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安和洛阳就像拳击台上的一对亲兄弟，常常打得头破血流，却联手占据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中心地位。纵观历史的脉络，唐朝的“东西携手”其实和“东风劲”、“西风烈”都是一个逻辑，那就是“政治平衡”。

长安和洛阳就像拳击台上的一对亲兄弟，常常打得头破血流，却联手占据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中心地位。纵观历史的脉络，唐朝的“东西携手”其实和“东风劲”、“西风烈”都是一个逻辑，那就是“政治平衡”。

中国自有朝代以来就存在东西两大中心，若以潼关为界，夏、商在河南一带，西周在陕西关中一带，并逐步形成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两大政治中心，这个格局直到宋朝才被终结。

一个王朝究竟定都长安（西风烈）还是定都洛阳（东风劲），亦或是两京制（东西携手），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特定条件。

比如，刘邦建立西汉，之所以将都城定在长安，是因为他的帝国需要承继秦王朝的政治遗产，假如定都六国中任何一个王畿都不足以宣誓它的正统性。当年项羽以“衣锦还乡”为由要定都彭城，却被世人骂作毫无政治眼光的“沐猴而冠”，原因就在这里。

再比如，光武帝刘秀号称“复兴汉室”，却将都城定在了洛阳。除了当时长安究竟战乱，几乎成了废墟，不适合做都城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两大政治基础南阳集团和河北集团都集中在洛阳周边，他这条真龙条子也离不开洛阳这汪政治活水。

那么“两京制”呢？

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征服东夷部落，周公决定“分陕而治”，“西伯”召公留守镐京主持政务，“东伯”周公兴建成周（洛邑）作为第二中心，就近统治东夷部落。

这就是“两京制”的雏形，它是王朝在疆域扩张情形下所采取的“战备前移”。

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东西相博”,以至于迁都的情形，这背后其实都是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我们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都长安。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下令焚毁洛阳宫庙、民房，将汉献帝以及洛阳百姓强制迁徙到长安，给关东联军留下一座毁灭殆尽的洛阳旧都。后人以此责骂董卓残暴，其实这种批评太过浅薄。

作为政治家，董卓绝不可能意气用事，迁都背后的原因其实饱含了他的无奈和心酸。

我们知道，东汉帝国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皇权与豪门士族集团共治天下的模式，真正掌握帝国权力的其实是关东士族集团。所谓“关东士族集团”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门阀家族，包括早期的邓氏、马氏、梁氏、窦氏，以及后来的袁氏、杨氏、陈氏、荀氏等等。

东汉末期，皇权与士族集团的斗争非常惨烈，士族集团的内斗也近乎疯狂。但那都是“烂在锅里”的游戏，董卓这个西凉集团的代表人物却破坏了这个游戏规则。

董卓靠武力挟持皇权，等于剥夺了关东集团的特权，并且将他们的家族红利连根拔起了。所以，无论董卓如何示好拉拢，关东集团就是不配合，甚至组织起联军抗击董卓。

董卓被逼上梁山，只好釜底抽薪：关东集团容不下我，我就毁了关东集团的大本营洛阳，迁都长安，靠关中、关西集团重起炉灶。

我不是替董卓洗白，事实上，董卓根本不是为了取汉献帝而代之，而是挖掉帝国的烂根。比起曹操，他其实更像辅佐汉室的“周公”，只是在关东士族集团的笔下他必须是“贼”。

第二个例子，隋炀帝迁都洛阳。

跟董卓一样，隋炀帝也是一个被过度批评，甚至被误解的历史人物，人们将他的迁都洛阳，以及后来的迁都江都，都视作好大喜功、满足个人奢侈的昏庸之举。

其实很多人并未注意到一个不显眼的记载，江都并不是隋炀帝的终极目标，他心目中的都城其实是金陵（南京）。如果为了个人享乐，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

那么，隋炀帝为何要这么折腾呢？理由很简单，他跟董卓一样，也是为了摆脱政治势力的掣肘，只是这一回那个阻力变成了“关陇集团”。

隋朝是依靠关陇集团，从北周宇文氏手上抢来的政权。不过，杨氏从关陇集团的一员变成了皇帝后，就必然会和关陇集团产生根本性的矛盾，因此隋文帝在世时就一直致力于削弱关陇集团。

