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夏天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几乎是偶然间加入了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当我穿行市中心拐过一个街角时，整条街道瞬间被呐喊声、旗帜和裹着凯菲耶头巾的人们所充满。有人问我来自哪里，在我脱口而出“巴勒斯坦”的瞬间，人群用一声呐喊作为回应：“自由巴勒斯坦！”那一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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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几乎是偶然间加入了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当我穿行市中心拐过一个街角时，整条街道瞬间被呐喊声、旗帜和裹着凯菲耶头巾的人们所充满。有人问我来自哪里，在我脱口而出“巴勒斯坦”的瞬间，人群用一声呐喊作为回应：“自由巴勒斯坦！”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早已忘记了除低语之外的任何感觉。
言论自由并非只是一项原则，它更是一种生理性的体验。它是脉搏的律动，是挺直的脊梁，是当意识到无需再斟字酌句时，胸腔得以舒展的释放感。一旦体会过这种感觉，它的缺失便会令人窒息。
在家乡耶路撒冷和海法，身为一名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我早已训练自己保持沉默。在这里，公开表达巴勒斯坦身份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代价：警方的传唤、学校或公司的纪律处分、因一条脸书帖文而遭审讯、甚至面临无明确指控的无限期拘留。这种无形的压力，早已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每当有以色列人问及我的身份，我总会下意识地停顿片刻，迅速扫视周围，然后压低声音，胸口一阵紧缩。“我是巴勒斯坦人……也就是阿拉伯人。” 我这样回答，仿佛这种条件反射式的“翻译”，能让“巴勒斯坦”这个词在对方的听觉中变得温和一些。我曾尝试用带着巴勒斯坦口音的希伯来语自信地讲出这句话，结果却只招来更多审视的目光。
在阿姆斯特丹，当我看到巴勒斯坦人毫无畏惧地展示自己的身份时，我流下了眼泪：窗户上悬挂的旗帜，电车上张贴的贴纸，公园长椅上涂鸦的声援标语。我并非个例。上个月在英国伦敦的“携手巴勒斯坦”文化节上，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巴勒斯坦同胞，都说在流亡中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集体力量。“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我感觉我们不再孤单。”
如今的旅途中，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转变——从时刻保持自我防御，到坦然地展现身份。在异国他乡，我无需为自己的身份辩护，也无需向人解释那个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承受的压迫体系。
必须承认，我的标准已经很低：被占领的经历教会我，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当然，欧洲也并非没有国家层面的压迫。自去年10月7日的事件发生后，法国曾试图禁止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而作为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应国的德国，在宣称捍卫国际法的同时，却在暴力镇压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
但与以色列不同的是，欧洲民众支持的规模之大，已经冲破了恐惧的壁垒。
今年以来接连不断的承认浪潮，也让这种氛围在外交领域得以显现。继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于2024年5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斯洛文尼亚在6月初也紧随其后。至2024年9月，随着更多欧洲国家宣布或推进承认程序，联合国成员国中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数量已超过150个。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种国家层面的承认意义非凡且令人动容——它唤起了那种在公开场合看到巴勒斯坦身份被毫无顾忌地展现时，内心交织的喜悦与释然。
