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4年春天的石景山，炉火依旧轰鸣，可职工饭后最爱聊的却不是钢产量，而是“又倒下了谁”。消息在车间里飞：两年前刚接班的杨立宇、赵东祥被押上法庭，主犯死缓，从犯十五年。人们抽着旱烟，感叹一句：“这回可真是连着炸了三颗雷。”

1994年春天的石景山，炉火依旧轰鸣，可职工饭后最爱聊的却不是钢产量，而是“又倒下了谁”。消息在车间里飞：两年前刚接班的杨立宇、赵东祥被押上法庭，主犯死缓，从犯十五年。人们抽着旱烟，感叹一句：“这回可真是连着炸了三颗雷。”

时间往前拨回到1991年7月18日。那天，北京第二监狱的运囚车驶出大门，管志诚低头坐在最里面。车厢里闷热，他喃喃重复一句，“辉煌一时，可耻一生”。几个小时后，枪声在昌平响起，首钢昔日风云人物成为数字。企业高层暗暗心惊，却对外宣布“彻底肃清流毒”，给全厂八万名职工打了一针强心剂。

管志诚倒下后，高层连续开了五次碰头会，选人接棒。最终方案是“两条腿走路”：杨立宇抓计划审批，赵东祥管供销融资。两人背景各有说法，能力却无人敢拍胸脯保证。8月，两人带领中层干部集体宣誓，“清廉自律，奋力改革”，誓词震耳，掌声持续两分钟，可私底下不少人已开始下注：这对新搭档能撑多久？

机会很快出现。首钢急需六万吨进口铁矿石，却拿不出外汇额度。杨、赵南下深圳，找到一家手握配额的进出口公司。条款写得四平八稳，但在另一张白纸上，他们与对方口头定下每吨十元的“辛苦费”。这种灰色操作并非首钢独创，当时不少大型国企都在这么“补贴”干部福利。

1992年市场风向突变。钢材走低，深圳公司被套，两边只好再签补充协议：首钢回购钢材，每吨降到一千六百四十八元。杨、赵又悄悄联系保定一家私营贸易公司，用同样价格倒手，外加每吨二十元的“信息费”。三方协议如同套娃，层层嵌套，财务报表上却干干净净。

同年5月，南方谈话效应拉升基建投资，钢价蹿到三千元。保定公司一夜之间赚了六千多万。老板电话里笑到失声，“兄弟，帮了大忙，以后都算一家人。”杨立宇答一句，“你放心，这点事好办。”十二个字，被在场司机记在心里。

灰色收益像雪片飞来。杨、赵从深圳、保定两头合计进账一百五十万元，另收小公司贿赂三十多万。当时首钢中层月薪不足千元，如此反差让圈子里议论不断。有人嘴快，多次警告，“别太张扬”。遗憾的是，酒桌最能漏风。一次聚会，杨立宇喝高，拍桌豪言：“工资？那是零花！没外财谁干？”不到一星期，举报信递到石景山区检察院。

1992年底，专案组进驻首钢办公楼，调走厚厚一柜合同。杨、赵坦白、退赃，命保住了。案子公开宣判那天，老职工围在黑板报前，谁也没说话。下午班响哨，生产线仍要运转，可人心浮动已难掩盖。

应海明的故事插入得更像警示灯。小小调度员掌握出库单，三年侵吞一百五十万，挥霍殆尽。办案人员翻他的账本，最后一页写着“赌一把，成就成”。法庭宣布死刑时，他仍拒绝认罪，“全厂都这样，我只是运气差。”这句话给监督部门敲了一记响钟。

连续重案让管理层坐不住。1996年11月8日，首都钢铁集团公司挂牌。原来的单一法人结构被拆分为母子公司体系，事权分散、财务独立、纪检直通。新的监察条款里，干部必须轮岗，重大合同须“三方签字”，内部审计每季抽查一次，异常资金当天上报。外界评价“管不住人，就改制度”。事实是，制度之外，还引入了多元监督：新闻通气会、职代会质询、社会审计同步进行。有人嫌麻烦，可顶部态度坚决，“谁不适应谁走”。

1997年，首钢利润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比1995年翻倍。外界称之为“断腕之后的再生”。纪检部门提供数据：违规违纪案件下降七成，大额合同全部公开竞标。那套“三步把关”流程后来被国资委编入内部教材，供其他特大型企业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并未止于北京本部。为减少权力集中，首钢将采矿和港口业务分别独立成公司，董事会由职工代表、地方政府、外部专家三方组成。老工人常说，“以前是一个人一支笔，现在是三个人三支笔，想错也难。”

2000年前后，国内钢铁竞争加剧。首钢依靠新体制在巴西、秘鲁布局资源，内部评估显示，若无当年反腐与分权，企业根本不可能迈出这一步。管志诚案、杨立宇案成为干部培训必讲案例，幻灯片第一张写着：权力无约束，企业必生病。无人反驳。

多年后，曾参与调查的检察官回忆：“枪决不是终点，制度才是。”如今提到首钢，人们更多想到搬迁至曹妃甸的绿色转型，而不是当年的血色记忆。但档案馆里的厚卷依旧提醒后人，任何时候，监督都不能虚设。

来源：红色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