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晋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认真地回答：“我在巴黎有研究实验室，我和很多年轻学者一起工作，我们的科研项目研究增长经济学，我想把钱用在对AI和其他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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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闰然

编辑｜江江

新媒体编辑｜宝珠

视觉 | 顾芗

“你计划怎么花诺奖的奖金？”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的第一个提问。

新晋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认真地回答：“我在巴黎有研究实验室，我和很多年轻学者一起工作，我们的科研项目研究增长经济学，我想把钱用在对AI和其他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上。”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被一分为二。

其中一半，将被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表彰他“通过技术进步确定了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

另一半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获得，他们的核心贡献，是把熊彼特那句广为人知的“创造性破坏”，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可推导、可分析的理论模型。

三位学者对“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解释，横跨了经济史与理论建模的学术突破。他们均对可能抑制创新、限制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发出警告，也给当下的全球经济提了个醒：“创新”并非老生常谈。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图源：诺贝尔奖委员会官网

在AI重构产业、地缘政治重塑世界格局的关口，究竟如何摆脱滞胀，实现长期繁荣？

“任何关税都是增长的绊脚石”

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记者会上，阿吉翁的发言，精准剖开了全球经济的现实困局。

当现场记者抛出“美国加征关税对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时，他没有丝毫含糊，答案斩钉截铁：“我不欢迎任何关税政策，任何关税都是增长的绊脚石。”

菲利普·阿吉翁/图源：视觉中国

这番表态背后，是他对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判断。“贸易壁垒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利，我们需要更大的市场促进贸易不断流动。我们希望能够跨越技术，让科学技术在不同国界之间流动。”

在阿吉翁看来，欧盟各国现在最该清醒的，是不能让美国一家独霸科技领域，要想扭转局面，核心只有一个：真正激活科技创新的引擎，找到驱动技术突破的根本动力。

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一步，阿吉翁明确指出，就是在欧盟的市场经济框架里，搭建起统一的欧洲市场。唯有让经济要素加速流动，欧盟经济才能重拾活力，在和美国的经济较量中抢占更有利的位置。

提到AI，阿吉翁的态度也格外鲜明，“我认为AI会带来更多生产力，这些生产力会进一步推着我们向前走。”但他看得更远——在他眼中，AI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可能彻底加速“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创造性破坏”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如何充分释放AI巨大的增长潜力，关键在于恰当的竞争政策。

阿吉翁，1956年出生在法国巴黎，1987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如今身兼数职—，既是法国巴黎法兰西公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也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座上宾。

这位用“创造性破坏”重塑增长经济学的阿吉翁，其学术灵感的源头，来自父母为他搭建的艺术与商业世界里。

阿吉翁的父亲开着一家现代主义画廊，母亲加比则凭着对女性时装的满腔热爱，一手创办了后来火遍全球的奢侈品牌“Chloé蔻依”。母亲在时装领域“破旧立新”的实践，早已为阿吉翁埋下了创造性的伏笔。

阿吉翁的母亲加比一手创办了奢侈品牌“Chloé蔻依”

再看豪伊特，1946年生于加拿大，197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教授。布朗大学的官网对他的定位很清晰——研究重心集中在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而他更关键的标签，正是现代“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建者之一。

1987年，阿吉翁与霍伊特就把“创造性破坏”的想法放入了内生增长模型。1992年，两人合作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第一次用完整的数学框架，把“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经济逻辑讲透了：当一款更新、更好的产品闯进市场，那些靠旧产品吃饭的企业，注定要面临市场份额流失的命运。

这个过程中，“创造”与“破坏”从来都是一体两面——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冒出来，旧的技术、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恰恰就藏在这种动态的更替里。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当下，他们的这些判断，不只是对欧盟的提醒，更像是给全球经济的一剂清醒剂——在AI重塑世界的时代，开放才是增长的核心动力，创新要靠制度托底。

经济增长不是理所当然

如果说阿吉翁与霍伊特这两位学者用数学的逻辑，给增长理论搭起了坚实的“骨架”，那莫基尔用历史的笔触，为经济增长找到了“过去的根源”。

谈起经济史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乔尔·莫基尔是绕不开的名字。在技术进步与工业革命的庞杂史料里，他一点点梳理出经济增长的历史起因与核心动力。

如果把莫基尔的研究拆解来看，能清晰地看到三条相互交织的主线。

第一条是“追根溯源”，他跳出单纯的技术描述，从历史纵深里剖析技术进步、知识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内在勾连——不是简单说“工业革命用了蒸汽机”，而是追问：“为什么蒸汽机偏偏在那个时代出现？知识积累到什么程度才孕育了这样的突破？”

早期蒸汽机车‘旅行一号’/图源：视觉中国

第二条是“量化验证”，他不只用理论模型搭建框架，更拿历史数据来做经验分析，仔细测算人口数量、人力资源、资本形成这些要素，到底如何影响工业革命的进程与工业化的落地。

第三条则是“制度透视”，他把视角拉得更宽，从知识的分享与积累出发，分析哪些政治环境、制度设计、文化土壤，才能真正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莫基尔的研究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增长，用跨学科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如，一场思想启蒙如何影响技术传播，一项制度设计又如何改变资本流向。

在这个过程里，他主张命题知识与指令知识的协同转化，不是所有知识都能驱动增长，只有那些能转化为实际技术、解决生产问题的知识才管用。

与此同时，他也揭示了工业革命不只是机器的革命，更是思想观念的革命，正是启蒙运动培养的理性精神、探索意识，才为技术突破铺平了道路。

一个经典案例是，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纺织工人因恐惧纺织机取代人力而捣毁机械，担心机器会导致失业和工伤风险。这与当前人工智能引发的担忧存在相似性，反映了人们对新技术替代传统岗位的焦虑。

经济增长从来不是“短期爆发”的偶然，而是长期里多种因素相互纠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莫基尔的研究，恰好带着极强的层次感，一步步拨开这层迷雾。

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的莫基尔，学术生涯自带跨学科基因：本科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同时拿下经济学和历史学学位，后来到耶鲁深造，1972年拿硕士、1974年获得博士，博士论文就瞄准了“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与停滞”——从那时起，“增长”这个命题就刻进了他的研究底色。

毕业后，他扎根西北大学至今，如今已是该校的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这份长期深耕，让他对经济史的理解远超“碎片化叙事”。

乔尔·莫基尔/图源：视觉中国

无独有偶，莫基尔也对特朗普政府表达了强烈不满，抨击其科研政策为“历史上最大的自摆乌龙”事件。

10月13日，莫基尔对路透社说，自己的研究聚焦于“为何我们比曾祖父辈富裕得多、生活好得多”。同时他担忧，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可能失去在科研与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本届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攻击，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自摆乌龙’，”他说，“这种行为具有自我破坏性，且完全由无关的政治因素驱动。”

莫基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那些投入时间与资金探索知识的人，会通过专利与同行认可获得回报；而要维持这一体系，需要“一个将科技置于优先地位的政府”。

“如今，这些理念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不言自明。”他补充道，有些国家的政府支持增长与创新，比如中国，但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不过他并未指明具体国家。

莫基尔补充道，创新能解决当今世界两大核心挑战：气候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而要实现这种创新，政府必须鼓励科学发展，并“营造一个让最优秀人才能安心开展所需工作的环境”，其中包括开放移民。

再看这次获奖的组合——莫基尔与阿吉翁、豪伊特，历史锚点与理论模型，本质上是在回答当下全球经济最核心的困惑，创新如何发生、增长如何产生、政策如何影响。

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在发布会上说的那样：“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以避免经济重回停滞的状态。”

来源：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