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不大，百十来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有点什么事，不出半天就能传遍。

我叫石头，在我们村里，算是个念过几天书，喜欢琢磨事儿的人。

我们村不大，百十来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有点什么事，不出半天就能传遍。

村里人最看重两件事：红事和白事。

谁家娶媳妇，谁家老人走了，这都是天大的事。事儿大，就得办得体面，而体面，很大程度上就看你家的人缘。人缘这东西，虚头巴脑的，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一到这种时候，就全落在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上——礼金簿。

那本红纸或白纸糊的册子，就是一张人情关系网。你来我往，钱多钱少是个心意，但名字写上去了，就代表着一份认可，一份情分。

可我们家，或者说，我们家族里，有个“异类”。

那就是我二叔，王建国。

“石头，去，把你二叔喊过来吃饭。”我爸蹲在院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眉头拧成个疙瘩。

“又怎么了？”我问。

“东头老李家孙子今天满月，你二叔又空着手去了。”我爸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声音里满是无奈。

我叹了口气，这事儿，我已经习惯了。

我二叔王建国，是个怪人。

他不是没钱，早些年在外面跑运输，是村里第一批“万元户”，后来年纪大了，就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生意不好不坏，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他也不是人品不好，待人接物都挺和气，见谁都笑呵呵的，路上碰到谁家车坏了，他准是第一个上去搭把手的人。

可他就是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村里任何红白喜事，他从不随礼。

一分钱都不随。

人到，茶喝，饭吃，嗑照唠，就是那个红信封，你永远别想从他兜里掏出来。

一开始，村里人还以为他忘了，或者手头紧，办事的东家还会客气地打个圆场：“建国兄弟能来，就是最大的情分了。”

次数多了，大家就回过味儿来了。

风言风语自然少不了。

“王建国那个人，算盘打得精，光吃不吐。”

“什么万元户，我看就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

“以后他家有事，看谁去！”

这些话，我二叔不是没听见，但他跟没事人一样，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有一次我爸实在忍不住了，哥俩在院子里喝着酒，就吵了起来。

“建国，你到底咋想的？这人情往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你这样搞，以后小军怎么办？村里人戳脊梁骨，你脸上光彩？”我爸脸红脖子粗。

我二叔慢悠悠地呷了口酒，夹了颗花生米，嚼得嘎嘣脆。

“哥，你说的规矩，是啥规矩？不就是互相攀比，打肿脸充胖子吗？今天你随二百，明天我就得随三百，这钱是情分，还是负担？”

他顿了顿，看着我爸，眼神很亮：“我王建国交朋友，看的是人心，不是钱。我人到了，帮着忙前忙后，这不算情分？非得那几张红票子才算？”

我爸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指着他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你……你这是歪理！”

二叔笑了笑，没再争辩。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堂弟小军，也就是二叔的独生子，从小就在这种议论声中长大。他性格跟他爸完全不一样，有点内向，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每次跟着二叔去吃席，他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脸烧得通红。

二婶呢，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跟二叔红过脸。她懂丈夫的脾气，也懂村里的规矩，就在这两者之间受着夹板气。她总会偷偷摸摸地备下一些鸡蛋、挂面，趁着没人的时候，给办事的东家送去，嘴里还不停地道歉：“他大哥，他大嫂，建国那人就那臭脾气，你们别往心里去，这点东西，算我老婆子的一点心意。”

东家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最后多半是叹口气，把东西收下，然后跟我二婶说几句宽心话。

可谁都知道，这鸡蛋挂面，跟我二叔那本该出现在礼金簿上的名字，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二叔的“规矩”成了村里人习以为常的谈资，像一块河里的石头，虽然硌脚，但大家绕着走也就过去了。

我们都以为，这块石头会一直这么硬下去，直到它自己风化。

直到小军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小军是在外面打工时认识的姑娘，邻县的，人长得水灵，性格也好。两孩子感情到了，就准备谈婚论嫁。

