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7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忽然放下手中的材料，环顾会场：“军委文化部的陈沂来了没有？”几百名干部的目光齐刷刷投过去。陈沂答“到”时嗓音并不大，却在回声里透出几分激动。毛泽东接着说：“他是左派。”一句评语，让他当场成了舆论焦点。

1957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忽然放下手中的材料，环顾会场：“军委文化部的陈沂来了没有？”几百名干部的目光齐刷刷投过去。陈沂答“到”时嗓音并不大，却在回声里透出几分激动。毛泽东接着说：“他是左派。”一句评语，让他当场成了舆论焦点。

会后，不少文化界朋友围住他打趣：“左派呀，稳了！”陈沂半开玩笑半认真：“左派也得看表现，毛主席今天夸，明天也可能批。”这混着自嘲的回答，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听来并不算多余。事实证明，他的顾虑很快成为现实。

1958年整风进入新阶段，“右的帽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来。陈沂先是被点名检查，随后军籍、党籍一并取消，军衔也作废。宣判那天，他在会场上直起腰板：“你们可以开除我，我自己没有开除。”声音不高，却把主持人顶得一愣。台下有人悄声说：“这脾气，一点没改。”但处分文件依旧盖了章，他被发往黑龙江劳改。

抵达北方时正值三月，松花江面仍结着厚冰。王震专程来见他，拍拍肩膀：“先做好十年打算，别只盯三年。”陈沂点头：“我争取三年解决，但十年也熬得住。”王震离开那天，雪片打在衣领上，留下极浅却清晰的印痕。

下放的日子没有戏剧性：清点苗木、搬运石灰、抄写劳动手册。可只要一闲下来，他就埋头读《史记》《左传》，偶尔写几句自励的诗，“胜利总有代价”这句，他反复抄过不下五遍。有人好奇问他图什么，他说：“人得给自己留条路，书是路。”

1963年盛夏，旧伤复发。黑龙江军区司令张万春联络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把他送进三〇一医院。鼓膜修补手术还没做完，楼上楼下声称“托洛式耳鸣”的笑谈就传开，医护们私下里感叹：这位前少将确实能忍疼。

同一时期，罗荣桓的病情急转直下。罗帅得知陈沂住院，立刻吩咐秘书李新阶去探望。病房门刚被轻轻推开，李新阶便低声转达：“罗帅说，陈沂，说你反领导可能，要看是什么领导；说你反党，他不信。”陈沂抬头，眼圈立刻红了，却只是握拳在床沿轻敲两下：“请替我向罗政委致敬。”

这句托付让他回想起十二年前的情景。1951年解放海南结束，他到北京述职，罗荣桓安排他挑选总政文化部、宣传部、秘书长三职其一。“我选文化。”他当时回答得干脆。罗帅笑着提醒：“别光想着文艺，政治头脑得跟上。”短短一句，成了日后自勉的座右铭。

文化部长任上，他创办《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搭建“八一”制片厂，从各大军区“挖”来导演、演员、摄影师，白手起家拍出《柳堡的故事》。有人质疑军队拍爱情片不务正业，他回一句：“士兵也有人性，何况这是革命的人性。”这句话后来被不少青年导演奉作座右铭。

1955年授衔那天，他意外地只得少将。走出怀仁堂，刘亚楼悄声说：“你这职务，怎么也该是中将。”陈沂摆手：“打仗我比不过你们，文工团冲锋也不算战功。”自嘲归自嘲，回到办公室仍旧忙得脚不点地。

然而，左派的光环、少将的肩章，都没挡住右派的帽子。1958年3月23日清晨，他离京北上。临行前去罗府辞行，罗帅递上一句叮咛：“摔了爬起来，要有政治家的风度。”车窗外的二环路早霜微白，那句话像钉子钉进脑子里，一直没松动。

直到1963年冬，北京漫天初雪，罗荣桓病逝。噩耗传到病房，陈沂几乎是挣扎着披上大衣，带着女儿、儿子去八宝山。遗体已送走，只剩遗像。他在寒风里鞠了三个躬，袖口被泪水浸透。孩子问：“爸爸，罗爷爷为什么相信你？”他答：“因为我没做对不起他的事。”

1979年，文件下达，撤销原处分，恢复名誉。那时的陈沂鬓发已霜，但在答复组织谈话时，他只提出一个请求：“让我回八一厂门口照张相。”老同事们开玩笑：“将军，这心愿够朴素。”他笑：“拍个照，算给罗帅的交代。”

随后几年，他偶尔在军博做讲解，偶尔给青年导演讲剧本。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那顶帽子。他摇头：“政策变幻是国家大事，个人不够格后悔。能把事情讲清楚，就值得。”

来源：大运河时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