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道格拉斯·诺思、曼瑟·奥尔森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笔者认为，社会剩余（social residual）的流向是决定经济增长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它往往会受到不同统治模型的左右。一般来说，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s）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基于道格拉斯·诺思、曼瑟·奥尔森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笔者认为，社会剩余（social residual）的流向是决定经济增长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它往往会受到不同统治模型的左右。一般来说，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s）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已经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里讲的社会剩余，是指在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成果中，除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之外，还能“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成果。这种社会剩余，如果控制在一个个普通人手中，那么他们就可以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普通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这种社会剩余，如果控制在那些更有经营头脑的企业家手中，那么他们就可以借此来推动新增投资，新的作坊或工厂的出现、新的技术实验就会成为可能。这不仅意味着产能和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还意味着技术进步与就业规模的扩大。

但问题是，如果普通民众与企业家无法控制社会剩余，而是由君主或国家控制大部分的社会剩余，那么他们大概率是不会拿社会剩余去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如果社会剩余落到了君主手中，君主要么用于扩充军队与官僚系统——这可以提高君主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的能力，要么用于兴建奢华宫殿和个人享受——许多古代帝国或王国的君主都拥有让现代人瞠目结舌的奢华宫廷。而只要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且不受法律约束，他实际上就拥有整个社会最终的剩余索取权。如果统治者能任意处置其臣民的财产——无论其贵族、大臣的，还是地主、工商业者和普通农户的，社会剩余大概率上就会从经济的或生产性的部门，持续地流向统治的或非生产性的部门。这样，生产性部门就缺少能实现持续增长和创新的经济资源，进而难以实现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突破。可见，社会剩余的形成和流向是理解原发性工业革命、经济增长与持续创新的关键。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一个社会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有赖于社会剩余持续地转换为新增投资。而只要统治者可以不受约束地控制或汲取社会剩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原本可以用来作为新增投资的社会剩余，就有可能会被统治者不断地转化为统治租金。结果是，社会剩余这部分财富就会不断地由生产性部门转入非生产性部门，这就更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无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关于社会剩余流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不同模式，参见图6.5。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间，许多比较权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都印证了图6.5阐述的逻辑。像早期1955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后来2000年曼瑟·奥尔森所著的《权力与繁荣》，以及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人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同样主张经济增长需要某种合宜的政治与制度条件。总结下来，持续经济增长的政治与制度条件，不外乎是有效的产权保护和良好的激励结构。而正是一个国家的政体模式或统治模式，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权力的性质与类型，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产权能否得到保护，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形成正确的激励结构。

阿瑟·刘易斯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受到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影响，他同样关注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的重要作用。在如今的创新经济学中，企业家常常被定义为愿意承担风险并乐意从事创新的人。刘易斯这项1955年的研究认为，企业家其实主要是受牟利动机的驱动，他们起初既非为了创新，亦非为了别的高尚目标。而牟利有两种常见方式：一是通过生产性活动来牟利，二是通过非生产性活动来牟利。如果企业家发现能够通过非生产性活动来牟利，他们就会积极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如果企业家发现只有通过生产性活动才能牟利，他们就会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进一步的推论是，一个社会只有鼓励企业家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鼓励他们从事投资、经营和创新，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在那些政治权力运作极不规范、权力高度介入经济活动的社会，企业家很可能会被鼓励去构建复杂的交易型政商关系，并以此来牟利。这样的权力结构与制度环境就很难塑造持久的繁荣。

曼瑟·奥尔森的作品《权力与繁荣》的书名就暗示着某种因果关系：权力是自变量，繁荣是因变量，政治权力的性质与运作这个自变量决定着经济能否繁荣这个因变量。奥尔森被广为引用的一句话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在奥尔森看来，一个社会更鼓励人们从事攫取还是从事创造，从事掠夺还是从事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由跟权力有关的制度安排决定的。由此可以推断，一个社会只有鼓励人们——特别是精英阶层——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创造和互为有利的活动中时，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增长与繁荣。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则强调了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与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分化。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认为，攫取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通过各种办法把经济和社会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最终，只有跟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小圈子能够享有财富与繁荣，而包容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成长与繁荣带来的成果。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实现持久的增长和繁荣，而攫取性制度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总之，这些研究都进一步佐证，社会剩余的流向是决定经济增长与否的关键因素。

本文节选自包刚升著《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第六章，略有改动。

来源：辛庄课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