亲家那边第一次上门，二叔二婶自然是最高规格的招待。鸡是现杀的，鱼是河里新捞的，桌上摆得满满当当。

二叔那天也格外高兴，话也比平时多，拉着亲家公的手，从年景聊到政策，气氛好得不得了。

亲家公对二叔的印象也很好，觉得这个未来的亲家是个实在、爽快的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题自然就绕到了两个孩子的婚事上。

“亲家，你看，俩孩子的事，咱们就定下来吧？”亲家公端着酒杯，满脸笑意，“彩礼、三金这些，我们那边都有个大概的章程，咱们按规矩来就行。主要就是这个婚礼，得办得热热闹闹的，不能委屈了孩子。”

我当时也在场作陪，听到“按规矩来”这四个字，心里咯噔一下。

我下意识地去看我二叔。

二叔脸上的笑容没变，他端起酒杯，跟亲家公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亲家，你放心。”他放下酒杯，声音洪亮，“彩礼、三金，一分都不会少，绝对不会委屈了你家闺女。这婚礼，我也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给孩子们办好。”

亲家公满意地点点头：“那就好，那就好！到时候我们这边的亲戚朋友过来，也热闹热闹。”

一顿饭，宾主尽欢。

送走亲家，二婶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唉声叹气。

小军也坐立不安，搓着手，几次想开口，又把话咽了回去。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从刚才的热闹，变得沉闷压抑。

最后还是我爸，他那天也被请来作陪，他清了清嗓子，开口了。

“建国，你刚才听见了？亲家说了，要按规矩来，要热热闹闹的。”我爸盯着二叔，一字一顿地说。

二叔像是没听出我爸的言外之意，他点上一根烟，靠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听见了。不就是办酒席吗？我提前去镇上最好的馆子，定十桌，不，二十桌！保证菜品扎实，让所有人都吃好喝好。”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爸的声调高了起来，“我是说随礼的事！你这么多年在村里是怎么做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现在轮到小军了，你打算怎么办？还跟以前一样，光请客，不收礼？”

空气仿佛凝固了。

小军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缩进衣服里。二婶停下了手里的活，紧张地看着二叔。

二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抬起头，眼神还是那么倔强。

“对。”他说，只有一个字，但斩钉截铁。

“我王建国的儿子结婚，不靠收礼敛财。谁来，都是客，是情分，我好酒好菜招待。不来，我也不强求。就这么简单。”

“你……”我爸气得站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你这是要把小军的脸往地上踩啊！你不在乎，小军呢？新媳妇呢？人家姑娘嫁到我们家，第一天就跟着你丢人现眼？”

“哥，怎么就丢人了？”二叔也站了起来，梗着脖子，“我凭自己本事挣钱给儿子办婚礼，不收别人一分钱，堂堂正正，怎么就丢人了？那些收了礼，回头还得加倍还回去的，就光彩了？”

“你这是死脑筋！”

“你那是老顽固！”

兄弟俩吵得不可开交。

小军终于忍不住了，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声音带着一丝哀求：“爸，就这一次，行不行？就这一次，咱们按村里的规矩来，行吗？算我求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小军用这种语气跟他爸说话。

二叔愣住了，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态度没有丝毫松动。

“小军，人活一辈子，争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是骨气，不是面子。爸这么做，是想让你明白，咱们家的腰杆子，得是直的。”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里屋，把一屋子的沉重和尴尬，都甩在了身后。

那晚，二婶的哭声，断断续续地传了半宿。

事情很快就僵持住了。

二叔坚持自己的“原则”，谁劝都没用。我爸气得好几天没登二叔家的门。

最难受的是小军。

他夹在中间，一边是固执的父亲，一边是即将过门的妻子和满怀期待的岳父岳母。

女方那边很快就听到了风声。我们村和他们村离得不远，有点什么事，传来传去就变了味。

传到亲家耳朵里的版本是：“王建国那个人抠门得很，不想花钱，准备随便弄两桌饭，把婚礼糊弄过去。”

亲家母当时就打了电话过来，虽然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我们家闺女不是嫁不出去，要是你们家这么不重视，这婚，我看还是再考虑考虑。

