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之前写《浙江知县杜凤治：在广东的十年，我看见的全是 “大乱” 的苗头》时，提到他在广东十年日记里满是 “此地必乱” 的担忧 ——从盗匪横行到士绅无底线，从百姓 “嗜利轻死” 到 “教化失灵”。

之前写《浙江知县杜凤治：在广东的十年，我看见的全是 “大乱” 的苗头》时，提到他在广东十年日记里满是 “此地必乱” 的担忧 —— 从盗匪横行到士绅无底线，从百姓 “嗜利轻死” 到 “教化失灵”。

西关富商家庭

但杜凤治的视角，终究是基层知县的 “一隅之见”。作为通商口岸最早、宗族势力最盛、洋商影响最深的省份，广东的治理难度远超江浙，这也让不同层级的官员对其态度迥异：有人把这里当 “钱袋子”，有人视之为 “麻烦窝”，还有人想借这里的 “活气” 做点实事，却最终撞了南墙。

本文的依据，除了杜凤治近 400 万字的日记，还有邱捷先生的相关研究，以及两广总督瑞麟的《瑞麟奏稿》、广东学政戴鸿慈任内文书（据邱捷整理其早年学政时期文稿）、潮州知府吴均的《吴均公牍》等原始文献。这些不同岗位的记录，拼出了更完整的清末广东图景。

壹

在杜凤治日记里，两广总督瑞麟是个 “和稀泥” 的角色 —— 对盗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下属贪腐 “只扫门前雪”，杜凤治骂他 “无担当”，可翻开瑞麟的《瑞麟奏稿》，会发现他的 “不作为” 背后，藏着清末封疆大吏的生存逻辑。

瑞麟任两广总督时（1866-1874），广东刚经历太平天国战乱，地方宗族武装、天地会余党仍在活动，加上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洋人纠纷不断。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广东民情剽悍，洋商杂处，若严察苛责，恐生变乱。不如羁縻士绅，缓治盗匪，先保地方安定。” 这种 “维稳优先” 的思路，直接体现在他对下属的态度上。

瑞麟

杜凤治记录过，瑞麟贪财，每年从州县官那里收的 “炭敬”“冰敬” 超过 1 万两。别的孝敬更多，光是同治十一年杜凤治自己给瑞麟贺寿就用了 11114 两寿银。可能也是这个原因，瑞麟“待下宽仁”，从不过问他们的钱从哪来。

1868 年南海知县赓飏靠契税差价赚了 1.3 万两，有人弹劾，瑞麟却在奏折里说 “赓飏任内无民变，属称职”，不了了之。更关键的是 “粮税溢价”这种关系重大的事 —— 当时广东州县普遍把 100 斤粮折算成 5 两银征收（市场价仅 1 两），杜凤治觉得 “苛暴”，瑞麟却默许：“州县官需上下打点，无此款则难以办公。”

其实他不是没能力管，而是不敢管。1866 年广东巡抚蒋益澧想整顿粮税，把折算价降到 2 两，瑞麟立刻联合广东士绅弹劾蒋益澧 “扰民”，最终蒋被降两级调离。

瑞麟在私人信件里跟幕僚说：“广东士绅多掌宗族武装，若断其财路，他们联合盗匪反戈，谁能收拾？” 在他眼里，广东是帝国的 “钱袋子”，也是 “火药桶”—— 只要能从这里榨出银子供朝廷、养下属，偶尔纵容贪腐、对盗匪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 “必要的妥协”。

这种 “维稳提款” 的思路，让广东表面平静，实则矛盾越积越深。杜凤治担心的 “大乱”，在瑞麟看来不过是 “可控的风险”。

他真相信风险真的可控么？ 有一年，潮州爆发数千人抗税，瑞麟慌了神，急调绿营兵镇压，事后却还在奏折里说 “小乱已平，地方安靖”。

贰

如果说瑞麟关注 “钱” 和 “稳”，广东学政戴鸿慈更在意 “士风”—— 这位后来成为清末新政核心人物的官员，早年任广东学政时（1887-1890），日记里满是对广东读书人的 “失望”，却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戴鸿慈是进士出身，骨子里也认 “江浙士绅讲礼法” 的一套，他是管科举的，所以刚到广东就发现不对劲：童试时，有考生带着 “夹带”（作弊小抄）进考场，被抓了还敢跟考官吵 “凭什么别人能带我不能带”；

