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8月，美国政府完成了对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近10%的股权收购，这一高达89亿美元的交易，不仅是对一家陷入困境的科技领袖的财务注资，更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信号。它标志着美国经济哲学的一次深刻背离——从数十年对自由市场和不干预主义的信奉，转向一种以国家安全为

2025年8月，美国政府完成了对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近10%的股权收购，这一高达89亿美元的交易，不仅是对一家陷入困境的科技领袖的财务注资，更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信号。它标志着美国经济哲学的一次深刻背离——从数十年对自由市场和不干预主义的信奉，转向一种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以政府深度参与为特征的“技术主权”新范式。此举与早前关于建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讨论一脉相承，共同勾勒出一个轮廓日渐清晰的战略：在与中国的全球科技竞赛中，华盛顿正在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直接股权投资、产业补贴和监管工具，主动塑造关键产业的未来。

美国政府对英特尔的投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产业政策工具箱不断激进化的必然产物。这一切始于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计划投入约2800亿美元，通过巨额补贴和税收抵免，激励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一法案本身已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干预。然而，随着全球芯片供应链的脆弱性在疫情期间暴露无遗，以及对中国技术崛起的战略焦虑日益加深，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认为，仅仅提供激励措施可能不足以确保美国在尖端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

英特尔的困境成为了这一政策演变的催化剂。这家曾经无可争议的行业霸主，在过去十年中因战略失误和技术迭代迟缓，逐渐被台积电（TSMC）等亚洲竞争对手超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担忧，如果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英特尔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剥离其制造业务，专注于芯片设计，这将使美国彻底丧失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的本土龙头企业。因此，政府的介入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毒丸”策略，旨在阻止英特尔完全退出制造业，并为其耗资巨大的技术追赶和产能扩张计划提供关键的“耐心资本”。

此次投资的操作方式极具开创性。美国政府将《芯片法案》中尚未支付给英特尔的57亿美元拨款，以及来自“安全飞地”（Secure Enclave）项目的32亿美元奖励，直接转换为公司的普通股。这种“拨款换股权”的模式，使政府从一个单纯的补贴授予者，转变为一个拥有被动所有权的直接股东。尽管白宫和英特尔均强调政府不会参与公司治理，没有董事会席位，并且在股东大会上将与董事会立场保持一致投票，但这笔交易的象征意义和潜在影响力远超其法律条款。它创建了一个先例：为了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可以并且愿意直接持有战略性科技公司的股份，这从根本上模糊了公共与私营部门的传统界限。

尽管正式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SWF）尚未成立，但对英特尔的投资，以及此前国防部对稀土生产商MP Materials的股权注入，都显示出一种“准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模式正在形成。特朗普政府没有选择创建一个全新的、可能引发巨大政治和法律争议的庞大机构，而是巧妙地利用现有法律授权（如《芯片法案》）和预算拨款，进行机会主义的、目标明确的股权投资。这种策略在政治上更为灵活，避免了关于基金治理、投资授权和政治独立性等棘手问题的正面辩论。

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利用国家资本为具有战略重要性但风险较高的长期项目进行“去风险化”，并以此为杠杆，撬动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对于英特尔而言，政府的股权背书不仅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向市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英特尔的复兴计划得到了国家最高层级的支持。这种信誉的注入，对于吸引其他投资者、稳固供应链伙伴关系以及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招募顶尖工程师，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深刻的担忧。批评者认为，政府挑选“国家冠军”的行为会扭曲市场竞争，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对英特尔的特殊保护可能会削弱其他美国芯片公司（如AMD、Nvidia的设计部门以及GlobalFoundries的制造部门）的竞争力。此外，这种“混合资本主义”模式可能催生寻租行为，企业会将更多精力用于游说政府以获取支持，而非专注于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长期来看，政府如何退出这些投资，以及在企业经营不善时是否会提供进一步的救助，都构成了严峻的政策挑战。

归根结底，美国的技术主权战略是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直接回应。其核心驱动力是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构成的全面挑战的认知。华盛顿认为，过度依赖位于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尤其是台湾）的芯片供应链，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因此，重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盟友为补充的、更具韧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已成为其国家战略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美国正在试图构建一个“全栈式”的技术竞争优势。这不仅包括芯片制造，还涵盖了上游的设备和材料、下游的软件和应用，乃至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通过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同时在国内大力扶持本土产能，美国旨在延缓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为自身赢得重塑产业格局的宝贵时间窗口。

然而，这一战略的实施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首先，建立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厂需要数年时间和巨额投资，并且面临着熟练劳动力短缺的严重瓶颈。其次，全球科技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强行“脱钩”将对所有参与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成本和效率损失。最后，美国的单边行动也促使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和中国，加速推进各自的技术自主计划，这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的进一步碎片化。

总之，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是其新兴产业战略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种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由地缘政治竞争所驱动，通过创新的政策工具得以实现，并将在未来数年深刻地影响全球技术、贸易和投资的格局。美国能否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持经济活力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以及这种带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国家干预主义将走向何方，不仅将决定其自身的未来，也将重塑21世纪的全球秩序。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