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斐李鑫斓：以动画为媒：中国符号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摘要：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追溯早期异国动画如何构建中国形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也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辨明中国动画的话语站位，从而运用动画这一传播载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作者：蔡斐（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鑫斓（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1期

导读：

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追溯早期异国动画如何构建中国形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也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辨明中国动画的话语站位，从而运用动画这一传播载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影像对文化符号的使用并非随意而就的，而是意识形态表达与价值观输出的过程。尤其对于动画而言，既无需现实取景，也不一定要真人演员出演，有更大的空间展开想象与创作。在传播形式上，动画包含电影动画、电视动画、网络动画等。在自由的创作环境下，动画呈现了丰富多元的文化符号，构建起充满想象力的文化形象与故事王国，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传播国家形象与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

伴随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异国影视作品倾向于借助中国元素进入中国市场，拉近与中国观众之间的距离，提升在中国的收视率。但不少异国动画存在着对中国符号的误用，从而带来中国形象的窄化甚至扭曲。在符号场域，尤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中，对“符号权”的争夺，越来越超过对其他实力宰制权的争夺。[1]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追溯早期异国动画如何构建中国形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也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辨明中国动画的话语站位，从而运用动画这一传播载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一、国际动画市场如何呈现中国符号

（一）符号运用手法：拼贴与重构中国文化符号

在国际动画市场中，中国符号作为“异文明”美学意象，深受以好莱坞动画工业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世界的欢迎。面对庞大的异国消费者，西方动画将别具特色的中国元素杂糅其中，不仅能够由此“贴近”中国市场，还能凸显文化产品的显著个性，以异域风情吸引消费者。这种工业文化式的符号呈现追求的是实用与高效，其中最有效率的方式是拼贴与重构。拼贴的方法较为简单，只需在原有故事架构下将个别时间、场景、人物或道具替换为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符号元素。如《中华小当家》《花木兰》《降世神通》《超人总动员》《无敌破坏王》等动画大量展现了筷子、春联、中国村落、中国宫殿建筑等中国符号，但这些元素的出现更多是作为故事情节的装饰，不能发挥提示故事背景、展现人物习惯、揭示人物动线等重要作用。比如，《花木兰》中的围屋土楼建筑在唐末以后才出现，不符合花木兰时期的北魏背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源自元杂剧《西厢记》，不可能以对联的形式出现在北魏。此类符号拼贴更多重视的是符号的视觉呈现，并不注重符号原本的文化背景与表征功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异国动画忽略了对中国文化内在意涵的探索。如《功夫熊猫》《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等动画尝试融入中国道法、五行等传统文化符号。这种探索式呈现仍难以脱离自我与他者的视角，从而走向对中国文化符号的重构。如在《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中，影片塑造了一个武功高超、惩恶扬善的中国少林功夫大师周师傅的形象，借周师傅之口，揭秘少林功夫秘诀：“释放内心的野兽”（Show Your Inner Beast）。从表面上看，动画不仅呈现了如少林锤、铁头功、梅花桩、气功、狮吼功等丰富的少林武功符号，还讲述了“顿悟”的中国功夫奥秘，符合东方文化中的“体悟”“顿悟”的思维方式，似乎可以将其追溯至中国少林气功的修行和东方佛教的“念力”。但动画将功夫与打斗的胜利解释为释放内心的欲望，与佛教“念力”所强调的心目清静、静念精心、离欲寂静、断除欲望[2]的境界背道而驰。实际上，动画在悄然之间剥离了中国符号的内在意涵，将符号的所指与西方价值体系接合，呈现了美国式个人主义超级英雄梦，宣扬的仍是强调个性、崇尚个人至上的西方人权本位思维。这种重构的方式相对较为隐蔽，仍未脱离西方工业文化生态中的动画生产逻辑。

（二）符号叙事成因：服务于自身的东方“他者”

在深度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多样化的文化符号已经伴随《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走向世界。但在大多数异国动画中，中国符号与中国文化断联、中国形象变异与扭曲等现象十分显著。如在《脆莓公园》中，现代城市中的中国人仍头戴传统草帽、身穿旗袍；在《青春变形记》中，美美的家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宗祠；在《一家之主》中，东方面孔的角色多为社会底层劳动者等。这些动画运用叙事手法，使中国符号的意符与新的意指相连。任何符号表意和解释活动，都需要从一个意识源头出发。没有意图的表意和解释不可能进行。[3]而这种意图有必要追溯至戏剧发展之初。

萨义德指出，在现存最早的雅典戏剧（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以及现存最晚的雅典戏剧（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中，都将欧洲与亚洲分开：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而亚洲是战败的，遥远的；人们用东方隐指危险，认为偏激的、过度的东方是缺乏理性的，那些神秘的、有吸引力的东西与西方认为正常的价值相左。[4]实际上，当时的欧洲无法靠经验直接感知东方，因此，与其说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是符号叙事的结果。西方通过建构“他者”符号，便于识别自身的主体性，表达“自我”的观念、价值、信仰与情感，在符号的交流过程中，“自我”由此确立。