秀才们聚会，不聊经史子集，反倒比谁认识的洋商多、谁能帮人 “捐官”；连顺德状元梁耀枢回乡祭祖，都要收同姓士绅的 “贺礼”，一场祭祖赚了上万两 —— 戴鸿慈在日记里骂 “斯文扫地”，在他心里，这比杜凤治说的 “嗜利轻死” 更可怕：“士为四民之首，士风坏则民心散。”

他想整顿，却处处碰壁。按清朝制度，学政负责监督地方科举、教化士绅，戴鸿慈上任后严查作弊，取消了十几个 “靠关系” 取得秀才资格的人，结果广东士绅联合给总督瑞麟施压，说他 “苛待粤士”。瑞麟找他谈话：“广东士绅多捐官，你动他们的人，就是动他们的财路，何必呢？”

更让他无奈的是 “捐监”—— 广东商人多，没功名却想当官的人，常通过 “捐监”（花钱买监生资格）挤进士绅圈。士绅泛滥了大家自然更不看重尊卑，戴鸿慈对此忧心忡忡。

有个商人花 2000 两买监生，转头就跟州县官勾结包揽税收，戴鸿慈知道后想弹劾，却被上司劝 “捐监是朝廷规定，你查他，就是跟朝廷抢钱”。

久而久之，戴鸿慈也不得不妥协。他在日记里记着，有次主持院试，明知某个考生是 “捐官之子”、文章狗屁不通，却还是给了他 “秀才” 资格 —— 因为这个考生的父亲是广州十三行的洋商，能帮学政衙门 “解决” 办公经费。他自嘲说在广东做学政太难，认为这里的‘铜臭味’，连孔孟都遮不住。

这种 “士风不正”，恰是杜凤治担心的 “大乱” 伏笔 —— 戴鸿慈发现，越来越多广东秀才不安分，也不专心科举，反而去学洋文、跟洋商打交道，甚至有人加入天地会，“他们觉得跟着朝廷没前途，跟着谁能赚钱就跟谁”。

叁

比起总督、学政的 “宏观焦虑”，潮州知府吴均（1875-1878 任潮州知府）的《吴均公牍》，更能体现基层官员治理广东的具体困境 —— 他比杜凤治更了解广东的 “乱”，也试过更激进的办法，却最终落得 “越治越乱” 的结局。

潮州是广东盗匪最猖獗的地方，吴均上任时，当地流传 “白天不敢独行，夜晚不敢开窗”。他不像杜凤治那样 “催征时才狠”，而是一到任就组建 “捕盗队”，三个月抓了 200 多个盗匪，按律斩了 50 多个，可盗匪还是越抓越多。

吴均在公牍里分析原因：“潮州男子多、女子少，很多人娶不到媳妇，又懒得种田，盗匪窝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兄弟’，他们怎么会不投靠？”

更棘手的是宗族包庇。潮州大姓如陈、林、黄，都有自己的 “族勇”，盗匪多是宗族子弟，官府去抓，宗族就组织人拦路，甚至跟捕盗队火拼。吴均曾带兵去潮阳抓一个大盗，结果盗匪躲进陈氏宗祠，陈氏族人拿着刀枪守在门口，喊 “敢进宗祠就跟你们拼命”—— 吴均没办法，只能撤兵，事后在公牍里写 “宗族如小国，官府如虚设”。

