苏友人徐宗勉，渠系中书科中书，专办诰敕事宜。今日承徐君亲送来宅，极为妥当，一切写法行款俱极斟酌，比二十六年所领者不啻天渊之别，颇为欣慰。

可见托不托人就是不一样。对这位在秘书处（中书科）专门办理封赠诏书的徐君，不知道曾国藩请托之外，是否还送了钱。这一次具体办事的人如此恭敬，专门将盖好章的诏书送到曾氏的宅子里，除了事前已经疏通好关系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咸丰元年初，曾国藩又兼了吏部和刑部尚书衔。虽然是为了办事方便，并非所兼各部的真正堂官，但既然兼了职衔，理论上就是这些部门小官吏的上司，他们不得不忌惮几分。

朝廷各部堂那些办事的书吏不是正式官员，薪水很低，也不可能升大官，因此利用手中的权力捞钱，是他们做事最大的驱动力，“靠山吃山”几乎是所有小吏包括皇帝身边的太监、权臣的仆人挣钱的不二法门，在当时已经成为官场人人都熟悉和遵循的潜规则。

六部中户部最肥，掌管全国的钱粮征收和各部费用的报销，书办生财有道；吏部管官员，工部管工程，兵部管武官升迁和军事装备，刑部管案子，各部书办都有发财的门路。即使是六部中看上去最清苦的礼部，书办也会想方设法“挖潜”来勒索办事者。

比如，礼部分管大臣死后谥号的草拟，这关乎对这个官员的盖棺论定。淮军大将、台湾省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死后，礼部有关部门的办事人员暗示死者亲属，如果肯多花万两银子，便可以让刘公得到一个更尊荣的谥号，已初拟为“庄肃”。刘家不愿意拿出这么多银子，于是被降低规格，谥“壮肃”。

晚清陋规，去政府衙门或大官的府邸拜访，必须给传达室的人以“门包”，否则不予通报。曾国藩的湘军旧属李兴锐在日记中记载一件事：

曾国藩此时任直隶总督，受命处理“天津教案”，而丁日昌因善于与洋人交涉，被朝廷抽调北上协助曾国藩办理这件最为棘手的外交大案。于是，他在李兴锐的陪同下，先去天津知府衙门找知府马绳武（字松圃，安徽怀宁人）接洽，可是守门的照样索要洋钱20元。丁日昌给500枚制钱，门丁嫌少，不愿意进衙门向主人通报。

丁日昌是巡抚，奉皇命来办差，竟然被官职低于自己的知府的门丁索要门包，愤怒可想而知，便要上书弹劾马知府。久经宦海的曾国藩选择了息事宁人。为什么呢？曾大人知道大清国上上下下都这样，弹劾某一个官员将其免职，没任何作用。

对大清朝上上下下的官吏贪腐的情况，曾国藩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中央还是省、府衙门，或是基层的县衙门，但凡有点小权力的胥吏必定想方设法捞钱。

同样是咸丰元年的九月，曾国藩接到诸弟的信，告知新任湘乡县署理知县朱孙诒勇于任事，想有一番作为，向全县的绅士募捐，来弥补历年来县衙的亏空（主要是应缴朝廷的钱粮未缴纳），自然他要找湘乡第一家曾府帮忙。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回信中劝弟弟们对这事不能太热心：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

这段话生动地描绘出了170余年前官府的小吏是如何像蚊子吸血一样瞅准一切机会贪腐。对太平天国起事的真实原因，曾国藩心如明镜，因为他太了解“复杂中国”的官场百态了，对此他无可奈何，只能承认现实。在这样举国上下处处烂污的状况下，他仍然怀着某种远大的理想做事，而且做大事，真是不容易。

来源：领导文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