在符号学中，符号本身就具有相当的随意性，符号与意义的结合是在语言关系与社会约定俗成下形成的。由此形成的“他者”符号，与其所指涉的现实对象并不具备必然关系。因此，异国动画会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下起支配作用的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而变动性地建构中国符号意涵。符号化的“他者”可以是理想化的，能够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如马可·波罗时代，中国是个遥远的地理概念，关于中国地大物博、君权强盛的传说广泛流传；它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表现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5]，如在乔治·安森于1742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中国是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野蛮国度。符号对现实的指涉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可供西方参照的、能够服务于自身政治文化的“他者”形象。

由历史反观现实，也就不难理解以西方为代表的异国动画为何借助符号叙事，游动性地建构不同的中国形象。因此，对当代中国而言，刻意抵抗以东方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纠偏中国形象，不如转变为直面符号叙事差异，认清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的站位，以对话与交流的方式，谋定中国符号的动画叙事策略，借助有吸引力的中国符号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

二、中国动画形神兼备的符号运用

（一）讲好中国符号的“形”：构建有吸引力的中国符号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华夏传说、玄幻神话、英雄豪杰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精彩故事数不胜数，这些故事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跨文化传播中，用中国特色符号讲好有吸引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要注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从视觉、知觉、理解惯性与可接受性等方面跨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传播障碍。

首先，从审美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符号本就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中国动画运用3D、特效、渲染、AR等多种媒介技术手段，融合现代审美，呈现中国美学意境，不仅有利于从视觉感官上吸引异国观众，也能够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如《三体》《灵笼》《黑门》《胶囊计划》等国产科幻动画展现了末日世界的科技想象，在震撼的视觉景观下，探讨人与科技的相处之道以及人何以为人的哲学命题。而《中国奇谭》《长安三万里》《白蛇：缘起》《雄狮少年》等动画作品则侧重水墨艺术、神话传说、诗词歌赋等中国独特的写意符号，以东方意韵描摹出精彩绝伦、极具吸引力的中国故事世界，不仅以东方视觉审美吸引了异国观众的注意力，也在动画的娓娓道来中呈现了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其次，在跨文化传播中将和而不同的文化符号融入故事情节，在形象化的场景与简明的故事发展中交代中国符号的内涵，能够降低符号认知的难度。如在《熊出没》《猪猪侠》《无敌鹿战队》《宇宙护卫队》等动画中，故事情节大多围绕伙伴互帮互助的冒险行动展开，但在其中润物无声地融入大量中国文化符号，使观众在情节发展中认知到中国符号的概念、意涵。如《无敌鹿战队》在讲述四只小鹿守护家园“中央森林”的故事情节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概念设计为小鹿拥有的行星超能力，使观众在熟知的冒险故事中循序渐进地理解中国的文化符号。

再次，为了使国际受众更容易接受中国符号的文化意涵，要善于寻找中外符号的共通点，以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原型讲述中国故事。如中国文化中的“水”符号经常出现在《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大护法》《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等动画中。水作为常见的符号，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阐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而中国对水的理解可追溯至道家传统。无论中外，对“水”均有着共通性的推崇。中国动画借助观众的理解惯性，能够充分讲述中国文化中“水”符号的丰富意涵。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哪吒镇水信仰表现中国古代民间的水崇拜，以《山河社稷图》表现道家探索水之哲学意象，阐释中国传统价值观对水符号所蕴含的“上善若水”的理解。在和而不同的“水”符号中，展现中国人基于水文化所造就的无私、宽厚、包容、谦虚、不争的为人之本与交往之道，建构了兼容并蓄、接纳包容的中国文明形象。

传播的目的是让受众接受，因此中国动画在呈现中国符号和讲述中国故事时，不能自说自话，而是要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中国动画既要关注自身文化主体性，也要重视跨文化传播中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以产生相契合的文化共鸣。

（二）凸显符号价值的“神”：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

传播中国故事“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6]。由此，中国动画在进行海外传播时，需要明晰中国故事所蕴含的“道”是什么，即中国符号要传播何种中国特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吸引力是什么。

从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传统来看，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始终崇尚文明交往与文明互鉴。这种对不同文化的“和合”观念，可以追溯至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传统。与西方文明社会发展相比较，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践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世界交往之道，奉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平等相处原则，主张建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平世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早已突破族群视野限制，走向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和合”文化追求。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饱含着深沉的“命运共同体”情感。[7]

这种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符号中，这也是中国符号与中国价值观独特的吸引力所在。因此，面对国际市场存在的文化心态、文化语境的差异，中国动画在“出海”过程中要正确认识中国符号的“合”文化传统，对自身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底色充满自信，围绕中国价值观的特质，在中国故事中展现“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志同道合”“天人合一”等“合”价值观念。如动画电影《雪人奇缘》讲述了西方陌生的中国西藏雪怪传说故事，但其内核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孩子们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的深厚友情，人与雪怪之间建立起的跨越物种的情感，孩子成长历程中从畏惧艰险到勇敢面对的价值倡导，最终落脚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层故事内核。此类聚焦人类共通情感与价值观的动画，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引发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共鸣。《雪人奇缘》获得第25届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最佳动画长片提名。而且，通过中国故事，《雪人奇缘》体现了中国对于生态问题的理解，展现了“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8]的理念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当今世界，虽然“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9]。中国符号所蕴含的和谐、和平、联合、共生的思想，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三、拓宽中国符号的国际传播渠道

