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之前写《朝鲜使者日记里的真实大明：从中华上国到残墟，字字是叹》时，很多读者被金堉对大明的 “死忠” 打动 —— 一个朝鲜人，为明朝灭亡哭到肝肠寸断，连顺治年间的日记都要写 “崇祯 XX 年”。后台不少人问：同样受中华文明影响，隔海的日本人又怎么看大明？
之前写《朝鲜使者日记里的真实大明：从中华上国到残墟，字字是叹》时，很多读者被金堉对大明的 “死忠” 打动 —— 一个朝鲜人，为明朝灭亡哭到肝肠寸断，连顺治年间的日记都要写 “崇祯 XX 年”。后台不少人问：同样受中华文明影响，隔海的日本人又怎么看大明？
答案藏在《黑田家文书》《初渡集》《华夷变态》等日本史料里 —— 他们被明军火炮打怕过，把《三国演义》当兵书学过，却在清朝建立后喊出 "中华已亡"。这种从 "敬畏学习" 到 "蔑视取代" 的转变，比朝鲜的 "死忠" 更现实，也更值得玩味。
壹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丰臣秀吉以 "三年灭明" 为口号派 15 万日军攻朝鲜。如今网上常有人称 "双方势均力敌"，但翻开日本战史会发现另一番景象。
丰臣家臣黑田长政在《黑田家文书》里记录平壤战役："明军火炮齐发，声如雷吼，弹落处地裂数尺，我军铁甲皆碎，死者无算"。
这个黑田长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打过大大小小几十场仗，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普通文人，他说的也都是事实 —— 当时日军火绳枪射程仅 50 米，而明军火炮可击穿 300 米外的木制堡垒。朝鲜《再造藩邦志》也印证了这事：明军骑兵冲锋时，“日军望风披靡”，连最精锐的萨摩武士团，都没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溃散了。
碧蹄馆之战中的明军骑兵
后来锅岛直茂在《锅岛直茂谱》里写碧蹄馆之战，更老实 —— 那是日军精心设的埋伏，兵力是明军的三倍，结果 “我军伤亡过半，仅余千人突围”。可到了《毛利家记》里，这段惨状却被改成 “斩首明军五万”。这种 “一边怕一边嘴硬” 的记载，跟现在的“赢”学并无二致。
更让日本武士震撼的，是当时明军的 “武勇”。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本史》里，记了件日本武士津津乐道（又暗自害怕）的事：明军有个骑士单枪匹马冲阵，不仅斩杀了日军小队长，还把日军的旗帜夺了回去，“日军数百人竟不敢追”。
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还停留在 “各自为战” 的战国模式，而明军有标准化的火炮、统一的指挥体系 —— 打个比方，日军是一群拿着菜刀的壮汉，明军却是装备了机枪的正规军，根本不是一个量级。战后，日本再也不提 “征服大明”，反而让对马藩偷偷搞走私：把日本的白银、硫磺运去大明，换回来火器图纸、丝绸和儒家典籍。
这时候的日本人，对大明是真的 “服”—— 不是服文化，是服拳头。
贰
如果说战争让日本敬畏大明的 “硬实力”，那《三国演义》等书籍的传入，就是大明文化对日本的 “软实力征服”。
《三国演义》传入日本的时间，大概在明中后期 —— 正德、嘉靖年间，先是手抄本在日本上层流传，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活字印刷术传入，开始出现刻本。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天龙寺的义辙、月堂兄弟，以 “湖南文山” 为笔名，把《三国演义》译成日文《通俗三国志》，这是日本最早的译本。
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在日本根本不是 “闲书”，而是武士的 “兵书”。德川家康就特别喜欢读，还把 “桃园结义” 讲给家臣听，打大阪城时，居然借鉴了 “火烧赤壁” 的战术 —— 用火箭焚毁城外橹楼。
尽管《川角太阁记》等后世军记物对此有演绎成分，但江户时代武士确实将《三国》与《孙子兵法》并列，林罗山更是在自己的《罗山文集》里说 “读《三国》可知用兵之术，可知处世之道”。
那时候的武士，几乎人手一本《通俗三国志》。比武的时候，有人会喊 “关羽在此” 给自己壮胆；甚至有武士模仿关羽留长髯，比如津轻为信，就被称为 “津轻美髯公”。直到现在，日本京都的妙觉寺里，还供奉着关羽的雕像，就是那时候传下来的。
津轻为信
