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明华，生在七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回想起来，我这大半辈子的记忆，似乎都与那个存折有关，更与我那倔强的二叔周建民紧紧相连。
兄弟情深
＂给你叔养老，这是我对不起他的。＂母亲苍白的手将那本泛黄的存折塞进我掌心，眼里含着不舍与嘱托。
外面的雨下得正大，打在窗户上啪啪作响，像是在为母亲的离世哭泣。
我叫周明华，生在七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回想起来，我这大半辈子的记忆，似乎都与那个存折有关，更与我那倔强的二叔周建民紧紧相连。
父亲周建国去世那年，我才八岁。那是1978年的隆冬，北风呼啸着穿过砖瓦房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我家的不幸哀叹。
记得父亲下葬那天，天寒地冻，白雪覆盖了整个村庄。母亲李淑芝哭得昏天暗地，跪在冰冷的地上，几乎站不起来。
＂哥，你走得太早了...＂母亲的哭声在村子里回荡。
正当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时，二叔周建民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来，脸冻得通红，嘴唇都冻出了血口子。
＂嫂子别怕，有我在。＂二叔拍着胸脯说。他的棉袄上结了一层薄霜，脚上的胶鞋沾满了雪水。
简单的一句话，却像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点燃了一簇火苗，给了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吹遍全国。人们还在用粮票、布票换取生活必需品，收音机是最时髦的家电，能有一辆自行车就算是富裕人家了。
二叔原本在县里机械厂当技术员，厂里的红旗牌收音机就是他们生产的，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件。正赶上厂里要选拔干部，他因为技术过硬，又有初中文凭，名列第一。
村里人都说：＂建民有出息了，要当干部了！＂
可父亲走后，他却主动放弃了这难得的机会，调回镇上的小厂，只为离我们近些。当时厂门口贴出调令的那天，不少工友都为他惋惜。
＂建民啊，这么好的机会，咋就放弃了呢？＂厂长老郑拉着他的手问。
二叔只是轻轻摇头：＂我哥家里有困难，我得回去照应着。＂
回到村里后，二叔经常骑着那辆带横梁的老凤凰自行车往返于镇上和村里之间。那时的土路坑坑洼洼，每到雨季就泥泞不堪，二叔常常是推着车回来的，裤腿上满是泥点子。
＂技术员怎么了？还不是拧螺丝的。＂二叔常这样自嘲，然后笑着捋一把额前的刘海，眼角却掩不住失落。
他的肩膀很窄，却扛起了一个家。每个月发了工资，他总要拿出大半给我母亲贴补家用。
＂嫂子，这点钱你拿着，给明华买点肉吃。＂二叔会把皱巴巴的钱塞到母亲手里。
母亲总是推辞：＂你自己也不容易，留着吧。＂
二叔便板起脸：＂拿着！建国走了，明华就是我的娃。＂说完，转身就走，生怕母亲再推辞。
记得那年夏天，我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烫得像个火炉。母亲在公社食堂忙着炒菜，请不了假。二叔得知后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活儿，骑了十里路把我送到镇医院。
那时候的医院条件差，连吊针的架子都是自己找木棍搭的。医生说要打青霉素，一针一块二，要打三天。药费花了二叔半月工资，却只字不提。
我躺在病床上，意识模糊中看见二叔粗糙的手轻轻擦拭我额头的汗水。他的手上全是老茧和机油的痕迹，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污，怎么也洗不干净。
＂叔，您回去吧，我没事。＂我虚弱地说。
二叔摇摇头：＂你好起来，叔就放心了。＂
他就这么坐了一整夜，腰板挺得笔直，连眼都没合一下。第二天一早，他打了个盹，又匆匆赶回厂里上班去了。
＂你爹要是在，也会这么做。＂这是二叔的口头禅。每当他说这话，总会拿起搪瓷缸子，猛灌一口散白酒，然后闷头扒饭，仿佛要把所有情绪都咽下去。
那些年，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我家的日子比别人家更艰难些。母亲在食堂工作，每月工资才三十几块。好在她能从食堂带些剩菜回家，省了不少开支。
二叔虽说是技术员，但在小厂里工资也不高，还得养活自己的小家。二婶是个善良的女人，从没因为二叔接济我们而抱怨过一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长大，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后来又去了城里的大学。这在当时的村里可是稀罕事，邻居老王家的收音机里正好播到我考上大学的喜讯，全村人都知道了，纷纷上门道贺。
上大学那天，是二叔骑着摩托车送我去的火车站。那是他刚换的建设牌摩托车，破旧却很结实。一路上，他不停地叮嘱我：＂到了城里要好好学习，别跟坏人学坏，有困难就给家里打电话。＂
他给了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两百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知道那是他攒了很久的。
＂叔，我不能要。＂我推辞道。
二叔难得地板起脸来：＂拿着！你爹若在天有灵，也希望你好好上学。＂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差点掉下泪来。我明白，在二叔心里，我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一是路途遥远，二是车票太贵。每次打电话回家，电话那头总是二叔接听。那时候村里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安在村委会主任家里，谁家有电话，都要跑去接。
