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淞沪会战的硝烟刚散，日军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共10个师团，已沿京沪铁路、京杭国道两路杀向南京，迁都重庆的命令刚对外公布，“谁来守首都”就成了压在蒋介石心头的巨石。

1937年11月20日，南京颐和路蒋介石官邸里，聚集了一大批名将，只为选将一事。

当时淞沪会战的硝烟刚散，日军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共10个师团，已沿京沪铁路、京杭国道两路杀向南京，迁都重庆的命令刚对外公布，“谁来守首都”就成了压在蒋介石心头的巨石。

他手指叩着桌面，目光扫过满座将领：“南京乃国父陵寝所在，总要有人撑住场面，谁愿担此重任？”

话音落了半刻，满座能打的名将，竟没一个应声。就在蒋介石脸色沉到极致时，角落里突然站起一人，声线洪亮却不张扬：“若无人愿守，我唐生智愿接！南京丢了，我以死谢罪，绝不苟活！”

这话像颗定心丸，让蒋介石当场拍板：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筹全城防务。

但有一个古怪的问题，唐生智既非蒋介石嫡系，自1929年反蒋失败后就没掌过实权，久疏战阵，反观薛岳、卫立煌，都是刚从战场下来的猛将，为啥前者弃之，后者婉拒，偏偏唐生智要凑上来“顶雷”？

薛岳、卫立煌的拒绝是有原因的，1937年11月的南京，已经到了悬崖最后一步。而将领思考就不止是作战的问题，怎么打？怎么守？怎么不背“丢首都”的千古骂名？

当时参会的军事委员会作战组组长刘斐，在《南京保卫战回忆》里说得直白：“南京三面是山，背面靠长江，日军只要拿下紫金山控制制高点，再封死长江江面，守军就是瓮中之鳖，想撤都撤不出去。”这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实打实的依据。

据《南京卫戍军作战详报》记载，当时号称“15万守军”，实则水分极大：12万是淞沪会战撤下来的残兵，有的师只剩3000多人，连建制都补不齐；剩下3万是刚从四川、贵州调来的“草鞋兵”，川军第20军的士兵，11月的天还穿着单衣，手里拿的是清末制式的老套筒步枪，机枪平均每挺只有2000发子弹，不足日军标准的五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防御工事，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早在10月就递了《南京防御建议书》，里面明着写“已完工工事仅占计划的30%”，暗着点出“核心阵地缺少钢筋水泥碉堡，外围战壕连防雨设施都没有”。后来他在私人日记里直言，守南京是为了靠这场抵抗向国联表决心。

最坑人的还有“派系账”，南京守军里，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是蒋介石嫡系，不仅优先拿到德制装备，弹药堆得像小山；川军、粤军这些“杂牌”，被一股脑派去守最外围的句容、淳化，连铁锹都不够，只能靠手挖战壕。

第66军军长叶肇后来回忆：“我找唐生智要迫击炮弹药，他只说‘嫡系部队都不够用’，转头就看见教导总队的弹药车从营区开过，连门都不让我们靠近。”

这样的局，明眼人都看得出：守，是替嫡系挡子弹；败，是自己背黑锅。薛岳、卫立煌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往火坑里跳？

薛岳是蒋介石最先想到的人。淞沪会战里，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硬扛日军，虽然伤亡超6万，但也打出了“罗店拉锯战”的硬仗，蒋介石觉得“他能扛事”，私下找他谈：“伯陵，南京交给你，我放心。”

可薛岳当场没应，只说“容我查完淞沪残兵的建制再答复”。当晚他就叫来了副官赵志坚，摊开南京防御图骂：“委员长这是拿我当傻子！你看这部署，嫡系守紫金山、光华门这些核心，杂牌守外围当炮灰，我一个非嫡系，能指挥得动教导总队？”

赵志坚就在《薛岳生平纪要》里提过一件事：薛岳私下找陈诚吐槽，“南京守不住的，我去了，打赢了是委员长决策英明，打输了是我指挥不力，这替罪羊我不当”。

更关键的是，薛岳与陈诚的矛盾早有耳闻。淞沪会战里，陈诚要他硬攻日军阵地，薛岳认为“是添油战术”，两人吵到蒋介石面前，最后还是薛岳妥协。要是接了南京防务，陈诚再在后勤上“卡脖子”，别说守南京，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兵权都难说。

几天后，薛岳找了个实打实的理由：“淞沪残兵散在苏南各地，我得去收拢，不然部队就彻底垮了，没人守武汉也不行。”蒋介石知道他的心思，也没强逼，毕竟薛岳是能打的将领，真逼急了，以后没人替他扛硬仗。

薛岳推了之后，蒋介石又找了卫立煌。卫立煌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忻口会战里跟日军拼了23天，没皱过一下眉，可这次他却婉拒了：“我能力不够，怕误了大事。”

卫立煌的顾虑，比薛岳更实在，他是“杂牌”出身，没靠山，蒋介石早就想找机会削弱他的力量。

淞沪会战后，他的第十四集团军被拆得七零八落：3个军里，2个被调去守武汉，1个留在山西，手里只剩个空架子；要是接了南京防务，只能指挥川军、粤军这些“杂牌”，嫡系根本不听调，打输了肯定是他的责任，打赢了也落不到好处，反而可能被蒋介石“卸磨杀驴”。

《卫立煌回忆录》里，他专门提过南京防务：“我去南京，就是替嫡系挡子弹。日军来了，杂牌先上，打光了，嫡系再撤，最后骂名是我卫立煌的，委员长还能对外说‘我用了真心，是卫立煌不争气’。”

