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岁那年,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6岁时,姐姐不知为何突然离家出走,母亲疯了似的找,喊破了嗓子也没找到人,急火攻心下,身体垮了,整日精神恍惚。9岁,哥哥实在熬不住穷,也悄悄离开了家,从此没了音讯。短短几年,一个五口之家,就剩我和患病的母亲。母亲的病越来越重
我叫刘秀祥,1988年出生在贵州大山深处一个穷苦农户家。打记事起,日子就裹着一层苦,可我从没想过,命运会把苦难一层叠一层地压在我和母亲身上。
4岁那年,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6岁时,姐姐不知为何突然离家出走,母亲疯了似的找,喊破了嗓子也没找到人,急火攻心下,身体垮了,整日精神恍惚。9岁,哥哥实在熬不住穷,也悄悄离开了家,从此没了音讯。短短几年,一个五口之家,就剩我和患病的母亲。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最后确诊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连穿衣、吃饭都需要人照顾,整个家的担子,一下砸到了我这个半大孩子肩上。
那时我才9岁,却已经知道“活下去”三个字有多沉。为了给母亲买药,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揣着个布袋去山里、路边捡废品,塑料瓶、废纸壳,能换钱的都不放过。农忙时,跟着邻居去地里干活,刨土、插秧、收割,别人能干的我都干,别人嫌累的我也咬牙扛。山里人家烧柴火,我就背着背篓上山砍柴,常常砍到太阳落山,肩膀被背篓勒得通红,手上全是伤口。粮食要自己种,我就学着松土、播种,看着庄稼一点点长起来,就像看着活下去的希望。
上学成了奢侈的事,可我不想放弃。教室里的书本,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走出大山的路。可在学校,我是“异类”。同学们知道我母亲的病,没人愿意跟我玩,还指着我喊“小疯子”。有时我走在路上,会有牛粪、石头朝我扔过来,我只能低着头快步走,把委屈咽进肚子里。我不敢哭,怕母亲看到了担心,也怕自己一哭就再也撑不下去。
就在我快要被孤独和苦难压垮时,小学班主任向我伸出了手。他不仅悄悄帮我垫付了学费,还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塞馒头、煮鸡蛋,摸着我的头说:“秀祥,读书能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别放弃。”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我黑漆漆的日子。从那以后,我读书更拼了,白天上课,晚上帮母亲洗漱完,就着煤油灯做题,常常学到后半夜。功夫没白费,小学毕业时,我以全县前三的成绩,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却高兴不起来——去县城读书,母亲怎么办?她完全没有自理能力,没人照顾肯定不行。我坐在门槛上,看着母亲茫然的眼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丢下她,我要带着母亲一起去县城读书。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乡亲们都劝我:“秀祥,你疯了?你一个娃,带着病人怎么读书?还是留在村里种田,好好照顾你妈吧。”他们说的我都懂,可我不想放弃读书,更不能丢下母亲。“我能撑下去。”我只说了这一句,就开始收拾行李。临行前,我去了父亲的坟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爸,我要带妈去县城读书了,我一定会把她照顾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混不出人样,我绝不回来。”
那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扶着母亲,一步步走出了大山。从村里到县城,要走7个多小时,山路难走,母亲走得慢,我就时不时停下来等她,给她擦汗、递水。到县城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在学校后山找了块空地,捡来几块木板、几捆稻草,搭了个简易的棚子,这就是我们的“家”。地上刨个坑,架起捡来的铁锅,就是厨房。
日子比在村里更难。我没钱买粮食,就每天放学去菜市场,等摊贩收摊后,捡他们扔掉的烂菜叶、烂红薯。油盐是最金贵的东西,常常只有盐,炒出来的菜没什么味道,可母亲吃得很开心,还会往我碗里夹。为了挣钱,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捡废品,周末就去工地打零工,搬砖、扛水泥、抬钢筋,只要能挣钱,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干。一个星期下来,能挣十几块钱,够给母亲买些药,再买一点点米。
初中三年,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中考时,我又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可高中的学费更贵,我只能趁着初三暑假,跟着老乡去工地干重活。夏天的太阳特别毒,工地的水泥地能烫掉一层皮,我每天抬着钢筋来回跑,肩膀很快就磨破了,汗水一浸,钻心地疼。我白天干10小时的白班,晚上再接着干8小时的夜班,累得倒头就睡,有时甚至在工地上就能睡着。有一次,我实在太困了,从100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还好下面有安全网,才没出事。那个暑假,我拼了命地干活,终于挣了1000多块钱,够交学费了。
可学费有了,房租还是没着落。我在学校附近打听,发现有个老爷子有间废弃的猪圈,就厚着脸皮去问能不能租。老爷子见我可怜,就便宜租给了我。那间猪圈四面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我就用编织袋把四周围起来,勉强抵挡寒风。高中的课业比初中重多了,我每天上完晚自习,都要再出去捡几个小时废品,常常忙到凌晨四五点,睡一两个小时就又要去上课。长期熬夜加上营养不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次发高烧,躺了一个星期都起不来。
