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3月,南京秦淮河畔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夜深人静时总会传来轻微的“嘀嗒”声。>住在对面的王大爷起夜时,偶尔能看见二楼窗口一闪一闪的微光,像是有谁在深夜忙着针线活。>他当然不会想到,那忽明忽暗的亮光,其实是经过精心遮挡的电台指示灯在闪烁——这里潜伏着一个让
>1950年3月,南京秦淮河畔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夜深人静时总会传来轻微的“嘀嗒”声。
>住在对面的王大爷起夜时,偶尔能看见二楼窗口一闪一闪的微光,像是有谁在深夜忙着针线活。
>他当然不会想到,那忽明忽暗的亮光,其实是经过精心遮挡的电台指示灯在闪烁——这里潜伏着一个让南京市公安局搜寻了整整八个月的“幽灵”电台。
1949年12月,南京刚刚解放半年,新生的公安机关正在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就在这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无线电监测部门的注意。
监测员小刘在例行的频谱扫描中,发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信号。
这个信号总是在深夜11点到凌晨2点之间出现,每次持续时间不超过15分钟,发报速度极快,手法专业。
更奇怪的是,这个信号的位置飘忽不定——今天在鼓楼区,明天可能就到了秦淮区。
“这是个‘游击电台’!”监测负责人陈明(化名)一拍桌子,“敌人学精了,他们在打游击!”
确实,这个电台的操作者异常狡猾。他从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发报,而是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南京城内不断变换位置。
有时在废弃的仓库,有时在旅馆的房间,甚至有一次信号竟然出现在秦淮河的一条小船上。
南京市公安局立即将这个案件列为重点,代号“捕幽灵”。
专案组由陈明亲自带队,抽调了数名优秀的监测员,配备了当时可用于移动监测的美制BC-339等型号的无线电测向仪。
让专案组头疼的是,这个电台采用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盲发”模式。
所谓“盲发”,就是发报者只发送,不接收。这意味着公安机关无法通过监测敌方指令来设伏,也无法通过电文内容来推测下一步行动。这个特务就像个自言自语的人,只管说,不听答。
“我干了这么多年无线电侦测,从没见过这样的。”老监测员张师傅(化名)摇着头,“他不接收指令,怎么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陈明在案情分析会上指出:“这种‘盲发’模式虽然使我们难以追踪,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个特务一定有某种固定的信息来源,或者他执行的是一个长期、固定的任务。”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一个意外的发现提供了转机。
1950年4月的一个雨夜,监测车在中山路附近再次捕捉到了“幽灵”信号。这一次,信号持续时间异常地长——整整28分钟。
“他今天怎么这么大胆?”小刘疑惑地问。
陈明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重要情报,顾不上安全了!快,锁定位置!”
多辆监测车从不同方向包抄,最终将信号源锁定在新街口的一栋公寓楼内。当民警冲进房间时,只找到了一台还在发烫的电台,人早已从后门溜走。
但这次行动并非一无所获。在房间的废纸篓里,侦查员发现了一张被撕碎的电报纸。经过技术部门精心拼接,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
“水文资料已获,明日老地方。”
“水文资料”四个字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关系到沿江地区的基础信息!
陈明立即向上级汇报,同时加强了对各相关单位的内部排查。果然,第二天就传来消息:负责水利勘测的某单位丢失了几张长江水道水文记录图。
虽然这不是最核心的军事布防图,但仍然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敌人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一些内部单位!
接下来的一个月,“幽灵”电台突然沉寂了。专案组知道,这是敌人在试探风声。陈明决定改变策略,不再被动地追踪信号,而是主动出击。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既然特务要传递“水文资料”这样的实物情报,就一定要有交接地点。那个“老地方”究竟在哪里?