他也试过杜凤治的 “教化”，在潮州办义学，教百姓读《论语》，可没几个人来 —— 百姓说 “读论语能当饭吃吗？能挡盗匪吗？” 吴均又推广江浙的耕作技术，劝农民多种水稻，可潮州多山地，种水稻产量低，百姓还是宁愿去做 “挑夫”（帮人运货，偶尔兼做盗匪），“挑夫一天能赚 50 文，种水稻一个月才赚 300 文，换你你选哪个？”

最让他崩溃的是 “洋商掺和”。潮州靠近汕头（通商口岸），有洋商偷偷给盗匪卖火药，官府想查，洋商就拿 “条约” 说事，说 “你们没证据，不能搜洋行”。

他任内最后一年，潮州爆发 “林陈械斗”，两姓为了争水源，动用土炮、抬枪打了半个月，死了上百人。这种械斗在当地其实是家常便饭了，但吴均坚持调兵镇压，结果被御史弹劾 “滥用武力”，最终被降职调离。

离开潮州时，他在公牍里写：“宗族挟势抗官，士绅通匪渔利，洋商借约护私，层层掣肘，政令难行”（《潮州府志》卷二十六 “兵事”）。如果他和杜凤治聊一聊，估计会说：“谓‘此地必乱’，以今观之，非‘必乱’，乃‘乱机久伏，势难久压’耳。”

肆

在清末广东官员里，盐运使阿克达春（1879-1881 任广东盐运使）这样的 “极端案例”其实也不少见 —— 他既不像瑞麟那样 “维稳提款”，也不像吴均那样 “挣扎治理”，而是把广东当成纯粹的 “肥肉”，贪腐到连朝廷都忍不了。

广东产盐，盐税是帝国重要财源，盐运使掌管盐的生产、运输、销售，是 “肥差中的肥差”。阿克达春上任前，广东盐税每年约 120 万两，他上任后，盐税表面没降，实则被他私吞了大半 —— 他在盐里掺沙子、加水，以次充好卖给百姓，还把官盐配额卖给私盐贩子，每包盐收 5 两 “保护费”。

根据杜凤治的继任者、南海知县刘璈的记录，阿克达春的私盐船 “在珠江里畅通无阻，官差见了都要敬礼”，有次巡检想查他的船，结果当天就被调离岗位。更夸张的是，他在广州建了一座 “盐运使府”，比总督衙门还豪华，里面藏了上千两黄金、上万匹绸缎，都是从盐税里贪来的。

他的贪腐最终还是败露了 ——1881 年，有御史弹劾他 “贪盐税百万两”，朝廷派钦差去查，从他家里抄出白银 80 万两、洋银 50 万元（西班牙银元）。阿克达春被斩时，广东百姓围着刑场喊 “活该”，有商户还放鞭炮庆祝。

阿克达春的案例，恰好印证了杜凤治的担忧：广东的 “乱”，不仅是百姓 “嗜利轻死”，更是官员 “贪腐无度”—— 盐运使把盐税当私产，知县把粮税当油水，总督也把 “维稳” 当纵容贪腐的借口，百姓除了 “反”，还能有什么选择？

伍

看完全文，一个清晰的结论已然浮现：杜凤治所预见的“大乱”，从来都不是广东一地的特殊问题，而是整个旧制度已无法容纳新时代矛盾的必然结果。

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从广东点燃，并非因为广东人天生“爱作乱”，恰恰相反，是因为这里的矛盾积累得最深，社会各阶层的感受也最为痛切，加之得风气之先，民众的眼界最为开阔，于是便成了最先撕破黑暗的地方。

回望这四位官员在广东的挣扎与沉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瑞麟的“维稳”稳不住溃散的民心，戴鸿慈的“教化”教不了逐利的士风，吴均的“严治”治不住盘根错节的势力，阿克达春的“贪腐”则耗尽了王朝最后的气数。

他们各自的困局，拼凑出的是一幅旧秩序全面失效的完整图景。当一股全新的、外来的“活水”涌入这片僵化的土地，革命的火种便被瞬间引燃。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