那天早上,母亲饿了,想吃饭,我硬撑着爬起来,翻遍了家里的角落,只找到一碗昨天剩下的白菜。我把白菜热好,刚想递给母亲,却突然头晕,手一抖,碗掉在地上,白菜撒了一地,还沾了灰尘。我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赶紧把地上的白菜捡起来,用水冲了冲,重新热了给母亲吃。母亲吃得很开心,笑着说“好吃”,可我抱着她,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2006年春节前夕,看着别人家都在置办年货,我也想给母亲买几斤猪肉,让她过个好年。可我摸遍了口袋,连一分钱都没有。这时我突然想起,老家有块地租给了别人,一年有400块租金还没拿。我跟同学借了辆自行车,打算回老家收租金。从县城到老家有200多公里,山路崎岖,我骑了没多久,就累得浑身是汗。心里想着母亲一个人在家,我骑得更快了,结果在一个陡坡上,因为太疲倦,连人带车摔了下来,腿一下子动不了了。那天是除夕前一天,我躺在路边,又冷又疼,可一想到母亲,就咬着牙爬起来,慢慢推着自行车往前走。休息了一天一夜,我才回到老家,拿到租金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县城。等我到家时,已经是大年初二了,母亲蜷缩在角落里,饿了两天,看到我回来,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我抱着母亲,心里满是愧疚,我答应过要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可连一顿像样的年夜饭都给不了她。
高三那年,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高考上,我想考上大学,带着母亲离开这里,过好日子。可就在高考前,我突然发起高烧,没钱买药,只能硬撑着。高考时,我直接病倒在考场上,最后成绩出来,比录取线差了6分。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觉得这些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我坐在猪圈里,看着母亲,心里有了轻生的念头——我用生命在读书,跟命运抗争,可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别人落榜了可以复读,可我不行,我每天都在熬,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翻到了以前的日记,里面有一句话:“当你抱怨你没有鞋穿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发现别人竟然没有脚。”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是啊,我还有母亲,还有家,就算再难,我也不能放弃。我开始联系学校,想复读,可很多学校都拒绝了我。我不气馁,一次次去找校长,直到第五次,我跪在校长面前,说:“校长,我想读书,我能考上大学,求您给我一个机会。”校长被我的决心打动,同意我复读。
复读这一年,我更拼了,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2008年,我终于收到了山东临沂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着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抱着母亲嚎啕大哭,这么多年的苦,终于有了结果。
9月,我带着母亲去了山东。没想到,我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了,很多爱心人士想给我捐款、捐物,可我都谢绝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可我不想靠别人的同情生活,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大学三年,我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在打工,发传单、做家教、去餐厅洗碗,只要能挣钱,我都干。挣来的钱,一部分给母亲买药,剩下的就寄回贵州,资助我初中时捡废品认识的三个弟弟妹妹上学——我知道没书读的苦,想帮他们一把。
毕业后,很多知名企业向我伸出橄榄枝,有一家北京的公司甚至给我开出了55万年薪的待遇。可我都拒绝了,我不想因为“带母读书”的标签得到工作,我想凭自己的实力。后来,我通过面试,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月薪12000元。我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给母亲买了新衣服,终于让她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我以为日子会就这样平静下去,可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又把我拉回了大山——老家的学校缺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去。我看着母亲,想起了当年班主任对我说的话,想起了那些在苦难中帮助过我的人。最终,我收拾了行李,带着母亲回到了贵州,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我想把自己感受到的温暖传递下去,帮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困境,就像当年有人帮我一样。
这么多年,我一边上学、一边照顾母亲,吃过的苦数不清,可我从没后悔过。母亲在,家就在;有书读,就有希望。我用自己的努力,给了母亲一个安稳的家,也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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