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长安大明宫的皇子居所内，太子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的长子降生，取名李淳（后改名李纯）。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息十余年，但藩镇割据的毒瘤已然成型，吐蕃、回鹘频频叩边，大唐帝国在表面的平静下暗藏危机。李纯的降生，给饱经战乱的皇室带来了延续国

唐宪宗李纯传：铁血削藩与中兴幻梦

第一章 潜邸岁月：皇孙到储君的磨砺（778-805）

第一节 乱世降生，志慕先圣

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长安大明宫的皇子居所内，太子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的长子降生，取名李淳（后改名李纯）。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息十余年，但藩镇割据的毒瘤已然成型，吐蕃、回鹘频频叩边，大唐帝国在表面的平静下暗藏危机。李纯的降生，给饱经战乱的皇室带来了延续国祚的期许。

作为皇长孙，李纯自幼接受严苛的皇家教育。他师从名儒韦渠牟，精读《贞观政要》《开元实录》等典籍，对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盛世的治世图景心生向往，曾对左右侍从说：“太宗、玄宗之盛，可复现也。”这种对盛世的追慕，奠定了他日后治国理政的思想根基。除经史研习外，李纯还注重骑射武艺与军事谋略的学习，常与禁军将领探讨兵法，对藩镇问题的危害有着直观认识。

贞元四年（788年），十一岁的李纯被封为广陵王。此时的他已亲历泾原兵变的余波——建中四年（783年），叛军攻破长安，祖父德宗仓皇西逃奉天，父亲顺宗（时为太子）亲自断后护驾。这段皇室蒙难的历史，在李纯心中刻下深刻印记，让他早早意识到：藩镇不除，国无宁日；兵权旁落，皇权难安。史载其“少历艰难，察知人间疾苦与朝纲弊病”，这种早年经历塑造了他坚毅果决的性格特质。

第二节 储位之争，暗流涌动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纯的人生迎来重大转折。这一年正月，德宗病逝，父亲李诵即位，是为顺宗。但顺宗早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便因中风失语，瘫痪在床，虽有心推行“永贞革新”，却无力掌控朝政全局。朝堂之上，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革新派与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展开激烈博弈，储位问题随之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

顺宗共有二十子，李纯为长子，按“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本是储位的当然人选，但宦官集团却另有图谋。俱文珍等宦官因不满革新派“收兵权”的举措，欲拥立一位易于操控的皇子，曾暗中联络舒王李谊（顺宗侄辈），试图动摇李纯的储君地位。关键时刻，宰相杜黄裳、翰林学士郑絪等朝臣坚决反对废长立幼，以“太子国本，不可轻动”为由据理力争。

李纯在这场暗流涌动的储位之争中展现出过人的隐忍与智慧。他深知宦官势力的强大，既不公开与革新派绑定，也不与宦官集团产生直接冲突，始终以“仁孝恭谨”的形象示人，每日前往顺宗病榻前问安，从未对朝政妄加评议。这种稳健姿态赢得了朝臣的广泛支持，也让宦官集团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杜黄裳等朝臣的坚持与宦官集团的妥协下，顺宗下诏立李纯为太子，改名李纯。诏书颁布当日，“百官朝贺于东宫，中外人心始定”，李纯终于稳固了储君之位，为日后登基埋下伏笔。

第三节 革新落幕，受命于危

李纯被立为太子后，“永贞革新”已陷入绝境。革新派试图收回兵权的举措遭到宦官集团的强力反扑，神策军始终牢牢掌控在俱文珍等人手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等藩镇则与宦官勾结，以兵威施压朝廷，要求罢免革新派官员。与此同时，顺宗的病情日益加重，朝政完全被宦官集团操控。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俱文珍等宦官以“皇上病重，无法理政”为由，联合部分朝臣逼宫，要求顺宗禅位。顺宗无力反抗，被迫颁布禅位诏书。八月初四，李纯在大明宫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此时的大唐帝国，中央权威衰落，藩镇跋扈割据，宦官专权初显，财政入不敷出，用“内忧外患”形容毫不为过。

即位之初，宪宗面临着严峻的政治考验。革新派“二王八司马”已遭贬谪，朝堂之上充斥着宦官与保守派官员；地方上，夏绥银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外甥杨惠琳自任留后，拒不接受朝廷任命；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更是公然要求兼领三川，气焰嚣张。面对这一局面，宪宗在登基诏书中明确表态：“遵太宗之法，循玄宗之治，以法度裁制藩镇，以仁政安抚百姓。”这番宣言，标志着一位以“中兴大唐”为己任的帝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章 初登大宝：新政立威与削藩开篇（805-812）

