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人想得明白，一个年利税超千万的厂子，怎么就熬不到今天，答案不是一个，是堆起来的，刀一层层割，不是一次砍断。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2012年，泊头火柴厂最后一批设备被拍卖，246万元成交，换算一下，一吨铁不到两千块。

亚洲最大火柴厂，就这么倒在了废品收购站的称上。

没人想得明白，一个年利税超千万的厂子，怎么就熬不到今天，答案不是一个，是堆起来的，刀一层层割，不是一次砍断。

拍卖那天，9月18日，泊头老城区气温30度，火柴厂门口的牌子还在，白底红字，脱落了两个角，厂门锁了，锁锈得发黑。

开拍时间上午十点，地点不是厂区，而是沧州市中心一个写字楼，三个人参与竞价，48轮，没人争，报价像是走流程。

起拍价170万，最后246万成交，买家是沧州一家废品公司，事后说，这些铁皮能熔出不少钢。

没人谈论这次拍卖，没有职工前来，没有媒体报道。文物部门倒是来过两次，说车间的手工打火机压模设备不能动，要登记文物，后来不了了之。

最后拆除时，运输车队一共进出十二次，每次出来，都要压一压轮胎上的泥土，机器全运走了。

一条老旧生产线还在，斜搭在主车间最东侧的墙边，上面贴着“1985年自主研发，国家火柴定型设备”几个红字，已经模糊。

旁边堆着半截纸盒和一箱火柴杆，火柴头断了，发不出火。

这不是废墟，是一段记忆被强行截断的地方，30年前，这里灯火通明，工人三班倒，现在只剩空气里的一点硫磺味，像鬼打墙，甩不掉。

1983年，泊头火柴厂迎来黄金十年，厂区占地400亩，拥有当时全国唯一一套自动压头流水线。产能全国第一，利润全国第一。

年产火柴两百万件，一件100包，一包1000盒，账面显示：1989年净利940万元，1990年达1188.43万元。

税务局专门开绿色通道，光年上缴利税就能带动全市财政增长一个百分点。

厂长姓李，老技术出身，讲话直截了当，他不穿西装，工装上带油迹，他说话快，声音低，但没人敢打断。“想干事的来，不想干的走。”

工人喜欢他，工资准时发，奖金从不克扣，1987年，职工平均月收入200元，是市平均工资的两倍。买彩电、买缝纫机、盖砖房，全靠厂里发的奖。

厂里盖了二十多栋宿舍楼，按资历分房，从一居到三居不等，分房那天，有人晚上提前在门口守，怕排不到号。

厂医院有五名主治医生，两辆救护车，职工子女优先上厂幼儿园、小学。婚姻介绍所里写明“火柴厂职工优先安排相亲”这是一种身份红利。

1992年，亚洲火柴工业协会评选泊头火柴为“亚洲产量第一厂”，媒体登过照片，一面红旗竖在主车间前，所有中层干部列队鼓掌。

谁也没想到，这个“第一”，成了他们最后的高光。

转折发生在1997年。利润断崖式下跌，从千万级跌到33.2万元，次年亏损600万，内部会议连开三天，李厂长当天没说话，只喝水。

第一刀来自内部资金链，多项订单延期，供应商要求现金结算。

工资发不出，只能拖，到第四个月，车间有工人停工，有人大声喊：“我们干不下去了！”

外部也开始变化，打火机逐渐普及，一支只卖五毛，还能反复用，火柴一盒两毛，只能用一两次。1985年火柴销量还在增长，到1997年掉了三成。

厂里高层慌了，提出合资方案，瑞典火柴集团派人来谈判，初步方案：对方出资，引进两条先进自动装盒线，但要控股70%，泊头方面拒绝。

李厂长在会议上拍桌子：“他们是来掏空，不是来合作！”很多人鼓掌，但那一刻，命运也就定了。

接着，全员持股改革上马，每人按工龄和岗位评估股份，但没人理解这个制度，“股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职工工资条上，没人当回事。

2002年，首次大额亏损，账面赤字470万元。火柴库存压仓库，占地半个足球场，每一箱都贴着黄色封条，写着“暂不发货，市场积压”。

管理层试图转型房地产，投资建商住楼三栋，后来楼停工，施工单位撤场，塔吊生锈。

2006年，火柴主线停产，最后一批火柴下线时，三名老工人站在旁边看，没说话，车间很安静，只听得见包装盒的塑封声。

2010年，泊头火柴厂宣布破产，法定公告贴在厂门外，贴了三天，被风撕掉了一角，没人来围观，也没人再提那句口号“让火柴点亮每一个角落。”