还有件事让卫立煌彻底寒了心。

他主动去看南京外围阵地时，发现川军第145师的阵地连像样的战壕都没有，师长饶国华拉着他的手哭：“卫司令，我们连铁锹都不够，士兵只能用刺刀挖，怎么守？”

可转头去看教导总队的阵地，不仅有铁丝网、鹿砦，还有钢筋水泥碉堡，士兵正围着弹药堆清点。这仗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他去了也没用，只会白白送命。

薛岳、卫立煌都拒了，蒋介石正犯愁，唐生智站了出来。可这份“忠勇”背后，藏的是他憋了8年的“复起梦”。

自1929年反蒋失败后，他手里的湘军被收编，成了个“空架子将军”，只挂着“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的虚职，连个自己的兵都没有。这些年看着薛岳、卫立煌步步高升，他心里早就按捺不住，总想找个机会“露脸”，重新拿回兵权。

唐生智的原侍卫长李觉，在后来里回忆：“开会前一晚，唐司令跟我说‘这次是个机会，只要我摆出死守的样子，哪怕最后丢了南京，也能落个抗日英雄的名声，到时候回湖南招兵，就能重新拉起队伍。他还偷偷跟英国军舰打了招呼，要是打不赢，就坐船撤去江北。”

南京军事会议上，唐生智精准踩中了蒋介石的“需求点”，蒋介石要的不是“胜利”，是“姿态”，而他的“以死谢罪”，刚好能给国际社会看“中国守首都的决心”。

果然，蒋介石当场拍板，还给他配了“卫戍司令长官”的全套班子，可唐生智的军事能力，早就跟不上战场节奏了。

但上任后，他干了两件蠢事，直接把15万守军推上绝路：一是下令“收缴全城渡船，所有船只集中销毁，与南京共存亡”，可转头就留了3艘汽艇，藏在江边芦苇荡里，供自己及嫡系亲信使用。

二是把15万守军撒在南京外围50多里的弧形防线上，从句容到淳化，每个阵地只放1-2个师，兵力分散得像“撒芝麻”，日军一进攻，防线就破了。

更可笑的是，他根本指挥不动部队。

中央军第74军军长俞济时，每次接到唐生智的命令，都先打电话问蒋介石“要不要执行”；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干脆把部队撤到江边，跟士兵说“唐司令懂打仗吗？他只会让我们送死”。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破中华门，唐生智召开紧急撤退会议，嘴上说“大家相机突围，能撤多少是多少”，可没等会议结束，就带着亲信坐上了早就准备好的汽艇，往江北跑。

临走前，他既没下令打开挹江门、太平门的城门，也没给外围守军发撤退路线图。

挹江门内，溃败的士兵和逃难的市民挤在一起，互相践踏，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尸体堆得比城门还高，我们不得不开枪维持秩序，可根本拦不住。”

南京陷落后，有人骂唐生智“误国”，说“要是换薛岳或卫立煌，南京就不会丢”。可翻遍史料才知道，就算换了人，南京的结局也难改。

不是将领不行，是当时的局，谁来都破不了。

先看薛岳，他最擅长的是“运动战”，后来的长沙会战，靠“天炉战法”诱敌深入，可南京是“绝地”，三面环山、背水长江，没地方让他“运动”。日军只要封死长江（12月1日就派军舰封锁了江面），薛岳就算想撤退，也没船；守军没弹药，就算他想组织反击，也没力气。

薛岳后来跟人聊起南京，说“我要是守南京，最多多撑3天，还是要丢，最后还是我背锅”。

再看卫立煌，他擅长“阵地战”，可阵地战得有装备、有补给。

忻口会战时，他有阎锡山的晋军帮忙，弹药能及时补充，可南京守军派系林立，他根本整合不了。川军不听粤军的，粤军不服中央军，就算他想调整部署，也没人肯动。更别说日军的重炮能轰塌南京的城墙，他就算把阵地修得再结实，也扛不住日军的火力。

最关键的是，蒋介石的“遥控指挥”没停。

12月11日上午10点，他给唐生智发报“若守不住，可相机撤退”；可到了下午3点，又发了封电报“务必死守，等待国联调停，不可轻退”。这种自相矛盾的命令，就算薛岳、卫立煌来了，也会被搞乱。

还有国际调停的“谎言”。

蒋介石一直幻想国联能出面制止日本，11月3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他派了代表团去求情，可英美法只说“同情中国”，没派一兵一卒，甚至在12月10日日军总攻南京前，把协助运输的英国民用商船都撤了。

等蒋介石明白“没人帮中国”时，南京已经被日军合围，想撤都撤不出去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唐生智逃到江北后，还对外说“我是突围出来的”，可长江里的尸体，揭穿了他的谎言。

那些没船撤退的士兵，那些没来得及逃难的市民，被日军的机枪扫射，尸体顺流而下，把江面都染成了红色。

川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国前，给刘湘写了封遗书：“子弹打完了，士兵也死得差不多了，我没脸见四川父老，只能以死谢罪，愿来生再守家国。”

教导总队第3旅旅长马威龙，带着士兵在紫金山跟日军拼刺刀，身中7弹，倒在国父陵寝不远处。

唐生智后来没被追责，1938年还当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可他永远躲不过长江里的那些冤魂。有人问他“后悔守南京吗”，他说“我是替委员长背锅”，可他忘了，那些死在南京的士兵和市民，没谁愿意当“政治账”里的牺牲品。

长江依旧东流，那些留在1937年冬天的名字，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回家”的人，却永远回不来，铭记叹息！

来源：历史梗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