第一节 整肃朝纲，任人唯贤

宪宗即位后，首先着手整顿朝政，构建支持自己的统治核心。他深知“治国之要，在于得人”，因此打破党派壁垒，选拔了一批兼具才能与远见的官员。在中枢层面，他任命杜黄裳为宰相，郑絪为翰林学士，韦执谊为吏部尚书，形成了务实高效的决策团队。

杜黄裳是宪宗初期最重要的政治谋士，他向宪宗提出“以法度裁制藩镇，振举朝纲”的治国方略，强调“藩镇节度使，非有军功者不得授；刺史县令，非有政绩者不得迁”。宪宗深以为然，将其视为削藩大业的总纲领。为强化宰相权力，宪宗恢复了三省六部的正常运作，规定“凡军国大事，必先经宰相会议，再奏请圣裁”，改变了德宗、顺宗时期宦官干预决策的局面。

在吏治整顿上，宪宗采取了“赏善罚恶”的强硬手段。他将贞元年间虚报政绩、克扣军饷的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长史，将在泾原兵变中护驾有功的将领李光颜提拔为神策军都虞候，“赏罚分明，朝野震动”。同时，他完善了官员考核制度，每年由吏部对全国刺史、县令进行政绩考评，“优者迁升，劣者罢黜”，仅元和元年（806年）便罢免不合格官员三十余人，提拔贤能二十余人。

宪宗还特别重视谏官制度的作用，下诏“开放言路，凡朝政得失、民间疾苦，谏官皆可直言进谏，不得罪谴”。他每日召见谏官，听取意见，曾因采纳谏官白居易的建议，停征江淮地区的额外贡赋，赢得百姓好评。这种广开言路的做法，为初期新政的推行营造了良好氛围。

第二节 经济奠基，充盈国库

削藩大业需强大的财政支撑，宪宗即位后便将经济改革提上日程。安史之乱后，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弊端丛生，地方藩镇截留赋税、贪官污吏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央财政收入锐减。针对这一问题，宪宗采纳宰相李绛的建议，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

首先是整顿两税法。宪宗下诏“重申两税制度，以垦田面积与资产多寡为征税标准，严禁地方官额外加征”，并派遣财政监察使巡视全国，查处违规征税的官员。元和二年（807年），江淮转运使李巽因严格执行两税法，使江淮地区赋税入库量较上年增加三成，被宪宗提拔为度支使。同时，宪宗下令“减免贞元二十一年前百姓所欠租赋，释放因欠税被籍没为奴者”，缓解了社会矛盾。

其次是改革漕运。江南地区是唐朝的主要财赋来源，但漕运不畅导致大量粮食在运输途中损耗，无法及时运抵长安。宪宗任命韩弘为江淮转运使，负责漕运改革。韩弘疏浚了汴水、淮河等运输河道，建立了“分段运输、责任到人”的管理制度，还在沿途设置粮仓储存粮食，避免损耗。改革后，江淮地区每年运往长安的粮食由德宗时期的二十万石增至四十万石，“京师粮价平稳，国库渐丰”。

此外，宪宗还采取了“盐铁专营、规范市舶”等措施。他加强了对盐铁生产与销售的管理，打击私盐贩卖，使盐铁税收入较贞元年间增加两倍；在广州、扬州等对外贸易港口，规范市舶制度，征收关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到元和三年（808年），中央财政收入已由即位之初的每年三百万缗增至五百万缗，为削藩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节 初试锋芒，平定西川

宪宗的削藩大业，始于平定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在位时，刘辟趁朝廷权力更迭之机，自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并上书请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遭到革新派拒绝。宪宗即位后，刘辟愈发嚣张，不仅派兵攻占梓州，擒获东川节度使李康，还扬言“若不许兼领三川，便举兵反唐”。

面对刘辟的挑衅，朝廷内部出现分歧。部分大臣以“德宗朝讨伐藩镇失败”为由，主张姑息妥协；宰相杜黄裳则力主讨伐，认为“刘辟不过一妄人，蜀地百姓厌乱思安，若遣精兵讨伐，必能速胜”，并举荐长武城使高崇文为统帅。宪宗采纳杜黄裳的建议，于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下诏讨伐刘辟，任命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率五千步骑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两千步骑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进兵。