＂明华啊，学习咋样？＂二叔总是这么问。
＂挺好的，叔。家里都好吧？＂
＂都好着呢，你娘身体硬朗，我也没啥毛病。你安心读书，别惦记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母亲的风湿病越发严重，常常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二叔也因为长年在机械厂干活，落下了一身病痛。但在电话里，他们从未提起过半句。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招聘进了城里一家国企，有了稳定的工作。那是九十年代初，国企还算是铁饭碗，周围不少同学都羡慕我。
我的第一个月工资，我拿出大半寄回了家。母亲来信说什么都不肯用，非要存起来给我将来娶媳妇。
＂娘，钱您就收着用吧，我在城里工资够用。＂我在回信中写道。
母亲却在电话里埋怨：＂你这孩子，越大越不听话了。我跟你叔能吃几碗饭？日子又不是过不下去。＂
这些年，二叔也退休了。镇上的小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难以为继，最终倒闭。好在二叔退休前工龄够了，每月有七十多块钱的退休金，在村里也算过得去。
二婶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二叔就靠那点退休金，支撑着小家，还时常接济我母亲。他从不抽烟喝酒，省下钱来买些鸡蛋和水果给二婶补养身体。
我常回家看望他们，每次回去都会带些城里的特产和营养品。二叔总是推辞：＂你自己留着吃吧，我们老两口没那么娇贵。＂
二叔的倔强，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我怎么劝，他都不肯花我的钱。他总说：＂男子汉要自己养活自己，靠别人算什么本事？＂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我在城里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母亲的身体越发不好，我接她来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可她总是放心不下村里的老房子，没住多久就吵着要回去。
＂那是你爹留下的房子，咋能空着呢？＂母亲念叨着。
我知道，那座老房子承载了她太多回忆，是她割舍不下的牵挂。
去年冬天，母亲病倒了。医生说是肺部感染，情况不太乐观。我请了长假，回村里照顾她。二叔每天都来看望，骑着那辆已经掉了漆的自行车，不管刮风下雨。
＂嫂子，我给你炖了只老母鸡，你喝点汤吧。＂二叔小心翼翼地端着保温壶进来，生怕洒出一滴。
母亲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惦记着二叔：＂建民，你也上了年纪，别累着自己。＂
二叔笑着摆手：＂我身体好着呢，能扛两百斤麻袋！＂
可我看得出来，二叔的背已经驼了，走路也不如从前利索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曾经乌黑的头发已经花白。
母亲去世的那天，外面下着小雨。她拉着我的手，艰难地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存折，颤抖着塞给我。
＂明华，这是娘这辈子的积蓄，不多，四千多块钱。你拿着，记得给你叔养老。他对咱们家的恩情，娘这辈子都还不清。＂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字字重如千钧。
我握着那本发黄的存折，泪如雨下。那不仅仅是四千多块钱，而是母亲一生的心血和牵挂。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翻开了那本存折。里面的数字让我鼻酸——四千三百二十六元整，是母亲一分一厘攒下来的。
想起她穿了十多年的那件蓝布棉袄，补了又补，袖口都磨破了还舍不得换；想起她总说＂不饿＂却偷偷把肉夹给我；想起那些无数个她站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的夜晚。这小小的数字，重如千钧。
母亲的葬礼很简单，按照她的遗愿，没有大操大办。村里的老人们都来送行，他们说，李淑芝一辈子勤劳善良，是个好人。
二叔全程守在灵堂前，眼睛红肿，却一滴泪也没掉。他帮着料理所有事情，忙前忙后，直到所有仪式结束。
＂嫂子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二叔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望着天空喃喃自语。
我知道，在二叔心里，母亲不仅是嫂子，更是亲人，是这么多年来并肩走过艰难岁月的伙伴。
带着存折去看二叔时，他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柴。初秋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映出一层薄汗。六十岁的人了，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
＂叔，这是娘留下的。她临终前嘱咐，要我好好孝敬您。＂我掏出存折，递到二叔面前。
二叔放下斧头，擦了把汗，看都不看那存折一眼，就摆手拒绝：＂拿回去！我还用得着你们接济？老周家的人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他脸涨得通红，倔强得像个孩子。我知道二叔这辈子最拉不下脸的就是向人伸手。
＂可这是娘的遗愿啊。＂我急得眼圈发红，＂她说，她对不起您。＂
＂她对不起我什么？瞎说！＂二叔转过身，捂着胸口坐在了木墩上，声音里带着哽咽，＂她一辈子辛苦，为了你们省吃俭用。这钱是她的血汗钱，你留着给你儿子上学用吧。＂