不止《三国演义》，大明的其他典籍也在日本疯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了江户时代藩校（地方学校）的 “教科书”；大明的科举制度，也被日本借鉴 —— 虽然日本没有 “科举”，但藩主选拔家臣时，会考汉学，考的就是大明的典籍。
连生活习惯都学：明式的罗汉床在町人阶层流行，大明的茶艺和日本本土茶道结合，形成了 “侘寂” 风格；和服的剪裁，也借鉴了明式服装，只是把宽袖改窄了，更适合日本的气候。
林罗山在《本朝神社考》里直言 “大明乃中华正朔，日本当以之为师”—— 他自己读《论语》，非要抄明朝朱熹的注本；家里的家具，全是仿明式的。
叁
日本对大明的复杂心理，在遣明使日记中尤为典型。从永乐到嘉靖，日本派了十几次遣明使，这些人的日记，比如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再渡集》、笑云瑞龙的《笑云入明记》，全是 “表面抗拒又忍不住学” 的拧巴细节，有点像农村孩子第一次去城里上学，心里好奇向往却因自卑而表现得敏感自傲。
策彦周良两次出使大明，第一次见明朝官员，对方按惯例称日本为 “夷人”，他当场就炸了，说 “日本乃独立之国，非夷狄也”，还搬出圣德太子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的典故，非要争个平等地位。
可转头，他就忍不住学大明的一切：见明朝官员写毛笔字，他就偷偷练，连握笔姿势都学；见明朝驿站管理有序，他就详细记录流程，从驿卒怎么登记、马匹怎么调配，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见明朝百姓吃包子，他都要问清楚做法，记在日记里 —— 回国后，还跟家人一起尝试做，虽然做得皮厚馅少，却乐在其中。
笑云瑞龙的《笑云入明记》里，记了件更 “丢面子” 的事：明朝皇帝寿诞，遣明使要参加礼仪训练，笑云瑞龙觉得 “这是对日本的轻视”，训练时心不在焉，被明朝官员批评‘不懂礼仪’”。可训练结束后，他偷偷又把这套礼仪特意记录下来，还买了一堆大明的书籍、字画带回国 —— 这些东西，后来成了他向藩主炫耀的资本。
这些记载其实藏着深层逻辑：遣明使们既想维护 "独立国" 尊严，又不得不承认大明的 "文明优势"。他们在日记中写 "北京市肆繁盛"，也记 "官员有贪腐者"，但最终结论是 "大明虽有弊政，仍是中华正朔"。
这种认知持续到明末，直到大明灭亡。
肆
1644 年明朝灭亡后，日本人的态度立马就变了。林罗山的儿子林春胜，编了本《华夷变态》，收录了大量南明抗清的文书，里面全是 “建虏残暴”“华夏将亡” 的内容。林罗山在序言里直接说：“鞑靼占了中国，中华已经亡了，现在该日本继承华夏正统了。”
这种转变在甲午战争中彻底暴露：《征清战纪》记载旅顺战役时，日军侦察兵逼近清军堡垒，"数百守军弃械而逃"；《东京日日新闻》更称清军战俘 "给五两银就愿反戈"—— 尽管中方《日清战争实记》也记录日军屠杀平民，但日方叙事已完全转向 "文明讨伐"。
日本还打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的旗号，好像他们是来拯救中华文明的 —— 可《日清战争实记》里藏着实话：“清国已腐朽不堪，是时候由日本来主导东亚了。”
称谓变化更能说明问题：江户时代前期，日本对明朝称 "大明" 或 "中华"，对清朝则称 "清国"。明治后更出现 "清国奴"（指留金钱鼠尾辫者）等蔑称。
这种转变的核心，除了文化和正统性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实力：对能打能学的大明，日本是 "敬畏 + 学习"；对鸦片战争后屡败的清朝，则变成 "蔑视 + 取代"—— 正如内藤湖南在《唐宋变革论》中所言，日本认为自己才是 "唐宋文明的继承者"。
伍
策彦周良在《再渡集》中曾感叹"大明如泰山，日本如丘垤"，这不仅是地理的比喻，更是十六世纪东亚权力与文明秩序的真实写照。
然而，历史的洪流在1644年改道。当清朝的铁骑踏破山海关，日本从林罗山父子编纂的《华夷变态》中得报"华夷变态"，一种复杂的使命感便开始滋长——中华已亡，正统当由我继承。
从平壤城墙下明军火炮的震天轰鸣，到德川家康案头《三国演义》的智慧光芒；从遣明使对中华文明的矛盾模仿，到甲午战争中"驱除鞑虏"的政治宣传——这条看似曲折的认知之路，实则埋藏着必然的逻辑。
日本对明清的态度转变，绝非简单的背弃，而是一个长期被边缘的岛国，对大陆霸权从敬畏、学习到试图取代的完整过程。
于是，1894年黄海上的炮火，便不只是两个现代国家的战争，更是一场被延迟了三百年的历史清算。日本战舰的炮弹，瞄准的不仅是北洋水师的舰船，更是那个曾在平壤让他们敬畏有加、却又求之不得的中华秩序。历史的伏笔，就此全部揭晓。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