杨广之所以能取代杨勇，并不是后人所了解的八卦原因，本质上，杨勇这个人跟关陇集团的关系太近，他如果当皇帝，一定会跟宇文氏一样，必然会走上被关陇集团干掉的老路。

杨广则不一样，他与江南士族集团走得比较近，连老婆都是南梁皇室后裔，而江南士族集团都是“过去时”，不成气候了，威胁不到皇权，这才是隋文帝废长立幼的根本原因。

好了，说到这里您大概也猜到隋炀帝迁都的原因了，没错，就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的烂根：老子甩掉你们，到洛阳重起炉灶，将来再迁都到金陵，建立以江南士族集团的为根基的政权。

所以，将都城定在洛阳还是长安，从东往西迁，还是从西往东迁，本质上都一样——政治需要。

那么，唐朝为什么会实行“两京制”？那时候天下一统，不存在西周建国之初的情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点明主题，唐朝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起，就明确了洛阳为“东都”的地位，即洛阳与长安并列，称“两京”。后来洛阳又被改称“神都”、“上都”、“东京”，还经历过被降格为“道”、“府”，但整体上它依然保留了第二中心的职能。

李唐脱胎于隋朝，李氏家族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员，但李唐王朝的三代君王对关陇集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洞悉高宗李治实行“两京制”的深层原因了。

李渊依靠关陇集团的支持，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取代了隋朝。不过，在针对关陇集团的问题上，他却与隋文帝、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利益深度绑定。

大概意识到关陇集团太过强大，亦或是感恩于关陇集团的帮助，更是有鉴于杨氏父子的教训，高祖李渊没有对关陇集团翻脸、打压，而是采取了温和的“共享成果”。

他的这个方略基本上被太子李建成所延续，如果按正常节奏，假如李建成继承皇位后，皇权大概率会遭到关陇集团的侵蚀，只是冲突的时间会被延后。

但有人敏锐地洞察了其中的机会，或者说有人被另一群势力绑架，成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这个人就是秦王李世民，这群势力就是关东集团。

又是关东集团！没办法，历史使然。北朝时期，随着北魏的分裂，就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门阀集团，他们的母体就是西魏、北周、隋，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门阀集团，他们的母体就是东魏、北齐。

后来北周灭了北齐，但关东集团并不能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就像西凉集团和关东集团的关系一样，既得利益者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利益被瓜分。

“东邪”与“西毒”的冲突延续百年，并在大唐统一战争中“毒性发作”。

在攻陷洛阳后，李世民做了几件事，一是娶了两个韦氏寡妇，二是大肆批发官帽子。从一般人的视角，这种行为你顶多认为二小子膨胀了，不过作为与大唐帝国有巨大贡献的人，也谈不上有多过分，但李渊、李建成却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这绝不是李二个人的张狂，而是拉拢关东豪族集团，企图打造以洛阳为中心的第二政治集团！

这就是李世民与李渊、李建成分歧的根本原因，二小子在关东集团的支持下翅膀硬了，准备与父兄展开权力斗争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曾经派张亮率领一千多豪杰潜入洛阳，此举就是在为“玄武门之变”打补丁，万一失败了，他们将以关东为中心，展开武装争天下了。

“所幸”李世民赢了，父子兄弟内战的大戏没上演。只是，李世民取得皇位后也变心了。

在夺取皇权之前，关陇集团是李世民的“敌人”，坐上龙椅上还能这样吗？肯定不能，除非他想自乱天下。于是李世民采取了比较中庸的态度，关陇、关东共享朝堂，甚至关陇集团的权势还超过了他所赖以起家的关东集团。

李治呢？这位被后人诟病“太软”的皇帝，其实一直将真面貌藏在了面具下，这是一位绝对面慈心狠的家伙！

我高度怀疑，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曾经叮嘱李治：儿呀，关陇集团是祸害，必须干掉，我没那个条件，你必须要完成我的未竟事业，否则我李家逃不掉杨家的宿命！

扮猪吃老虎的李治手段相当毒辣，他先利用长孙无忌的手，将一群皇亲国戚干掉，而这些人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

接着他又扶立武则天形成政治同盟，并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又废掉了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以及刘奭、王氏豪族势力。

这几件事做完，原本掣肘皇权的关陇集团彻底失势，李治大权在握。

显庆二年，李治又宣布洛阳为东都，这个政治信号其实也很明确，那就是进一步削弱关陇集团，并巩固皇权的独立性。

做完这些，李治毫无顾忌地对关陇核心人物展开大清洗，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内，纷纷被流放或逼死，从此李治皇权独揽。

武则天当政后尤其讨厌关陇集团，因此她干脆将洛阳定为武周的唯一首都，并更名为神都。

唐中宗复位后，又将都城迁回长安，但为了政治平衡，后来历代皇帝大多延续了“两京制”，只是洛阳的地位始终略低于长安而已。

来源：寻根拜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