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大明星陶金娱乐圈少有的老实人却让家人情感复杂

摘要：从第二句话开始说，事情并没那么快被翻篇。那几年，外界的议论很多，圈里圈外都有人说三道四，但真相比八卦复杂。陶金回到上海后，生活继续——他照顾家庭、拍戏、应付日常，但这件事在夫妻之间留下了影子，也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更难理清。李丽华没有追着闹，也没有纠缠，接受了他

1951年那回，结果很简单也很明确：陶金最后留在了家庭，跟李丽华的感情画上了句号。

从第二句话开始说，事情并没那么快被翻篇。那几年，外界的议论很多，圈里圈外都有人说三道四，但真相比八卦复杂。陶金回到上海后，生活继续——他照顾家庭、拍戏、应付日常，但这件事在夫妻之间留下了影子，也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更难理清。李丽华没有追着闹，也没有纠缠，接受了他的选择；她收起了那段感情，继续她的演艺路。陶金则把重心往家里靠，孩子和妻子成了他最终的落脚点。

日子并非一路平坦。到了1957年，政治风向一变，章曼苹被划为“右派”，这一标签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陶金并没有立即和她划清界限。为了保护妻儿，他的处境也受到牵连，上影厂的工作被迫中断。这一步把他从相对安稳的岗位推到了更动荡的职业轨道上：先被调往武汉，后来又去到珠影厂继续拍片和做导演，但位置和待遇都不再像从前那样牢靠。夫妻俩在事业和政治的风雨里并肩撑着，生活因此复杂了许多。

时间往前拨回去，事情的导火索是在香港。1948年起，陶金跑到香港接戏，和李丽华搭档频繁。两人在片场接触多了，感情自然有了靠近。到了1950年，陶金自编自导的《诗礼传家》请李丽华做女主，两人在拍摄中的亲密互动把关系推到新高度。那段时间，陶金在外形和打扮上也起了变化，更注意形象，对李丽华表现得热情明显。他们开始在公开场合一并出现，互动也不像一般搭档那么简单。

陶金把心里话写成了一封信，封里的意思很直白：他对李丽华有感情，打算离婚。章曼苹知道后，带着孩子赶到广州找他，想面对面把事谈清楚。那一见面，情绪复杂到一句话说不清——见到孩子，陶金动摇了。他一度提出全家去香港重新开始，但章曼苹拒绝了。孩子们的情绪也被卷进来：小儿子陶令昌一度对父亲很疏远，父子关系出现裂痕。纠结之下，陶金又给李丽华写信，说决定留下照顾家庭。李丽华看信后虽然心里难受，但很快理解了他的选择，也就不再继续追求。

戏剧性的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稳住。过了一阵，章曼苹又一度提出离婚。那时候陶金的态度彻底转变，他把离婚书撕掉，承诺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这承诺不是一句空话，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用实际行动去维持这个家。两人一起经历了不少风浪：政治运动、工作调动、生活的窘迫，但日常的生活还是在一点点被修补和维系。

回头看他们的早年，生活本就没多奢华。陶金生于1916年，原名陶谋峦。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家里在他四岁时搬到北京。少年时他喜欢戏剧和音乐，十七岁进了京华美专，后来又进山洞戏剧训练班，改名陶金，1934年被中国旅行剧团录用，真正开始做专业演员，也在剧团里遇到章曼苹。章曼苹本名张蕙兰，来自江西南昌，比陶金小一岁。两人在话剧《雷雨》里合作，感情慢慢起来，1936年结了婚。那时两人生活拮据，演出收入少，常常精打细算，有时两个人甚至分着吃一张薄饼，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觉得苦，觉得有伴就行。

抗战期间，两人投身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到苏州、武汉，再到重庆，四处演出为抗日宣传。那段流亡路很难走，条件差，孩子也随行。陶令仪在1936年出生，后来陶令昌在逃难途中出生。章曼苹在生产后曾因感染险些有危险，多亏战友和陶金照顾才渡过难关。那些经历后来被搬上银幕，成为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题材，两人也参与了演出，把那段生活在荧幕上再现。

战争和漂泊没把他们打散，反倒让两人的戏路和名声稳了些。1940年前后在重庆的日子里，陶金在戏剧和电影圈慢慢有声望，和白杨、舒绣文等人成为知名搭档。战后回到上海，他继续走影片路线，《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他演的张忠良，是个从热血青年到转变的人物，他把角色的层次拿捏得好，这也让他在影坛地位更稳。电影的男主原定给陈天国，但因片酬没谈拢，导演改找陶金；陶金向来不爱讨价还价，这性格也让行业里的人对他另眼相看。

章曼苹的事业也没闲着，话剧和电影都有她的名字。《群魔》《人海妖魔》里能看到她的表现。外人看他们，是以为这是一对黄金搭档：舞台上并肩，生活里也在一起。但家里并不全是光鲜：家务、角色压力、性格摩擦都会让两人吵架。孩子们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目睹父母争吵自然会留下影子，这对孩子心理有长期影响，是生活的真实一面。

陶金的职业路径也多有转折。上影厂时，他还接戏、拍片，后来也试着当导演，作品包括《和平鸽》《十五贯》《护士日记》。到了珠影厂，他又导演过《齐王求将》《斗鲨》《西园记》。章曼苹依旧在话剧舞台上耕耘。孩子们长大后各有去处：女儿陶令仪改名陶白莉，当了演员，演过《上海姑娘》《斗鲨》《小花》；小儿子陶令昌在香港从事电影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