这通电话，成了压垮小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踉踉跄跄地回到家，对着二叔，第一次爆发了。

“爸！你满意了？你高兴了？为了你那点所谓的‘骨气’，你儿子的婚事都要黄了！”小军的眼泪混着酒气，喷薄而出。

“你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道理里，你管过别人怎么看你吗？你管过我妈受了多少闲话吗？你管过我从小到大是怎么被人指指点点的吗？”

“他们说你铁公鸡，说你没人情味！我跟他们吵，跟他们打架！我说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可现在呢？现在我没话说了！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只在乎你自己那个可笑的原则！”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扎在二叔心上。

二叔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他那张总是充满倔强的脸上，露出了茫然和痛苦的神情。

他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儿子要活得有骨气。

可现在，儿子却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毁了我的人生。

那种冲击，是毁灭性的。

二婶在一旁哭着拉架，小军说完那些话，也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

那个夜晚，二叔家里的灯，亮了整整一夜。

我不知道那一夜他们父子俩，他们夫妻俩，到底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第二天一早，我爸接到二叔的电话，电话里，二叔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哥，你过来一趟吧。帮我……帮我写请帖。”

我爸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声说：“哎，好，好，我马上就去！”

我跟着我爸一起去了二叔家。

二叔家里的气氛还是有点凝重，二婶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小军低着头，不说话。

二叔从柜子里翻出红纸，裁成一张张，又拿出笔墨，放在桌上。

他的手，在碰到笔的时候，微微有些颤抖。

他看着我爸，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哥，我……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玩意儿，我一辈子没弄过。”

我爸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什么，拿起笔，蘸了墨，开始一张一张地写。

“送呈 张三 先生台启”

“谨定于……”

二叔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每写好一张，他就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像是对待什么珍贵的宝贝。

写到一半，他突然开口，问我爸：“哥，东头老李家，孙子满月，我没去随礼。这次……我给他家送请帖，合适吗？”

我爸写字的笔顿了一下。

“建国，你送了，人家来不来，是人家的事。但你送不送，是你的事。”

二叔沉默了。

他又问：“村西头王大麻子，他爹走的时候，我也没去。他家……要送吗？”

“送。”

“还有……”

二叔一个一个地问，把他这些年“得罪”过的人，都数了一遍。每问一个，他的头就低一分，声音也小一分。

我爸没有不耐烦，每一个都回答他：“送。”

最后，二叔不问了。他看着桌上那一沓写好的请帖，眼神复杂。

他拿起一张，用手指摩挲着上面还未干透的墨迹，喃喃自语：“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二叔，这个犟了一辈子的男人，为了儿子，终于低下了他那颗高傲的头颅。

这不是妥协，更像是一种…… belated 的学习。他在用一种笨拙的方式，重新学习这个他曾经不屑一顾的人情社会的第一课。

请帖送出去了。

二叔和小军一起，一家一家地送。

过程并不顺利。

有的人家，客客气气地接了，说一定到。

有的人家，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讥讽，阴阳怪气地说：“哎哟，王大哥，真是稀客啊！你家也有办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你家不兴这个呢！”

二叔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陪着笑，把请帖递上去。

最难堪的，是在村西头的王大麻子家。

王大麻子的爹前年走的，二叔当时也是人去了，但没随礼。王大麻子本来就对他一肚子意见。

看到二叔和小军上门，他直接把门一堵，靠在门框上，斜着眼看他们。

“干啥？”

二叔把请帖递上去：“大麻子，小军要结婚了，请你过去喝杯喜酒。”

王大麻子哼笑了一声，没接请帖，反而从兜里掏出一包烟，自己点上一根，慢悠悠地吐着烟圈。

“王叔，你这就不地道了啊。我爹走的时候，全村老少爷们都来帮忙，都上了礼。你倒好，两手空空来，吃了我们家一顿豆腐饭，抹抹嘴就走了。”

