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初秋，北京城的早晨还带着凉意。王效芝站在宣武门外的大街上，看着人群涌向各自的岗位，忽然对母亲说了一句：“妈，我想再去念书。”这一年，他在饭店已经干满一年，三班倒的生活让他直观体会到知识的短缺。李讷点点头，没有立刻回答。她懂得儿子的坚持，也清楚靠“关系

1992年初秋，北京城的早晨还带着凉意。王效芝站在宣武门外的大街上，看着人群涌向各自的岗位，忽然对母亲说了一句：“妈，我想再去念书。”这一年，他在饭店已经干满一年，三班倒的生活让他直观体会到知识的短缺。李讷点点头，没有立刻回答。她懂得儿子的坚持，也清楚靠“关系”轻易上学绝非长久之计。

李讷从小受毛主席“自立自强”的教导，凡事不愿麻烦组织。她思忖良久，想起了多年老友丁洪章。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中南海工作的干部，与她有深厚交情。于是，她找到丁洪章，直言相求：“孩子错过高考，想补一张入场券，能否想想办法？”丁洪章翻了翻手边的通讯录，一时也犯难——国办高校招生早已截止。

几天后，丁洪章带来一条“偏门”消息：北京华侨大学刚创办不久，属于民办性质，尚有名额。“学校简陋得很，你得先有心理准备。”李讷没有犹豫，决定亲自带儿子去看看。当晚，她在灯下缝补衣袖，针脚仍一如多年前在干校练出的利落。艰苦的生活已经淬炼出她的行事准则：不提前张扬，不抱怨环境，只看是否能学到真东西。

第二天一早，母子俩骑着自行车出发。丰台的校园远在城郊，穿过一连串工地与稻田，才看到几间租来的旧教室。窗框斑驳，黑板有裂缝，学生坐在木板凳上，膝头夹着笔记本。王效芝有些犹豫，脚尖轻轻摩挲地面；李讷却盯着黑板上的粉笔字，目光专注。下课铃响，一名老师从门内走出，见他们站在走廊，热情地解释课程设置，还主动让他们旁听。

短短四十五分钟，王效芝被那位老师的板书吸引。结束后，他低声对母亲说：“感觉像回到真正的课堂。”李讷顺势点头：“条件再差，只要师资肯下功夫，就是好地方。”母子俩当场写下入学申请。校长洪先生亲自接待，见到李讷，并未因她的身份大惊小怪，只实话实说：“学校没宿舍，得外租；课桌椅凑合用，学费也得按时交。”李讷回应简洁：“这些不构成问题，孩子需要的是师长与书本。”

回到市区已近黄昏。路上，王效芝突然问：“要是外公还在，会同意吗？”李讷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一句：“你外公喜欢自力更生的人。”这句话把王效芝心中的疑团消散了大半。信念比宽敞教室更重要，这一点李讷再清楚不过。

九月开学，丰台的早晚温差大。为了节省路费，王效芝仍旧骑车往返。每天清晨，他把车锁在校园外的柳树上，背着两本英文原版教材进教室。晚上回家，母亲早已熬好粥等他。李讷从不替他打点任何“特殊待遇”，只在周末拿出自己保存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让儿子练习英文翻译。她说：“别只看浅显教材，咀嚼难的东西，才能有劲儿。”

有意思的是，华侨大学里有不少东南亚归侨子弟，普通话参差不齐，课程间常听到“夹生”北京话。王效芝与同学相处和气，还自告奋勇担任校广播站小编。丁洪章得知后暗暗庆幸：艰苦环境不仅未削弱这位年轻人的志气，反倒磨出一副豁达心肠。

时序进入1993年，学校添置了几张二手电脑，王效芝主动报名运维。为了熟练操作，他常在夜间值班，手边放一杯凉茶。某次夜深，他写信告诉舅舅毛岸青：“电脑没有脾气，命令正确就执行，好比做学问，逻辑得清清楚楚。”信虽短，却在家族内部传阅。有人感慨，青年已用自己的方式延续那份注重实践的家风。

不得不说，李讷在旁监督也十分“严苛”。成绩单只要有懈怠，她便提醒：“奖状是过去，明天还得靠你自己。”这番话与当年主席告诫她的“夹着尾巴做人”如出一辙。王效芝偶尔顶嘴：“同学都说我够自律。”李讷淡淡应了一句：“自律没有上限。”

这一年夏天，高温炙烤北京城。校方在一间仅十几平米的屋子里布置计算机实训。风扇呼呼转动，热气仍不散。王效芝与同学在键盘上敲代码，汗珠顺着脖颈滑下。正午休息时，他在走廊里碰到母亲。李讷送来两块西瓜，没有多话，只交待：“别中暑。”儿子片刻愣神，随后埋头继续练习。

1994年底，王效芝以优异成绩拿到毕业证，顺带获得学校第一届“勤学奖”。他把证书递给母亲，不见激动，只听李讷平静地说：“下一步靠自己。”不久，他进入一家贸易公司，从最基础的报关单做起。公司里没人知道，他的外祖父是毛泽东。

十年后，丁洪章偶遇王效芝。对方已是业务骨干，谈吐依旧谦和。闲谈至当年华侨大学的简陋教室，两人相视一笑，皆未多言。岁月已给出答案——艰苦条件并非桎梏，反而是一把磨刀石。

回溯整件事，可见李讷处理子女教育的思路：不依赖“红色背景”，不苛求“优渥条件”，先让孩子站稳脚跟再图其他。北京华侨大学在创办之初的寒酸，恰好成了检验意志的“考场”；而丁洪章那通电话，是朋友间朴素而实在的扶持。这两点交汇，最终促成王效芝的人生转折。

来源：万卷纵横眼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