（一）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传播相通符号

在国际传播中，真正为成功的交流作出贡献的，往往是我们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别。[10]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文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之所以能够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引起良好反响，正是因为各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存在共通之处，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普遍推崇的“只有合作才能成功”和“人类共享”的乌班图思想，拉美的“相似的命运”理念等均与之十分契合。[11]因此，中国动画在讲好中国故事时，可以首先面向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于共同的历史基因与文化基因，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拓宽动画传播的生产与传播渠道，共创共享优质动画作品。

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共通性的优势，中国动画“熊出没”系列、《超级飞侠》《我是发明家》《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广泛发行。如“熊出没”系列以世界共通的环保符号作为叙事线索，在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葡萄牙等5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播出，好评如潮。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拍动画进一步推动了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与民心相通。如中新合拍的《直立象传说》、中巴合拍的《奇幻森林之兽语小子》、中国与多国合拍的“熊猫和和”系列等动画，从区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观”出发，使中外符号进行更好的文化融合。在“熊猫和和”系列动画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捷克、葡萄牙、南非、俄罗斯、新西兰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作《熊猫和小鼹鼠》《熊猫和卢塔》《熊猫和小跳羚》《熊猫和开心球》《熊猫和奇异鸟》等动画。从片名便不难看出，这些动画分别以中国国宝熊猫与合作国家有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动物符号为动画主角，具有贴近性与熟知性。双主角的模式，也使不同国家的文化均得到了良好呈现，做到了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成为共建文化包容、文明互鉴的“一带一路”文化圈的有效尝试。与此同时，与不同国家共创的动画分别融入该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风情、文化特色和自然历史知识，做到了文化符号的兼容并蓄，使动画充满多元文化色彩。在共建共享的思维模式下，中外合拍动画能够结合不同国家的优势，在友好协商下取长补短、互助合作，共同推动制作、发行、传播等全流程环节的落地。

（二）合作共赢：走好东西合拍的共赢之路

全球化背景下，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守中国自主的文化价值立场，也要正视国际动画市场现存的西强东弱现实，积极寻求与西方合作和学习的机会。

随着全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断深入，东西合拍片成为全球化时代搭建“自我”与“他者”沟通的桥梁。对于西方而言，合拍片不仅提高了票房分账的比例，也可以规避中国市场对进口影片的配额限制。对于中方而言，面对西方电影对中国符号长期的拼贴、挪用与误读，中方的主动参与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破除这一僵局，重新把握影视中符号的建构权与阐释权。不同国家在进行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能够打破双方文化壁垒，寻找文化共鸣，实现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共赢。

近年来，《功夫熊猫3》《未来机器城》《雪人奇缘》《冲破天际》《飞奔去月球》《许愿神龙》等合拍动画在符号传播与叙事表达方面更加准确，既能够将文化符号与叙事内核相融合，又能够将中国民间故事与现代化时代背景、中国叙事与国际审美、中国传统文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进行良好融合，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如在《许愿神龙》中，导演为了更准确地呈现中国城市符号，在实地调研并与团队里的中国同事沟通后，呈现了上海石库门建筑、老弄堂群居景象、上海交通早高峰、穿梭于大街小巷配送外卖的电动车等中国人熟悉的、鲜活的中国城市场景。在角色塑造上，该动画则在传统尊贵的“中国龙”与西方凶猛的“欧洲龙”的文化间隙中，创作了一条调皮可爱的粉色龙，弥合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

在合理使用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合拍动画还对以往欠缺的现代化中国符号进行了补充。如在《飞奔去月球》中，除了讲述嫦娥与后羿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还融入了凤凰传奇歌曲、广场舞等中国元素，以及磁悬浮列车、嫦娥工程、“玉兔号”等展现中国先进科技水平的代表性成果。在中西方的合意下，动画向世界展示了更全面、更现代化的中国形象。在叙事层面，合拍的形式为中国制作者提供了多元的视角，《飞奔去月球》在中国民间传统妇女形象与西方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的协商中，塑造了嫦娥这一拥有时尚的现代偶像歌手造型的强大女性形象，隐喻了传统文化的成长性与时代感。值得一提的是，《飞奔去月球》的创新尝试也使其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提名，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外合拍动画电影。合拍片不失为在充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础上践行交流、理解、共享的合作共赢之路的有益尝试，有利于国际市场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促进世界文化共同繁荣发展。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论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失去效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吸收东方精神观念，尽管常常会对其进行西方化的改造[12]，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开端。

中国动画应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3]。与此同时，中国动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国际审美相结合、将中国自主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加强文明互鉴，积极与世界各国展开文化交流，走好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创共建、合作共赢的国际融合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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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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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5.

[10]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第四版)[M].闵惠泉，王纬，徐培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60.

[11]王雪冬.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及辨析[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7(11):89-9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