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玛塔-哈丽裹紧貂皮大衣，踩着高跟鞋走进爱丽舍酒店。她刚结束一场军官的晚宴，脸颊微红，包里塞着新情人送的钻石胸针。

1917年2月13日，巴黎的冬夜冷得刺骨。

玛塔-哈丽裹紧貂皮大衣，踩着高跟鞋走进爱丽舍酒店。她刚结束一场军官的晚宴，脸颊微红，包里塞着新情人送的钻石胸针。

突然，走廊里冲出六名便衣。

“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你被逮捕了。”

她瞳孔一缩，已经有二十年没人喊过她的本名。

时间倒回1876年。

荷兰吕伐登的雪地里，8岁的玛格丽莎攥着母亲墓碑前的枯花。父亲破产后，母亲抑郁而亡，她被扔进寄宿学校。

“这女孩天生会勾引男人！”校长撕烂她的日记。15岁的她被赶出校门，蜷在街角啃硬面包。

19岁那年，报纸上一则征婚广告刺进她眼里：“殖民地军官求娶健康女子。”

于是，她咬破手指按下手印，嫁给了大她21岁的鲁道夫。

可等待她的不是童话。

在印尼的湿热丛林里，丈夫酗酒后掐着她的脖子骂：“你连儿子都保不住！”

襁褓里的诺曼全身溃烂——丈夫把脏病传给了孩子。

某天清晨，她抱着3岁的女儿诺妮跳上开往欧洲的船。海水打湿裙角时，她发誓：“我要让所有男人跪着求我。”

1905年，巴黎吉梅博物馆的鎏金大门缓缓打开。

玛塔-哈丽赤脚踏上波斯地毯。七层薄纱裹住身体，手腕蛇形金镯叮当响。

“我是圣女。”她对法国富豪们微笑，纱笼随着鼓点一件件滑落。台下呼吸声粗重如雷。

第二天，《费加罗报》头版炸了：“东方女神降临巴黎！门票炒到天价！”

可只有玛塔-哈丽才知道，哪有什么圣女？不过是一个荷兰弃妇编的谎言。

但很显然，她赌赢了。德国王储为她一掷千金，法国部长深夜敲她公寓的门。而在每次幽会前，她都把情报塞进舞裙夹层：

“想要我？拿军队机密来换。”

1916年柏林街头，雪落在玛塔的狐狸毛领上。

德国情报官递来信封：“每月2万马克，代号H-21。”

她轻笑签字，转头就把文件扔进壁炉。

三个月后，巴黎某间密室。法国反间谍头目拉杜克斯盯着她：“给我们德军情报，100万法郎就是你的。”

那晚她在日记里写：“两头拿钱，两头不忠，这才是乱世生存之道。”

可她算漏了两件事：德国人故意用容易被破译的密码发电报；法国人早想找只替罪羊。

1917年2月，一份密电震动巴黎：“H-21收取1.5万法郎出卖法军。”

证据？不需要。当权者需要“蛇蝎美人”来掩饰战败的耻辱。

军事法庭的吊灯晃得人头晕。

法官举起她从印尼带回的书经，骂了她一句：“异巫女！”

陪审席上，当时坐着7个被她拒绝过的军官。

“我没有害死士兵！”玛塔攥着铁栏杆喊。

“你让五万法军送命！”法官把阵亡名单摔在地上——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

然而对玛塔-哈丽来说，最痛的刀来自亲生女儿诺妮

诺尼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称：“我以母亲为耻。”

看到报纸的那天，她在牢房撕烂了珍藏的女儿周岁照。

行刑日那天，天空飘着细雨。

玛塔-哈丽穿上最爱的银灰色套装，嘴唇涂得鲜红。士兵要绑她眼睛，她偏过头说道：“让我看着。”

士兵退了回去，挥了挥手，随着十二支步枪抬起时，她突然想起1905年那个夜晚。巴黎观众为她疯狂鼓掌，而现在，同样的法国男人要杀她。

“开枪吧，先生们。”她抛了个飞吻。

枪声惊飞乌鸦。41岁的玛塔-哈丽倒下时，手里攥着拉杜克斯送的金怀表——里面藏着女儿一缕胎发。

2017年，法国解密档案哗啦啦铺满桌面。

历史学家瞪大眼睛：所谓“致命情报”，其实是“德军抱怨食堂土豆发霉”。当年那封密电，被证实是德国故意泄露的烟雾弹。

而在荷兰吕伐登，玛塔的曾孙女打开锈迹斑斑的铁盒时，里面躺着一本褪色的日记本。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这世界要圣女，要妖妇，要恶魔——唯独不要真实的玛格丽莎。”

后记：

玛塔-哈丽不是英雄也不是恶魔，她只是个在乱世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女人。当男人们在战场上厮杀，她不得不用身体当武器，因此最终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那些指控她的法官、情人与观众，何尝不是将她推进深渊的共谋？真相或许就像她临终的那个飞吻一样，一半是嘲讽，一半是悲凉。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