然而，这一切又显得为时已晚。最残酷的讽刺在于，巴勒斯坦身份在海外获得前所未有的承认，其根源竟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一场正在实时直播的袭击——这场被外界定性为“种族灭绝”的军事行动，已夺走超过67000条生命，而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被严重低估了。
我想到了加沙的巴勒斯坦同胞，那些在这场灾难及其之前的五次大规模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仅凭声音就能分辨出无人机的嗡鸣和来袭炮弹的呼啸。在抗议现场，我能听见那段记忆遥远的回响：催泪瓦斯罐、橡皮子弹、眩晕手榴弹、实弹射击。至今，每当有爆炸声响起，我的身体仍会不自觉地绷紧。美国跨年夜的烟花曾让我泪流满面——身体的记忆比意识更快，瞬间将我拉回海法的那些夜晚，所有人都在警惕着可能来自黎巴嫩或伊朗的导弹袭击。
致那些纵容以色列种族隔离与种族灭绝政策的政府：感谢你们承认我们拥有自决的基本权利。但你们是否会将外交政策、贸易往来和军事销售，与捍卫这些权利真正挂钩？或者，这不过是一场无关痛痒的同情秀？
多年来，以色列政府持续打压任何对巴勒斯坦身份的公开展示，这种文化压制在去年10月7日后急剧升级。自2023年1月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便指令警方，在公共场所清除所有巴勒斯坦国旗。这面旗帜虽然在法律上未被明令禁止，但在实际操作中已被当作违禁品对待。与此同时，以色列国旗却无处不在：在国家仪式上飘扬，在公共建筑上悬挂，甚至被用作一种惩罚工具，用来羞辱那些因对加沙表达同情而“犯罪”的公民。
但这种压制并非始于本·格维尔——事实上，它早已深植于以色列的法律体系之中。2011年通过的《灾难法》，授权国家削减那些纪念1948年巴勒斯坦浩劫的学校、剧院或市政机构的预算。2016年的《反恐法》，则将“煽动”的定义扩大到涵盖诗歌、歌曲、脸书帖文，乃至转发任何当局认定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内容。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认同被禁组织”的罪名，其行为可能只是挥舞巴勒舍坦国旗或高呼一句口号。
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正是其关键所在。自2023年10月以来，像“阿达拉”（Adalah）等人权组织记录了数十起以色列籍巴勒斯坦公民因“煽动”和“认同恐怖组织”而被起诉的案件，其中大多数的所谓“证据”，仅仅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引用《古兰经》的经文，或发帖哀悼在加沙遇害的巴勒斯坦人。2023年11月，以色列立法者更进一步，将“消费恐怖主义材料”定为刑事犯罪，这实质上已不仅仅是监控言论，而是在管控人们能够阅读和观看的内容。
政治学者将此称为“安全化”：将巴勒斯坦身份从一个政治议题，转化为一个安全威胁，并以此为理由实施种种非常规的限制。其最终效果，既是惩罚，也是为了促成更广泛的自我审查。当一名学生因为一条帖文甚至一个表情符号而受到审讯时，整个班级都学会了沉默。
在耶路撒冷长大，那种时刻被监视的感觉，那种永远被当作潜在嫌疑人的状态，早已融入了我们的家规：不准吸烟，不准约会，不准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此外还有：不准大声谈论自己的身份，不准用错误的眼神看士兵，不准在犹太定居点走错路——否则，可能会有人朝你扔石头。
父母给我取名“塔瓦拉”（Thawr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革命”——但我的成长经历却教会了我克制。当父亲劝我不要参加抗议活动时，我们常常为此争执。他总是说：“巴勒斯坦永远在心中。” 他用这句话向自己唯一的女儿保证：即使不上街抗争，也未曾背弃自己的族群与身份。
父亲只是想让我远离他少年时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所经历的苦难。因为投掷石块，他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度过了两年。那里的每一顿饭都掺着廉价的肉桂粉，通常是用来掩盖变质食物的味道。他说，那种气味充斥在空气里，黏在舌尖上，灼烧着喉咙，搅动着肠胃；它渗进衣服，附着在头发上，最终烙印在皮肤里。三十五年来，他再也没有碰过这种香料，时至今日，每当一道菜肴上桌前，家里总会有人开玩笑地问一句：“这道菜里，没放肉桂吧？”