我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先把存折收起来。二叔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却从不愿接受回报。这种骨子里的倔强和自尊，是那一代人的写照。
晚饭时，二婶悄悄告诉我，二叔最近腰疼得厉害，去医院检查也不肯。＂他哪儿舍得花钱啊，说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他这人死要面子，你劝劝他。＂二婶叹气道。
那天晚上，我和二叔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喝酒。月光如水，洒在那棵已经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上。这棵树，是父亲和二叔小时候一起种下的。
＂叔，您还记得这棵树的来历吗？＂我问。
二叔仰头看了看树冠，笑道：＂怎么不记得？那年你爹上山砍柴，挖了两棵小槐树苗回来，说是要种在院子里，好乘凉。＂
＂现在可真凉快。＂我也笑了。
二叔喝了口散白酒，眼睛望向远方：＂你爹走得太早了。当年要不是他有病，何至于...＂
他的话没说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父亲生病那年，家里没钱治疗，是二叔借钱垫付了医药费。虽然最终没能留住父亲的命，但二叔已经尽了全力。
＂叔，我知道当年的事。＂我沉声道，＂娘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她说欠您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二叔猛地摇头：＂什么欠不欠的！我们是亲兄弟，有难同当，这不是应该的吗？＂
酒至半酣，二叔的话多了起来。他说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下河摸鱼的趣事，说起两人一起上学路上的打闹，说起父亲结婚时他当伴郎的场景...那些过往，在二叔的讲述中变得如此生动。
＂你爹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就是命不好，走得早。＂二叔的眼角湿润了。
我明白了母亲的心结——当年父亲病重时，是二叔借钱垫付了医药费，母亲一直觉得亏欠。而二叔，却从不觉得那是什么恩情，在他心里，那只是兄弟之间应该做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拿出一张纸，郑重其事地写下＂周氏兄弟互助基金＂几个大字。我把存折放在纸上，对二叔说：＂这不是接济，是咱周家兄弟的责任。爹走得早，您顶了这个家。现在，该轮到我了。＂
二叔看着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脸，似乎在寻找父亲的影子。
＂你啊，越来越像你爹了。＂最后，他只说了这一句话，眼里的倔强渐渐化为湿润。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粗糙的手有些颤抖。
从那以后，我每月都会往那个存折里存一些钱。虽然二叔从不主动取用，但我知道，当他真正需要的时候，那笔钱会在那里，等着他。
去年冬天，二叔终于同意去城里大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需要手术治疗。
＂手术费我出。＂我坚定地说。
这一次，二叔没有拒绝。他只是笑了笑：＂那就用＇周氏兄弟互助基金＇吧。＂
手术很成功。在医院的病床上，二叔握着我的手，声音有些哽咽：＂明华，你爹若在天有灵，看到你这样，一定很欣慰。＂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么多年来，二叔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如今，二叔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硬朗了许多。我把他和二婶接到城里住，给他们买了一套小房子，就在我家附近。每天早晨，二叔都会早早起床，去小区的空地上打太极拳，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有时候，我会看到二叔站在阳台上，望向远方，那目光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有父亲在的岁月。我知道，在他心里，那份兄弟情谊从未改变。
前几天，我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她写给二叔的信。信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建民，这些年多亏有你。明华是好孩子，以后就靠你了。＂落款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
我把这封信给二叔看了。他读完后，只是默默地把信折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转身看向窗外。
他的背影有些佝偻，却依然挺拔。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亲情，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表白，只需要平凡日子里的相互扶持和默默守候。
窗外，初春的阳光洒在小区的树上。树已枝繁叶茂，而兄弟情谊，也如这树一般，在岁月中生根发芽，枝叶常青。
＂叔，去公园走走吧？＂我轻声问道。
二叔转过身，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好啊，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我搀扶着二叔走出家门，阳光下，我们的影子渐渐重合在一起，就像父亲与二叔当年的样子。那份情谊，将永远延续下去。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