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初夏的重庆城已经入梅,潮意顺着嘉陵江一路爬上白公馆外墙。解放军的卡车停下,押解队伍鱼贯而入。周养浩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环顾四周,眼神里第一次出现明显的慌张。几分钟后,他被推进一间逼仄的牢舍,铁门“哐”地一声锁死,有警卫随口提醒:“当心点,这里以前关过
1950年初夏的重庆城已经入梅,潮意顺着嘉陵江一路爬上白公馆外墙。解放军的卡车停下,押解队伍鱼贯而入。周养浩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环顾四周,眼神里第一次出现明显的慌张。几分钟后,他被推进一间逼仄的牢舍,铁门“哐”地一声锁死,有警卫随口提醒:“当心点,这里以前关过叶挺。”那句不经意的话像冰水浇头,周养浩当场愣住,背脊发凉——他再熟悉不过这处监狱,当年来这里耀武扬威,如今身份彻底反转。
时间往回拨一年。1949年11月底,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枪声四起,32名革命志士倒在特务的枪口下,周养浩就站在射击线后。整场屠杀结束,他迅速飞往成都、昆明,企图借民航机票逃往台湾。沈醉、徐远举与他合称“军统三剑客”,三人约定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会合。沈醉打电话安慰:“先来市里吃顿热菜。”周养浩只回一句:“我的手上血腥气太重,机场一寸都不敢离。”
昆明形势瞬息万变。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搜捕特务的行动在夜色里展开。警员翻遍皇后饭店和旧洋楼,最后在一辆破车后座发现瑟缩的周养浩。枪口抵住他肩头,昔日少将不敢吭声。几小时后,徐远举也被拖出躲藏处,一车人并排押往新生巷看守所。对照同一天的报纸,“昆明无声,西南天亮”八个大字让周养浩彻底绝望。
彼时沈醉已在卢公馆签名支持起义,他的态度与周、徐截然不同。正因如此,之后的审讯室里,三人分处三桌。沈醉坦陈罪行,徐远举摇摆不定,周养浩则搬出《刑法总则》,大谈“依命令行事”。管教干部苦笑:“法条不是遮羞布。”他仍嘴硬:“上级命令,我无责。”一句话说完,却不敢与任何人对视。
1950年5月,数十名战犯被空运重庆,改造地点正是白公馆。周养浩进门便认出昔日的油漆味、逼仄走廊以及北侧那口干井——当年他监督刽子手撬开井盖搜尸,如今却成阶下囚。最触目惊心的细节是牢房墙壁上“囚歌”拓印的残痕,那是叶挺将军留下的诗句。周养浩盯了良久,喉结滚动,无言可答。
抗拒不止表现在嘴上。入所一个月,他便绝食三天,只喝凉水。管教送饭,他别过头;医务人员量血压,他抿紧嘴。后来云南省军管会人员专程来劝,一位中年干部说得直白:“你怕死,可也怕良心账。命可以留,血债得算。”夜深灯灭,他终于对牢友低声嘟囔:“是我干的,跑得掉吗?”
1964年,部分顽固分子被转押北京功德林。北方冬夜风硬如刀,周养浩裹着棉被,开始写检讨。字迹仍旧工整,内容却层层推诿。批改栏里常见一句评语:“绕弯子。”1969年春,管理所组织学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老战犯们逐段讨论。周养浩第一次主动发言:“侵略者有今日败局,因不得民心;军统也一样。”话音刚落,屋里几人对视,倒吸一口凉气——从未见他这样松口。
1975年3月1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灯火通明。广播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特赦。台下掌声此起彼伏,黄维甚至激动落泪,大声朗读感谢信。周养浩坐在人群边缘,轻轻抬头,神情复杂。他没鼓掌,只低头摩挲那张早已发黄的登记卡。管教喊到他的名字,他站起,略一点头,没有笑。
离开抚顺后,他与蔡省三等人抵香港,原打算再赴台湾探望儿女。手续一天拖过一天,台湾当局明确拒绝,“罪犯不得入境”几个字把路堵死。无奈之下,周养浩改飞美国,与小女儿相聚。美国媒体偶尔追问他早年的血债,他只说一句:“历史自有记录。”
1980年代末,段克文出版《战犯自述》,书中影射功德林“刑讯逼供”。消息传到洛杉矶,周养浩沉默许久,答复记者:“段的话不可信,我在场,没人上刑。”他提笔写下声明,字数不多,却罕见地肯定新政府对战犯“给饭给医治”的事实。对外界来说,这算一次意外发声;对他本人而言,或许是晚年最后一线心理救赎。
关于这名“书生杀手”的后半生,档案并无更多细节,只能确定他再未踏上故土。战后漫长的余生,他失去昔日权势,也失去逃避借口。白公馆的厚墙、叶挺的诗句、礼堂那场宣布特赦的广播声,像三道阴影交错在记忆里,伴随他度过异乡每一个失眠夜。
来源:春秋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