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我的名字，其实是他们的一种妥协。“塔瓦拉”这个名字，承载着我父母那一代人的愧疚，也寄托着他们脆弱而坚韧的希望。对他们那代人中的许多人而言，这种愧疚感始终萦绕不去——他们深知，自己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的，并非自由本身，而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之所以被不断传承，是因为世界对他们的苦难视而不见，也因为生存，永远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
自去年十月七日以来，耶路撒冷的变化触目惊心。曾几何时，你还敢于当面制止那些骚扰巴勒斯坦青年的士兵。这样做虽然危险，但不至于等同于自杀——或许因为我是女性，或许因为那时的士兵还没有如此轻易地开枪。但如今，若我再试图发声，邻居们便会一把拉住我：“你以为这里是哪里？现在是本·格维尔的警察，他们真的会开枪。”
他们说得没错。这种来自街坊的警告令人不寒而栗：我们已经彻底内化了国家暴力的逻辑，以至于指望当局提供保护都显得荒唐可笑。我甚至不禁感到，倘若我真的被枪击，舆论也必然会将责任归咎于我——“我们早就警告过她，让她别开口。”
同样危险的逻辑，也适用于对10月7日袭击事件的讨论。“哈马斯不该那么做，”人们会说，“因为以色列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是早就预料到的。” 在这种话语框架下，以色列的暴行反而显得理所当然，仿佛其必然性成了一种天然的借口，而责任最终又被推回到了巴勒斯坦人身上——在开口说话之前，他们必须先做出谴责。实际上，这种反复要求谴责的期待本身，已经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压制。
压迫也渗透在日常的琐碎之中。近日，我和一位戴头巾的朋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行走时，会有意地回避与当地居民的目光接触，生怕“招惹”到对方。在一些以色列犹天主教徒看来，头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言。那天，一个戴着基帕（Kippah）的虔诚派男子，猛地关上停车场大门，并朝我的朋友吐了一口唾沫。这些痛苦的遭遇教会你的，远不止是沉默——它们还教会你如何避开视线，如何调整步态，以及如何在公共空间里将自己蜷缩成更小的一团。
我想起去年十二月，在海法的一个加油站，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士兵——年纪与我曾在希伯来大学教过的19岁巴勒斯坦学生相仿——在我付钱时走近了收银台。他刚刚结束在加沙的兵役，显得焦躁不安，来回踱步，语速急促，每说一句话身体都紧绷着。他诉说着自己的创伤，控诉政府如何抛弃了他，但话锋一转，却又为自己能够“守护以色列”而感到自豪。
我静静地听着，被他身上那种脆弱与稚气深深触动。他既是这个种族灭绝体系的受害者，也是参与者。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以色列犹太人——这种误解在海法很常见，即便是在那些自诩推崇“共存”理念的人群中也是如此。他们常常把我认作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或是来自法国的摩洛哥裔。“你肯定不是阿拉伯人，更不可能是穆斯林！绝对不可能！”他们总是这样说。这种身份的伪装并非一种特权，而是一种特殊的暴露。当人们误把你当作同类时，你便窥见了他们未经修饰的真实信念。你听到了那些暴力的逻辑，并且清楚地知道，他说这些是为了让你安心。
接着，那个熟悉的问题再次浮现：他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吗？此刻坦白身份是否安全？我能否告诉他，我在加沙有亲人，而他的军队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与生命？答案是，不能。当犹太裔以色列人通过服兵役、挥舞国旗、宣誓效忠等方式高调地践行其公民身份时，我们这些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却只能通过克制的沉默来证明自己的归属。在那些刻意不言之事中，我们证明着自己的存在。我们的沉默，就是我们的公民身份。
散居在海外的巴勒斯坦活动家，有时会将我们在本土的谨慎，视为一种同谋。而在以色列境内的同胞，则常常能在海外那种理想主义的、非黑即白的论调中，听出一丝挑衅的意味——毕竟，代价将由我们来承受。这两种解读都不尽公平，却又都反映了部分现实。
不妨将此看作一种分工：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能够放大集体的声音，向各国政府施压，从而拓展政治可能性的边界。而在本土的我们，则默默守护着内心那份依旧灼热的身份认同。当我们在公交车上轻声说出“巴勒斯坦”或讲阿拉伯语时，当学生将旗帜折叠好放进背包却极少在抗议中挥舞时，当家庭的WhatsApp群组里刻意回避某些词汇时，当兄姐告诫弟妹在社交媒体上不要点赞或分享某些内容时——