“现在你家有喜事了，就想起我王大麻子了？就想让我把钱给你送过去？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他的声音很大，周围立刻围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对着二叔他们指指点点。

小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拉了拉二叔的衣角，想走。

二叔却站着没动。

他看着王大麻子，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他弯下了腰，一个近乎九十度的鞠躬。

“大麻子，之前是我不对。我老汉给你赔不是了。”

周围的议论声一下子小了。

王大麻子也愣住了，他没想到一向硬气的王建国会来这么一手。他夹着烟的手停在半空，有点不知所措。

二叔直起身，把请帖塞到王大麻子手里，又说了一句：“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叔，就带着你媳妇孩子，过来热闹热闹。”

说完，他拉着小军，转身走了。

一路上，父子俩谁也没说话。

我远远地看着二叔的背影，觉得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那挺得笔直的腰杆，似乎也有些弯了。

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

他欠了十几二十年的人情债，现在，要开始一笔一笔地还了。

这件事，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二叔这个人。

以前，我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觉得他是个怪人，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堂吉诃德”。他那些关于“人情不是钱”的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放在我们这个讲究“礼尚往来”的农村社会，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他像一个孤独的战士，对抗着整个村子的风俗习惯。

他以为自己守住的是“骨气”，是一种超脱于物质的纯粹人际关系。

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人是活在关系里的。

尤其是在农村，这张由亲情、友情、邻里情交织而成的大网，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红白喜事上的“随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维系这张网的仪式。

它不仅仅是钱，它是一种承诺，一种姿态。它在告诉所有人：“你在我的圈子里，你有事，我到；我有事，也希望你到。”

二叔主动把自己排除在这张网之外，享受着一个人的清高。

代价就是，当他最需要这张网来托住他的儿子时，他发现，自己手里一根线都没有。

小军的婚期越来越近，二叔也越来越沉默。

他不再发表那些“高谈阔论”了，每天就是忙着筹备婚礼。他把家里重新粉刷了一遍，院子里的地用红砖铺得平平整整，还特意去镇上请了最好的厨师团队。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一些什么。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给小军买最好的家电，给新媳妇买最重的金器。他跟我爸说：“哥，钱这方面，不能让亲家看扁了。”

我爸叹了口气：“建国，亲家看的不是这个。”

二叔低着头，没说话。

我想，他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再想弥补，就难了。

婚礼前一天，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要在家里摆“待客酒”，招待帮忙的亲戚和邻里。

那天下午，天就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二叔家里，院子里搭起了红色的雨棚，摆了七八张桌子。厨房里，请来的大厨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菜香四溢。

可院子里，却冷冷清清。

除了我们这些最亲的亲戚，比如我爸妈，我大伯一家，就只有两三个跟二叔关系实在铁的老伙计。

七八张桌子，空了一大半。

二叔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站在院门口，不停地看着村口的方向，手里夹着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风刮得有点大，吹得雨棚呼呼作响。

二婶在屋里屋外地忙活，但她的眼神，总是不安地瞟向院门口。

小军坐在屋里，陪着几个同学，脸上强挤着笑容，但谁都看得出他的不自在。

我爸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拍了拍二叔的肩膀：“行了，别等了。外面风大，进去吧。该来的，总会来的。”

二叔没动，他固执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天色越来越暗，终于，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

雨越下越大，噼里啪啦地打在雨棚上，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

村口的方向，始终没有出现二叔期盼的身影。

那一刻，我看到二叔的肩膀，垮了下去。

他掐灭了手里的烟，转过身，对厨房里喊了一声：“开席吧。”

声音沙哑，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萧索。

那顿“待客酒”，吃得异常沉闷。

雨声，风声，盖过了一切。桌上的人，都埋头吃菜，很少说话。丰盛的菜肴，也变得索然无味。

二叔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

他走到我爸这桌，端起酒杯，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最后只是一仰头，把一杯白酒全灌了下去。