问题不是突然爆发的，是一层层堆起来的烂泥，设备、制度、市场、认知，全都出问题。

最先出事的是设备。

泊头火柴厂的主要生产线是1983年引进的，用了十多年，基本没换，自动化程度低，主要靠人，装盒、打包、压头，一条线至少八个工人。

瑞典技术员来看过，说了一句：“管理一流，设备落后。”翻译愣了几秒，才把话说出来。

他们的火柴头压模精度是毫米级，这边靠经验，火柴杆长短不一，密封性差，库存时间一久就吸潮，点不着。

投诉越来越多。销售部反映，发到广东的几批火柴，全被退回，经销商说，“这不是生活用品，是麻烦。”

厂里没钱更新机器，每年利润都用在补工资、补医社保，银行不愿放贷，资产结构不清晰，拿不出担保。

产品也没变，30年都在生产同一种包装、同一种口味的火柴，没有旅游纪念款，没有广告定制款，也没涉足特种工业火柴。

上海的几家小厂已经在做防潮火柴、防风火柴，这边还在比谁价格低。

李厂长提出过一个改革设想：试着搞一批火柴文创产品，配包装盒，送企业做礼品，提案提交三次，都被财务否决，理由是“回款慢，风险大。”

第二层问题是市场。

火柴不是慢慢退出市场的，是被打火机赶下来的，打火机用得久、成本低，还能做成钥匙链样式、印企业LOGO，火柴却是一次性、怕潮、运输成本高。

2000年起，全国火柴年产量每年下降一成，到2005年，只剩下几家大厂还在硬撑。

泊头火柴厂的产品还在走低价路线，靠薄利维持，售价一盒2毛，一箱才赚几分钱。

一年生产上千万盒，也只能维持基本运转，职工们说，厂子像拉风箱，越拉越虚。

更致命的，是政策变化，原来国有企业有地方政府兜底，有银行授信，厂办医院、学校、水电气全是财政拨款。

2000年后，地方开始缩紧政策，不再单列火柴厂补贴，厂里的“日子”一下子变了。

医院改制后只剩下一个门诊室，校车停了，锅炉房改烧煤但没钱装脱硫设备，环保罚单一下子压下来。

冗员问题也被推上台面，高峰时期，泊头火柴厂有2300名职工，实打实上班的不过一半，车间调度看着表点人数，连点三次都对不上。

厂里组织过一次裁员调查，统计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离开。”

因为外头没活，厂里的工龄、社保、房子、票据，全绑在这一个铁皮门里。

改革推进不了，转型不成，市场没了，资金断了，厂房空了，结局像在倒数。

2006年停产时，有人从车间搬了两把椅子出来，往墙边一靠，坐着发呆。他说：“以后我孙子问我干过什么，我说我在厂里压过火。”

火柴厂没了，但火柴厂的痕迹，还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

厂区拆了一半，主车间没拆，墙体列入保护名录，沧州市文物局来过两次，说打算建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听说过这事的职工都说：“别浪费了。”

厂区不远的职工宿舍还有几户住人，墙皮剥落，水管生锈，门口贴着“本栋不纳新户”红纸条。

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穿着旧厂工服，帽子上印着“泊火”。

有人说想买下火柴厂旧址搞文旅项目，后来没人敢碰，一是产权不清，二是情感复杂。

它不是一个普通企业，是一代人工作、生活、恋爱、争吵、老去的地方。

2007年，泊头市组织评选“城市十大记忆地标”，火柴厂排名第一。

投票的人留言：“爸妈都在那上班，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有人说：“每次经过都觉得不是厂，是家。”

厂子曾试图把“工厂文化”变成品牌文化，但那是后来。早期没人意识到火柴不再是火柴，而是一段生活方式的消亡。

这个厂没有被时代抛弃，是没跟上时代。

它没有错，只是老了，老得太快，走得太慢，别人已经在变，它还在数利润表上的小数点，创新不是口号，是生死。

厂子曾三十年没涨价，被称为“良心企业”，可良心救不了产线，也留不住市场。

一个瑞典人说得直接：“你们是产量之王，世界要的是创新之王。”李厂长没回话，只是转过身去抽烟。

这不是一个人的失败，是一代厂子的全盘瓦解，从巅峰到衰亡，只用了十几年。

从一个“亚洲第一”，到废铁出清，一共四十八轮报价，三个参与者，成交价246万，比不上北京一套学区房。

拍卖结束时，没有人鼓掌，没有仪式，也没有目送，连厂歌都没响起。

那天的风很轻，厂门口的标语飘了一会，又贴回墙上。

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