高崇文率领的边防军战斗力极强，加之严砺所部与李元奕的神策军配合，很快便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元和元年二月，严砺收复剑州；三月，高崇文攻克梓州，救出李康；六月，高崇文与刘辟在鹿头栅展开大战，破敌万余人；七月，又在玄武击败刘辟，收复汉州；九月，高崇文率军攻克成都，活捉刘辟，押解回长安[__LINK_ICON]。

平定刘辟叛乱是宪宗削藩的首场大胜，意义重大。宪宗在长安举行献俘仪式后，将刘辟及其子刘超郎等九人处死，震慑了各地藩镇。同时，他下诏减免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当年赋税，释放被刘辟胁迫的将士官员，安葬阵亡军士，“蜀地百姓欢声雷动，复归朝廷管辖”。此战不仅收复了剑南西川，更彰显了宪宗削藩的决心与中央朝廷的实力，为后续削藩战争开了好头。

第四节 乘胜追击，再平镇海

平定西川后，宪宗的削藩步伐并未停歇。元和二年（807年）夏，镇海节度使李锜见朝廷实力渐强，假意请求入朝，实则试探宪宗态度。宪宗识破其伎俩，下诏征调李锜为尚书右仆射，任命王澹为节度留后，接管镇海事务。李锜见阴谋败露，又称疾不至，拒不入朝。

门下侍郎武元衡力主严惩李锜，认为“若放纵李锜，必令藩镇轻视朝廷，削藩大业将前功尽弃”。宪宗深以为然，于元和二年十月下诏削除李锜宦爵及属籍，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领宣武、义宁、武昌等道兵马，与淮南、宣歙、江西、浙东兵共同讨伐李锜[__LINK_ICON]。

李锜虽在润州举兵叛乱，杀死王澹及大将赵琦，但根本无法与朝廷大军抗衡。其麾下将士深知叛乱必败，人心涣散。十月癸酉日，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润州大将李奉独等发动兵变，擒获李锜，献给朝廷。十一月甲申日，李锜在长安伏诛，镇海叛乱仅持续一个月便被平定。

平定镇海后，宪宗将李锜的资财没收，赐给浙西百姓，代当年租赋，进一步赢得民心。此战的胜利，巩固了西川平叛的成果，使“藩镇惕息，多求入朝”，不少割据藩镇开始向朝廷示好，中央权威得到显著提升。宪宗趁势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将镇海节度使辖区分为浙西、浙东两镇，削弱了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对江淮地区的控制。

第三章 中兴巅峰：削藩决胜与帝国重归统一（812-819）

第一节 智取魏博，不战而胜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被立为副大使，知军务。由于田怀谏年幼无法主政，军政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等人手中，蒋士则“专横跋扈，克扣军饷，军心不安”，魏博内部陷入混乱。这一局面为宪宗收复魏博提供了绝佳时机。

在商议处置魏博的策略时，朝廷内部出现两种意见：部分将领主张出兵讨伐，以武力收复魏博；宰相李绛则提出“以静制动，利用藩镇内部矛盾”的策略，认为魏博将士不满蒋士则专权，若朝廷加以安抚，必能促使其归顺，“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宪宗经过深思熟虑，采纳了李绛的建议，暂缓出兵，密切关注魏博局势。

事态的发展正如李绛所料。元和七年十月乙未日，魏博三军将士发动兵变，共同举荐田季安之将田兴知军事。田兴进入节度使衙门后，约束将士不得伤害田怀谏，随后杀蒋士则等十余人，稳定了局势，并让田怀谏归朝。宪宗得知后，立即下诏封田兴为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赐名田弘正，并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赐军士，免除魏博六州百姓租赋一年[__LINK_ICON]。

田兴对宪宗的恩宠感激涕零，随即率魏博六州归顺朝廷。“军士受赐，欢声如雷”，百姓也因免除租赋而欢欣鼓舞。智取魏博是宪宗削藩策略的经典之作，它以最小的代价收复了割据多年的魏博镇，打破了“河朔三镇”世代割据的局面，为后续平定淮西、淄青等强藩创造了有利条件。史载“魏博归朝，河朔震动，藩镇皆惧朝廷威德”。

第二节 鏖战淮西，雪夜奇袭

魏博归朝后，宪宗将削藩的重点转向了淮西镇。淮西节度使（也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于元和九年（814年）闰八月病死，其子吴元济密不发丧，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出劫掠，屠舜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宪宗早有平定淮西之意，宰相李吉甫也力主出兵，认为“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宿存数十万兵以备之。失今不取，复难图矣”[__LINK_ICON]。

元和九年九月，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淮西招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