我爸看着他，摇了摇头，也陪着他干了一杯。

整个晚上，二叔喝了很多酒。

他没醉，但眼神里的光，一点点地暗了下去。

他终于明白了，他送出去的那些请帖，大部分，都石沉大海了。

人家用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这比任何指责和谩骂，都来得更沉重。

婚礼当天，天倒是放晴了。

一大早，迎亲的车队就出发了。二叔坚持要用镇上最好的车，头车是辆黑色的大奔。

他想把所有能用钱买到的体面，都给儿子补上。

新娘子接回来了，很漂亮，穿着洁白的婚纱，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可当她看到院子里稀稀拉拉的宾客时，那笑容，明显僵了一下。

小军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低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才勉强又笑了笑。

吉时到了，婚礼仪式开始。

司仪是镇上请来的，很会搞气氛，说着各种喜庆话。

可不管他怎么卖力，场子就是热不起来。

因为人，实在是太少了。

亲家那边来了五桌人，坐得满满当-当，热热闹闹。

而我们男方这边，算上所有亲戚，勉强凑了三桌。还有好几张桌子，空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司仪在台上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对新人！”

台下响起的，是稀稀拉拉的几下掌声，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我坐在台下，看着这一切，心里堵得难受。

我去看二叔。

他坐在主桌，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努力地维持着笑容。

但他那紧紧握着酒杯，指节都发白的手，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煎熬。

新郎新娘开始敬酒。

敬到亲家那边，气氛还算热烈。

等敬到我们这边，就显得冷清多了。

小军和新娘子端着酒杯，走到每一桌，说着“谢谢”。他们的笑容，越来越勉强。

我看到新娘子的眼圈，有点红。

终于，到了最关键的环节——收礼金。

按照规矩，家里要设一个账房，专门收礼、记账。

二叔请了我爸去当这个“账房先生”，因为他信得过我爸。

账房桌子就设在院子门口，上面铺着红布，放着一本崭新的礼金簿和笔墨。

可是，从婚礼开始到现在，那张桌子前面，一直冷冷清清。

来的人，大多是至亲。亲戚之间，礼金早就私下里给了二叔二婶，不会在这种场合再走一遍形式。

而那些为数不多的邻里、朋友，坐下之后，就再也没往账房那边去过。

他们人来了，就算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了。

礼金？那是别想了。

我爸坐在账房桌子后面，神情尴尬。那本崭新的礼...金簿，摊开着，上面除了我们几家亲戚的名字，就再没有别的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婚宴已经进行到了一半。

二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频频地看向门口的账房，每一次，都带着一丝期望，而每一次，都以失望告终。

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端起酒杯，想喝酒，手却抖得厉害，酒洒出来，湿了衣襟。

亲家公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他端着酒杯走过来，坐到二叔旁边。

“亲家，今天这菜不错，厨师手艺可以啊。”他试图缓和气氛。

二叔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亲家，你……你多吃点。”

他的声音，都在发颤。

就在这时，村西头的王大麻子，和他媳妇，拎着孩子，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他喝得满脸通红，显然是在别家已经喝过一轮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王大麻子径直走到账房桌子前，我爸以为他要随礼，赶紧站了起来。

谁知道，王大麻子只是斜着眼，看了一眼那本几乎空白的礼金簿，然后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嗤笑。

“哟，王叔，你家这买卖，做得不怎么样啊。这账本，比我脸都干净。”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院子里，却格外清晰。

我爸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二叔“霍”地一下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眼睛死死地盯着王大麻子。

王大麻子却不看他，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张空桌子旁，一屁股坐下，对着厨房的方向大喊：“老板，上菜！上硬菜！我今天得好好吃一顿，我爹走的时候，都没吃得这么好！”

这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二叔的脸上。

二叔的身体晃了一下，差点没站稳。

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一辈子的骄傲，一辈子的固执，一辈子的“道理”，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他环顾四周。

看到的是亲家们探究和怜悯的目光。

看到的是新媳妇强忍着泪水的脸。

看到的是儿子小军那张写满了屈辱和痛苦的脸。

他看到了那些空着的桌子，看到了那本空白的礼金簿。

他所坚持的一切，最终换来的，就是让他最爱的儿子，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成了全村人的笑话。

