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初春的莫斯科郊外，雪还没化，伊万诺沃第一儿童院里却多了一个面色苍白的东方女孩。她报出的名字是“赤英”，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来历，只知道她从纳粹集中营里逃了出来，身上唯一的财物是一枚被雨水浸得发暗的列宁徽章。孩子安静，可夜里常被噩梦惊醒，反复低声呼唤一个

1945年初春的莫斯科郊外，雪还没化，伊万诺沃第一儿童院里却多了一个面色苍白的东方女孩。她报出的名字是“赤英”，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来历，只知道她从纳粹集中营里逃了出来，身上唯一的财物是一枚被雨水浸得发暗的列宁徽章。孩子安静，可夜里常被噩梦惊醒，反复低声呼唤一个人——“爹爹”。

战火未熄，通信几乎中断。赤英想尽办法写信求助，目标只是模糊的“在延安的父亲”。她把信投往红十字会，希望碰到一个识字又愿意帮忙的好心人，同宿舍的小伙伴悄悄笑她太天真，可赤英不为所动，“只要有一线希望，也值得一试”。

机缘奇妙得像小说情节。同年五月，毛岸英前往红十字会办理回国手续，工作人员递来这封用蹩脚俄语写成的求助信。岸英扫了几眼，心中一动：信里既不提姓名，也不说家庭背景，却强调自己“在中国有父亲，正指挥人民军队抗战”。直觉告诉他，这孩子身份不凡。

第二天晚上，延安窑洞灯光昏黄。毛岸英把信交给父亲，低声说：“这孩子只署名赤英，称在苏联求助。”毛主席闻言，眉头先是一皱，随即舒展开来，语速突然加快：“赤英？那是朱老总给女儿取的化名！”一句话点破谜底，周围警卫都愣住了。谁也没料到，那位在延安舞会上拉着朱德去跳舞的小姑娘，如今流落异国。

消息连夜飞向前线。正在冀中指挥作战的朱德收到电报时，手微微颤抖。同行参谋只听他喃喃一句：“孩子还活着。”随后又恢复往常的沉稳，安排作战毫不含糊，但谁都看得出，他的目光里多了股难得的柔情。

父女的第一次别离发生在1926年，那年朱德四十岁，贺治华在莫斯科郊外为他诞下女儿。孩子被取名“四旬”，寓意自己不惑得女。北伐号角紧催，朱德匆匆启程回国，把妻女留在异乡。从此战争像剪刀，一次次割断亲情，却又靠一根极细的线牢牢牵着。

第二次分别是1941年秋天。延安机场尘土飞扬，小小朱敏与李敏、罗西北等人被送往苏联求学。机舱升空那一刻，她隔着舷窗看到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终成黑点。那天之后，朱德在日记里只写了四个字：“努力学习”，却在字迹下面压了一个深深的指纹，纸张都被捏皱。

苏德战争爆发后，朱敏改名赤英自保，却终被卷入囚笼。集中营里，冻土、饥饿、粗暴的号令无时无刻不考验着孩子的意志。一次换乘，她重病昏迷，一名苏联红军轻轻托起她的头说：“活下去，回到你们的东方去。”这句俄语像火把，让她在煎熬岁月里死死攥住那枚徽章。

逃出集中营后，她隐瞒身份，由难民收容站转送到莫斯科。那封写给“父亲”的信就是在这里完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女儿平安，请勿挂念”。她怕父亲操心，却又必须让父亲知道自己还活着。这种矛盾，十四岁女孩扛得有些吃力，但她没有别的选择。

1946年春，苏联方面正式确认赤英身份，并通过国际红十字渠道将信息送达中国。朱德收到第二封电报，终于确定女儿脱险，脱口而出一句方言：“谢天谢地。”战士们见总司令眼眶发红，没人敢言声，营区只剩噼噼啪啪的电报机声。

战争结束后，朱敏选择留在伊万诺沃补完课程。她说自己要学教育学，将来给新中国培养孩子。1949年10月1日，她在宿舍收听到天安门上的播音，喜极而泣，与同学拥抱。“祖国成立了，我得学得更好再回去。”这句话后来被同学记在纪念册里。

1950年底，中央代表团访苏。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朱敏在人群里看见熟悉的高大身影。毛主席先一步认出她，笑道：“小朱敏长这么高了，派克笔还记得不？”一句调侃，令她泪水夺眶。简单寒暄后，她再次表示愿意完成学业再归国，毛主席只说：“好，老师这个职业很适合你。”

1951年暑假，朱敏终于踏上回国列车。北京站月台，朱德戴着老花镜，远远就举起手臂。车门打开的瞬间，他没有多言，将女儿揽入怀中。良久，他低声问：“那支钢笔呢？”朱敏歉然：“早被敌人拿走。”朱德摆摆手：“丢钢笔没什么，要紧的是你回来。”

此后十几年，父女不再分离。朱敏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偶尔回中南海陪父亲下棋、聊天。1976年7月6日凌晨，朱德弥留之际，朱敏守在床前握住父亲的手，没有哭，她轻声念着儿时最熟悉的称呼：“爹爹，赤英在这。”灯光微弱，却足够照见两代人牵连半个世纪的深情。

来源：话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