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从省委常委会到全国性工作会议，从地方干部大会到专项领域推进会，各级会议的会场都随时可能成为反腐战场。这是因为新时代反腐斗争中，纪检监察机关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非常规的执法方式，如在会议期间对贪腐官员采取留置措施，来更好地达成反腐目的。

近年来，从省委常委会到全国性工作会议，从地方干部大会到专项领域推进会，各级会议的会场都随时可能成为反腐战场。这是因为新时代反腐斗争中，纪检监察机关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非常规的执法方式，如在会议期间对贪腐官员采取留置措施，来更好地达成反腐目的。

这种办案方式看似粗糙，实则经过了精密的部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会议期间的特殊环境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了“时空锁定”的条件，能够极大降低目标逃脱或引发意外的风险，延缓消息泄露的时间。

要知道，高级别会议进行期间，参会人员被要求提前签到并关闭通讯设备，按照固定座次表就座，哪怕期间有需要离席，也必须向主持者报备。这种高度结构化的安排，无疑能够确保物理空间的可控性，使办案人员能够精准、及时掌握目标的动态。

再加上会议场所普遍配备有视频监控甚至消防监控系统，纪检监察机关还可通过安插工作人员传递现场画面，启用消防监控系统进行全景观察等方式来确保行动前程的“无死角”，也就更能够提升行动的隐蔽性与成功率。

甚至，等到合适的行动时机到来时，办案人员还可以借助会议本身严肃的政治属性，以“紧急事项”为由将目标带离。这一操作通常符合程序规范，使其半信半疑，避免了公开冲突。这期间，目标两侧的参会人员还会同步收到纪律告知，有效切断了消息泄露的渠道，为办案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第二，会议抓捕，是对贪官心理防线的定向突破，成为了瓦解贪官防御机制的“致命一击”。

一直以来，官员的权威通常建立在同僚和下属的认同之上。也因此，贪官即便在私底下不断放低底线，做尽一切违法违纪的恶事，明面上，他还是尽力经营“廉洁”、“公正”的光鲜人设，维持着应有的“体面”。

这使得，当他们一朝被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同僚、下属齐聚的会议场所被揭露贪腐行为时，他们无不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其苦心经营的社会形象也在瞬间崩塌。

比如，有一位市委书记就是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被带走，后来，他在忏悔书中提到：“羞耻感让我恨不能消失”，显然，会议抓捕给贪官带来了社会性死亡，前后待遇的强烈反差直接摧毁了他的心理防线，也有利于加速后续的审讯进程。

同时，对于贪官之外的其他与会人员，会议抓捕也能对他们形成有效震慑。比如，亲眼目睹同僚被捕，他们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直观感受到“权力失控”的后果，为丧失权力、自由甚至是性命而感到恐慌，进而开始自省和自查。

安徽省有数据显示，在纪检监察机关展开会议抓捕之后，“涉案单位主动说明问题的干部数量激增，三个月内上交违纪款物超亿元”。这也证实了群体压力能够被转化为自我纠错的动力的事实，反腐行动因为这种非常规方式实现了“链式反应”。

第三，会议抓捕，不仅对个体和其他与会人员形成震慑，还可以演化为面向全系统的警示教育，促成制度的重构。

毕竟，会议本身具有信息集中传播的特点，参会者作为“关键少数”，在散会后立即能将警示效益迅速扩散至整个系统，以点带面，放大反腐行动的制度红利。如将这一个案的查处过程制度成为警示教育素材，还可以通过暴露和修复制度的短板，实现“查处一案，治理一域”的效果。

比如，云南省普洱市在查处教体系统腐败案时，就在后续的警示教育中推动了全市教育领域建章立制400项。江西省吉安市在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专项整治时，推动建立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追赃挽损的金额高达7000万余元。

这些都证实了一个道理，会议场景的反腐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政治生态的净化重构，使官员更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来源：著作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