“噗通”一声。

二叔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不是对着王大麻子，而是对着亲家的方向，对着他儿子的方向。

所有人都惊呆了。

“亲家，对不住！”

二叔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嘶哑，破碎。

“小军，媳妇，是爸对不住你们！”

他把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

水泥地，发出了沉闷的“咚”的一声。

“爸！”小军惊呼一声，冲了过去。

二婶也哭着跑过去，想把他拉起来。

可二叔却跪在那里，一动不动，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我听到了压抑的，像是受伤野兽般的呜咽声。

这个犟了一辈子的男人，哭了。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王大麻子，还坐在那里，端着酒杯，手却停在了半空，脸上的醉意和讥讽，也凝固了。

不知道是谁，叹了一口气。

接着，一个老人，是村里的三爷爷，辈分最高，他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两张红色的票子，走到账房桌子前，放在了礼金簿上。

“建国这孩子，是犟了点。但心，不坏。”三爷爷的声音苍老而缓慢，“今天是他儿子大喜的日子，咱们……不能让孩子脸上无光。”

他对我爸说：“记上吧。王老三，二百。”

我爸愣了一下，赶紧拿起笔，用颤抖的手，在礼金簿上，写下了第一个外人的名字。

三爷爷开了头，像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之前敬陪末座的几个老伙计，也纷纷站了起来，走到账房，掏出了钱。

“记上，李四，一百。”

“还有我，赵五，一百。”

然后，是王大麻子。

他站了起来，走到账房前，从口袋里摸出五张皱巴巴的票子，拍在桌子上。

“记上，王大麻子，五百。”

他看着还跪在地上的二叔，眼神复杂，最后，他走过去，一把将二叔从地上拽了起来。

“行了，王叔，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他的声音，依旧粗声粗气，但却没有了之前的尖刻。

二叔被他拉起来，看着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谢……谢谢……”

“谢个屁！”王大麻子瞪了他一眼，“你还欠我一顿打呢！等今天过了，咱俩再算账！”

说着，他把二叔按回到座位上，自己也坐了下来，倒了满满一杯酒。

“今天，不醉不归！”

院子里的气氛，像是解冻了一样，慢慢地活了过来。

虽然人还是那些人，但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小军和新娘子，重新端起酒杯，挨个敬酒。

这一次，他们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新娘子的眼眶还是红的，但里面，闪着光。

二叔坐在那里，没再说话，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我看到，有眼泪，从他那布满皱纹的眼角滑落，混进了酒杯里，被他一起，喝进了肚子里。

那滋味，想必是又苦，又涩，又带着一丝久违的暖意吧。

婚宴结束了。

宾客散尽，院子里杯盘狼藉。

一家人默默地收拾着残局。

晚上，二叔把我爸和我叫到了他家。

他从里屋拿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打开，里面是厚厚的一沓存折。

“哥，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他把存折推到我爸面前，“你脑子好，记性也好。你帮我算算，这些年，我到底欠了村里多少人情债。”

我爸看着他，没说话。

“一家一家地算，从东头到西头，谁家办过事，谁家我没随礼，都给我记下来。”二叔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清醒和坚定。

“婚丧嫁娶，生子祝寿，一样都不能漏。”

“按照现在的行情，只多不少，把这些年欠下的礼，全都补上。”

我爸沉默了很久，才点了点头：“好。”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我爸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回忆着村里这二十年来的大小事件。

“老李家，大儿子结婚，闺女出嫁，孙子满月，三次。”

“王大麻子家，他爹走那一次。”

“村长家，他嫁闺女，他自己五十大寿，两次。”

……

每说出一件，二叔就在一个小本子上，重重地记下一笔。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握着笔的手，却因为太过用力，而微微发抖。

那本不大的笔记本，很快就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事件。

那不是一本账本，那是一本“忏悔录”。

记录着一个男人，因为固执，而错过的二十年的人情冷暖。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

二叔就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拿着那个记满了名字的本子，和我爸一起，开始了他的“还债”之旅。

