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3月的一天傍晚，津湾大剧院外人声鼎沸，夜色里连河面的灯影都跟着跃动。这场以《王杰赞歌》为主线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中央首长，周恩来总理就坐在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按照节目单，压轴合唱是《歌唱祖国》，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分量，可是谁也想不到，正是这几分钟的演唱

1965年3月的一天傍晚，津湾大剧院外人声鼎沸，夜色里连河面的灯影都跟着跃动。这场以《王杰赞歌》为主线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中央首长，周恩来总理就坐在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按照节目单，压轴合唱是《歌唱祖国》，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分量，可是谁也想不到，正是这几分钟的演唱，让现场短暂地“熄火”了几秒钟。

灯光打在指挥台上，王莘举起双臂，乐声刚一起，人群已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到了第二段高潮处，周总理猛地抬手示意暂停——整个乐队一个急刹。所有人都愣住：出了什么事？短暂的寂静里，只听周总理平静却清晰地问了一句：“你是改词了吗？”

这句提问缘于一个字的差异，“谁敢侵犯我们就叫它死亡”和“谁敢侵犯我们就叫它灭亡”听上去只差一个音节，可意思可大可小。死亡是个体的终结，灭亡却是一个侵略者政权整体的覆没。歌词原本是“灭亡”，这是1950年秋王莘写定后便一直沿用的正式版本。周总理对文字极其严谨，他觉得方才听到的字眼不对，便立刻喊停。王莘连忙示意乐队稍等，转身回答：“从来没改，是我一紧张唱错了。”现场松了口气，笑声、掌声随后爆发，合唱继续，整座剧院又被热流卷了回来。

事情虽小，却让许多人再次关注到这首歌是怎样走进千家万户的。时间拉回1950年9月，北方的风里略带凉意，距离开国一周年庆典只有几天。王莘刚从学校授课回到家，一口气在草稿纸上写下整段旋律与歌词。写完他感觉意犹未尽，又反复哼唱确认歌词节奏。当时《天津日报》每天都在准备国庆特刊，王莘把稿子寄过去，满心期待能在报纸上见到自己的作品。谁知两天后稿子被退了回来，编辑回信说主题很好，但曲式不太适合报纸刊登。这话有几分委婉，也有几分客气，实则拒绝。

换作旁人或许就此作罢，王莘却认定这首歌一定能被大众接受，于是自费刻蜡板、油印曲谱，在和平路口摆桌子免费赠送，遇到年轻学生还主动教他们唱。“试试看，跟着我，一二三四……”他的声音常常在街头与自行车铃声交织。天津是座码头城市，来往客商多，歌曲被口口相传，不到半年就飘到了石家庄、济南乃至汉口。1951年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播全国十首新歌，《歌唱祖国》名列其中。当蓄电池广播里的铜管前奏响起，许多人停下脚步，跟着播音员的节拍学唱，歌曲就这样迅速成了“耳虫”，越哼越熟。

一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传回捷报，很多慰问团把这首歌带到前线。风雪山头的篝火旁，战士们吼着“站起来了！我们万众一心”，情绪燃到最高点。军中一位随军记者后来在笔记里写道：士气最足的时候，机枪声停，歌声更响。

到了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练进入冲刺阶段，导演组一直在为尾声选歌犯愁。周总理看完彩排后，说了一句“尾声就用《歌唱祖国》”，一锤定音。不少演员感叹，明明《东方红》才是主线，却偏偏需要《歌唱祖国》做“灯塔”，这首歌的穿透力可见一斑。那一次，合唱团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一直排到金水桥东侧，能够参与演出的演员都觉得值。

再说回1965年的天津音乐会，周总理在后台与王莘简单聊了几句音乐创作与群众路线，他叮嘱王莘：“词曲再好，还是要让老百姓觉得好唱。”这句话不长，外行听来平常，行内人却懂得其分量。三十多天后，文化部音乐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文工团重排《歌唱祖国》混声合唱版，把原本散落各地的演唱方式梳理为统一标准。同年冬，上海音乐出版社再版的曲谱正式更名为《歌唱祖国（混声合唱定稿）》，词句逐字印刷，末尾加注：“任何演出不得自行更改词曲”。

从蹲在街头发蜡纸，到总理把关一个字，这首歌走了十五年。期间，王莘写过《万泉河水清又清》《王杰赞歌》，也得过不少奖，但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歌唱祖国》。有人说王莘运气好，赶上了新中国最需要歌曲的年代；也有人说他倔，一首歌不让步。事实或许介于两者之间：时代提供背景，个人提供火花，缺一不可。

歌词里那句“我们勤劳，我们勇敢”被无数少年写进作文，也被无数老兵写进回忆录。1965年音乐会的小插曲，只是这首歌漫长旅途中的一点涟漪，却恰好说明了文字、旋律与信念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个字的准确，守住的是立场；一次喊停，提醒的是分寸。王莘的歌声停了几秒，随后更响亮地回荡在剧院上空，也回荡在那一年所有收音机的波段里。

来源：雍亲王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