这，便是在这个“安全化”时代下的生存之道。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了风险的权衡：这句话会不会让弟弟被列入某个名单？这个举动会不会影响我顺利毕业？这个词会不会让我丢掉工作？
但流亡生活与在巴勒斯坦本土的生存，其差异远不止于是否需要谨慎行事。远在异乡的巴勒斯坦支持者，能够享受距离所带来的道德清晰感。而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境内，那些与占领和种族隔离抗争的人们，必须在抵抗的同时努力生存。当检查站与强制拆迁的行动在不断蔓延时，关于巴勒斯坦“最理想”未来的宏大讨论，早已没有容身之地。
尽管有人可能不认同，但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确实意味着要与那些愿意动用自身力量和特权，来共同对抗种族清洗、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的以色列犹太人合作。这种伙伴关系并未消除权力上的失衡，它仅仅反映了斗争的紧迫性——在这里，生存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探讨。
有时我会想象，如果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像海外的示威者那样，涌上以色列的街头，那将是何等的景象。然而，我脑海中浮现的并非是高呼口号的人群，而是以色列士兵与警察的大规模枪击。2018年，在加沙的“回归大游行”期间，数千人在以色列边境围栏附近和平抗议，却遭遇了实弹镇压：数百人丧生，数万人受伤。这段记忆，早已深深地刻在了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躯体之上。
又如2014年的夏天，我的表弟穆罕默德·阿布·赫代尔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定居者活活烧死。我们不得不自己去搜寻他的遗体，因为没有人信任当局。而当局的应对，是迅速围困我们的城镇以压制愤怒，而不是彻底搜查每一条街道。后来，当我们举着他的照片在法庭外要求正义时，定居者向我们吐口水，而防暴警察则选择镇压我们这些悲痛的家人。
近期，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针对加沙战争发起的几次抗议，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全副武装的警察的强行镇压——他们发射眩晕手榴弹，并以“扰乱公共秩序”这样牵强的借口随意拘捕路人。正如我们在10月7日之前早已体验过的那样，无论是在希伯来大学抗议绝食、房屋拆迁，还是加沙儿童遇袭，以色列的回应始终如一：派遣防暴警察，压制我们的声音。
这时，另一个念头悄然浮现：以色列人能够进行大规模抗议而不被屠杀。他们同样会面临警察的暴力，但至少不会是实弹射击。或许，巴勒斯坦人能够大规模走上街头的唯一方式，就是当以色列人愿意围成一个圈，站在我们和枪口之间，用他们的身体作为屏障，让我们从内部来引领这场抗争。
从阿姆斯特丹的游行返程，火车上，一个男孩扯着一名抗议者身上的凯菲耶头巾，问他的母亲这是什么。“就是一条围巾，”她回答。
我的母亲在美国长大，在那个年代，“巴勒斯坦”这个词对外界来说极为陌生，常常被误听成“巴基斯坦”。我似乎也继承了这种“隐形”的宿命感，童年时每一次提及自己的祖国——无论是在机场柜台，还是在代课老师面前——我都做好了被忽视的心理准备。
如今，当我说我来自巴勒斯坦时，对方往往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人们不再犹豫，有时甚至会热泪盈眶，想要给我一个拥抱。他们中，有些人对此了解甚详，有些人可能只知道某个网络梗图或一句口号。但这种认知本身绝非虚无——它打开了一扇以色列长久以来，一直竭力想要紧紧关闭的门。
回到房间，那件在游行时穿的大衣，依然带着街头的气息，那上面仿佛还承载着口号与旗帜的印记。我曾想拍张照片发出去，但最终还是作罢了。这份迟疑，便是我生活中那道无形的高墙：一边，是一个可以大声说出我名字的世界；而另一边，是一个只剩下低语的世界。
清晨醒来，那股气息依然萦绕不去。它提醒着我，身体的记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固执。有些东西，一旦被承载，便再也无法轻易脱下。
作者介绍：塔瓦拉·阿布赫代尔（Tawla Abu Hdaib）是一名巴勒斯坦媒体与政治分析师，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她精通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及英语，拥有新闻学与人权法的专业背景，曾为以色列、巴勒斯坦、欧洲、英国及美国的大使馆、国际组织及民间团体提供专业服务。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