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项立刚对崔丽丽事件的质疑，表面上是对案件细节的理性探讨，实则暴露了其对性侵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和对女性维权的隐性偏见。也使我们想到慰安妇的事，敢情他们都认为被侵害的慰安妇不是光荣的事，是羞耻，而韩国人把慰安妇安到日本大使馆，他们不羞耻吗？可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与现代

项立刚对崔丽丽事件的质疑，表面上是对案件细节的理性探讨，实则暴露了其对性侵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和对女性维权的隐性偏见。也使我们想到慰安妇的事，敢情他们都认为被侵害的慰安妇不是光荣的事，是羞耻，而韩国人把慰安妇安到日本大使馆，他们不羞耻吗？可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也反映了部分公众人物在面对女性受害者时的双重标准。

一、对受害者公开维权的污名化解读

项立刚将崔丽丽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视为“大肆宣扬不光彩的事”，这种表述暗含对性侵受害者的道德审判。事实上，崔丽丽公开维权具有多重正当性：

1. 推动制度进步：作为国内首例职场性侵工伤认定案，崔丽丽的案件涉及劳动权益与性别平等的深层问题。她通过公开维权，促使公众关注职场性侵受害者的生存困境，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 。

2. 心理疗愈需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往往需要通过倾诉重建心理秩序。崔丽丽在采访中提到，公开讲述经历是她“找回声音”的重要方式 。

3. 证据保存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公开监控视频和录音等证据是司法程序的必要环节。项立刚刻意忽略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反而质疑受害者“炒作”，实质是对司法公信力的间接否定 。

这种将受害者维权等同于“博眼球”的逻辑，与国际通行的“创伤知情”原则背道而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明确指出，各国应消除对性侵受害者的污名化，保障其获得公正审判和社会支持的权利。

二、对受害者家属立场的父权制预设

项立刚认为“任何男人都不会让妻子公开宣扬被强奸”，这种论断建立在传统性别角色的窠臼之上：

1. 忽视个体差异：崔丽丽的丈夫不仅全程支持妻子维权，还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 。这种超越传统性别期待的行为，恰恰证明了现代家庭关系中平等与尊重的重要性。

2. 物化女性主体：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认为丈夫有权决定妻子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女性自主意志的剥夺。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预防和惩治公约》强调，女性在遭受性暴力后享有自主决定维权方式的权利。

3. 加剧二次伤害：此类言论可能使更多受害者因担忧家庭压力而选择沉默。据中国政法大学2024年调查显示，仅23%的性侵受害者会选择公开报案，其中家庭反对是重要阻碍因素之一。

三、对性侵案件特殊性的认知偏差

项立刚对报案延迟和证据获取的质疑，反映了对性侵案件司法实践的无知：

1. 报案时间的合理性：性侵受害者常因创伤应激、自我怀疑等原因延迟报案。中国法律并未规定性侵案件的报案时效，且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延迟报案后成功定罪的案例。崔丽丽在案发后一周内调取监控、一个月内报案，符合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常见时间线 。

2. 证据链的完整性：项立刚刻意淡化关键证据的法律效力：

- 监控视频：酒店监控清晰记录了崔丽丽被抱进房间的过程，直接推翻了加害者“帮忙清理呕吐物”的辩解 。

- 录音证据：隔壁房客的录音与监控形成完整证据链，且经司法鉴定具备合法性。此类“偶然证据”在性侵案件中并非孤例，2023年杭州某高校性侵案亦通过外卖员的行车记录仪录音定罪 。

3. 法律程序的严谨性：崔丽丽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一审判决，整个司法过程历时一年半，最终以强奸罪判处加害者有期徒刑四年。项立刚所谓“证据神奇”的质疑，实质是对司法专业性的无端挑战 。

四、性别偏见的思维惯性

项立刚的言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长期性别刻板印象的延续：

1. 历史言论佐证：他曾公开贬低张爱玲读者“丑女居多、智商低下”，将不看《新闻联播》者称为“下等人”，此类言论暴露了其精英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思维底色 。

2. 对受害者的完美化苛求：要求性侵受害者“完美无缺”，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国际经验表明，这种思维会导致报案率下降和加害者逍遥法外。美国全国性暴力资源中心（NSVRC）数据显示，仅6%的性侵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其中27%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3. 对加害者的隐性偏袒：项立刚对加害者的辩解（如“帮忙清理呕吐物”）未提出质疑，反而聚焦受害者行为的“不合理性”。这种选择性失明，实质是对加害者的变相开脱。

崔丽丽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胜诉，更在于其推动了职场性侵受害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性突破。面对此类案件，公众应秉持“无罪推定”原则，尊重司法程序，而非对受害者进行道德审判。项立刚的言论折射出的性别偏见和认知误区，恰恰需要通过法治教育和社会进步来逐步消除。正如联合国妇女署所言：“真正的性别平等，始于不再要求受害者完美。”

来源：蚂蚁看娱乐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