专案组对南京城内所有可能交接情报的地点进行了排查:公园、电影院、茶馆、百货公司……最终,秦淮河畔的东风公园 的长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据公园管理人员反映,最近几个月,总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每周三下午都会来长廊坐一会儿,看似在看书,实际上书页很少翻动。
5月10日,周三。便衣民警早早埋伏在长廊周围。下午三点,果然来了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子。他手里拿着一本《水浒传》,在长廊尽头坐下。
民警注意到,他看似在读书,但视线总会不时地、快速地扫过身旁栏杆的特定位置。
更有一次,他借故弯腰系鞋带,手指迅速地从那根栏杆的底部划过。
这种“查看”加“触碰”的行为模式,引起了侦查员的高度警惕。虽然从远处无法看清螺丝细节,但根据其对特定位置超出常理的关注度,陈明判断:那里极可能设有一个“死信箱”。
“原来如此!”在远处观察的陈明恍然大悟,“他把情报藏在栏杆里,这样交接双方根本不用见面!”
这种被称为“死信箱”的情报传递方式,解释了为什么电台要采用“盲发”模式——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直接联系。
顺着“眼镜男子”这条线索,专案组很快查清了他的身份:杨文彬(化名),43岁,在太平南路开了一家“文华书店”(化名),是街坊邻居眼中的老实人。
谁能想到,这个每天笑迎顾客的书店老板,竟然是个资深特务?
杨文彬的真实身份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发展的特务,代号“夜鹰”。
南京解放前,他奉命潜伏,利用书店做掩护,专门收集各类情报。他的上线在半年前已经被捕,所以他改为“盲发”模式,单方面向台湾发送情报。
为了确保证据确凿,专案组对杨文彬进行了半个月的严密监视。他们发现,这个特务极其谨慎:每天准时开店、关店,与邻居友好相处,甚至连讨价还价都和普通店主没有两样。
但他的破绽还是露出来了。
5月20日,杨文彬的女儿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写了一篇《我的父亲》,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注意:
“爸爸每天晚上都要算账到很晚,他的算盘打得特别好,连报纸上的数字都能算出秘密来……”
“报纸上的数字?”陈明看到这段话后,立即派人收集了杨文彬书店里近期的所有报纸。
果然,在《新华日报》的中缝广告里,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些用隐形药水书写的数字。
这些数字对应着《王云五小字典》的页数、行数和字数,组合起来就是一条条指令。
原来,台湾方面通过海外渠道,将指令登在报纸上,杨文彬接收后,再用电台“盲发”回复。这就是他不需要接收设备的原因!
至此,“幽灵”电台的运作模式完全清楚了。
1950年6月2日,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收网行动开始。
晚上十点,杨文彬像往常一样关闭店门,然后悄悄来到二楼的密室。他熟练地打开电台,戴上耳机,手指开始在电键上飞舞。
“嘀嘀嗒嗒”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他完全不知道,监测人员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
当晚十点二十三分,陈明下达了行动指令。
民警破门而入时,杨文彬正在发送最后一段电文。看到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他愣了一下,随即长叹一声,顺从地举起了双手。
在书店的密室里,公安机关搜出了便携式收发报机、密码本、隐形药水若干,还有尚未寄出的水文图纸、南京市经济情报等资料。
在审讯室里,杨文彬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他原是南京中央大学 的毕业生,1948年被发展成特务,奉命潜伏。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杨文彬苦笑着说,“这大半年,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觉。街上每一声警笛都让我心惊肉跳,每一个顾客的眼神都让我怀疑身份暴露了。”
最让办案人员唏嘘的是,在杨文彬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他写给自己却始终没有勇气寄出的一封信:
“吾日夜备受煎熬,欲弃暗投明,又恐累及妻女。今成瓮中之鳖,实乃自作自受……”
1950年9月,南京市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判。以间谍罪判处杨文斌死刑,临刑前,他唯一的要求是见女儿最后一面。当十岁的女儿隔着铁窗问他“爸爸为什么要当坏人”时,这个曾经的“幽灵”电台操作者泣不成声。
“夜鹰”案的破获,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案促使公安机关改进了无线电监测技术,建立了更完善的信道监测网。
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特务活动的新动向——从明目张胆的破坏转向了更加隐蔽的情报搜集。
如今,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馆里,还完整保存着此案的相关卷宗。那些缴获的器材,作为历史的见证,静静地躺在相关展览馆里,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而此案也成为了国家安全教育的典型案例。它提醒着我们:维护国家安全,任重道远,需要每一个公民的警惕和参与。
(本文基于建国初公安反特斗争档案案例综合整理,为保护隐私及符合叙事,人物、店名及部分地点使用化名,核心情节与侦破手段均有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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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平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