他们没有直接拿钱上门，而是先去镇上，买了很多米、面、油。

第一家，就去了王大麻子家。

王大麻子刚起床，看到二叔他们，愣住了。

二叔没多说话，把两袋大米和一桶油放在他家院子里。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塞到王大麻子手里。

“大麻子，这是补给你爹的。之前是叔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王大麻子捏着那个红包，手足无措。

“王叔，你这是干啥……昨天的事，都过去了……”

“没过去。”二叔摇了摇头，眼神诚恳，“在我这里，没过去。这事，我得做。做了，我心里才安。”

他拍了拍王大麻子的肩膀，没再多说，转身就去了下一家。

一家，又一家。

他们就像是虔诚的信徒，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朝圣。

每到一户人家，二叔都把东西放下，把准备好的红包递过去，然后说一句：“以前是我不对，给你们补上。”

有的人，很惊讶。

有的人，很感慨。

也有的人，推辞着不肯收。

但二叔很坚持。

他说：“你们不收，就是不原谅我。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就不再推辞了。

收下红包，也就意味着，收下了一份迟到的歉意，接纳了一个迷途知返的邻居。

我和小军跟在后面，帮忙搬东西。

我看到小军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阴郁和尴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释然和轻松。

他看着父亲的背影，眼神里，有心疼，但更多的是理解和骄傲。

他的父亲，虽然犯过错，虽然固执了一辈子。

但在最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把儿子的尊严，一点一点地，亲手捡了回来。

这比任何盛大的婚礼，都来得更有分量。

最后一站，是村里的三爷爷家。

二叔把东西放下，恭恭敬敬地给三爷爷鞠了个躬。

三爷爷没让他给红包，他摆了摆手，让二叔坐下。

“建国啊。”三爷爷眯着眼，看着他，“你知道村里人，为什么叫‘乡亲’吗？”

二叔摇了摇头。

“因为咱们都住在一块土地上，低头不见抬头见，就像亲人一样。亲人之间，是需要走动的。你来我往，这情分，才能热乎起来。”

“你以前，把自己关起来了。你觉得那些都是虚的，但你不知道，人活着，有时候就得靠这些虚的东西撑着。”

“钱，是人挣的，也是为人服务的。用在人情上，它就不是一张纸，它是个念想，是个凭证。它证明着，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

三爷爷的话，说得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了二叔的心坎上。

二叔低着头，良久，才抬起来，眼眶红红的。

“三爷爷，我懂了。”

从三爷爷家出来，天已经大亮了。

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二叔站在村口，看着这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释然，有疲惫，也有一种新生。

从那以后，二叔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游离在村子人情世故之外的“怪人”了。

村里谁家有事，他总是第一个到。不仅人到，礼也到。

他会提前去账房，把红包递过去，然后在礼金簿上，一笔一画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建国。

写完，他会对着账房先生，憨厚地笑一笑。

他还是不怎么会说话，但村里人都知道，王建国，回来了。

他不再跟大家争论那些“人情”和“道理”了。

他开始学着，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

他会跟大家一起，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抽着烟，聊着天，听着东家长西家短。

他的小卖部，也成了村里人聚会的一个据点。

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去找他商量。

小军和新媳妇的日子，也过得和和美美。新媳妇很孝顺，经常给二叔二婶买东西，周末就带着孩子回来。

每次回来，小军都会陪着二叔，去村里走走，串串门。

父子俩走在田埂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常常在想，二叔真的错了吗？

他那些关于“骨气”和“情分”的理论，其实并没有错。

他错在，把一个复杂的人情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他用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现实的世界，结果，撞得头破血流。

他不是败给了世俗，他是败给了自己对人性的不理解。

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懂了。

他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代价是沉重的，但成长，也因此而深刻。

现在，我们村的礼金簿上，再也不会缺少“王建国”这个名字了。

这个名字，不再仅仅代表着一份礼金。

它代表着一个男人的回归，一个家庭的圆满，也代表着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那份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情味。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