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十年的那个冬天，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八岁，在无锡棉纺织厂做技术工人。说起来，我这个技术工人还挺让人羡慕的，不仅有固定工资，每个月还能领到十几斤的全国粮票。在厂里，我干活麻利，从不偷懒，领导和同事都挺器重我。

■作者：涧下水长流 ■素材：杨建国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九十年的那个冬天，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八岁，在无锡棉纺织厂做技术工人。说起来，我这个技术工人还挺让人羡慕的，不仅有固定工资，每个月还能领到十几斤的全国粮票。在厂里，我干活麻利，从不偷懒，领导和同事都挺器重我。

我叫杨建国，是无锡后宅镇的人。说起我的名字，那可是有来头的。我爹说我出生那年，正赶上了粮食大丰收，村里的水稻亩产都突破了八百斤，创下了历史新高。我爹高兴得不得了，把我的名字都跟国家扯上了关系。

要说我这个人吧，长得不算英俊，但也说得过去。一米七五的个头，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厂区里来来往往的，倒也挺像那么回事。那时候，厂里的女工看到我，都会笑着打招呼：“建国，又去查机器啊？”

我心里美滋滋的，但又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已经有未婚妻了。我的未婚妻叫陈小红，是我们村隔壁村的姑娘。说起来，我和小红还是青梅竹马呢。那时候农村里还讲究“指腹为婚”，我们两家的老人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订了娃娃亲。

小红比我小两岁，长得水灵灵的，皮肤白净，眼睛大大的，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在农村里，能长成这样的姑娘可不多见。记得小时候上学，我总是偷偷地往后看她，看她坐在教室后排，认真地抄写黑板上的字。那时候我就在想，这辈子能娶到小红，我就知足了。

日子过得倒也安稳，我和小红都在同一个厂里上班。我是技术工人，她在织布车间做普工。每天下班，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在织布车间门口等她，然后载着她回家。那时候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迎着夕阳，沿着运河边的柳树林慢慢骑回家。

记得有一次，我骑车带着小红，路过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摊。小红指着那红艳艳的冰糖葫芦，小声说：“建国，那个看起来真好吃。”我二话不说，赶紧停下车，买了两串。那时候一串冰糖葫芦要五毛钱，可是看着小红吃得开心的样子，我觉得值。

九十年的时候，我和小红都在为年底的婚事做准备。我掰着指头算了算，自己的工资再加上平时的积蓄，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应该是够了。我还特意跑到南禅寺那边的照相馆，花了二十块钱，给小红拍了一张结婚照。那天小红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烫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笑得甜甜的。

我把那张照片洗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看。那时候我就在想，等结了婚，我一定要好好待小红，让她成为厂里最幸福的媳妇。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准备了二十多年的婚事，会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搅黄了。

那是九月底的一天，厂里来了一个开着桑塔纳轿车的商人。那时候能开得起桑塔纳的人可不多，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那个商人叫张志明，据说是从深圳来的，专门来和我们厂谈一笔大生意。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正在车间里检修机器，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骚动。我探头一看，只见一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停在了厂门口。车门一开，下来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手里还提着一个真皮公文包。

那时候见过轿车的人不多，大伙儿都围着看稀罕。我也跟着凑了过去，结果一眼就看到小红站在人群中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辆桑塔纳，脸上露出了我从来没见过的神情。

那天晚上，小红没等我一起回家。第二天，第三天，她都没等我。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不好意思问。直到第四天下班的时候，小红终于主动来找我了。

她站在我面前，低着头说：“建国，对不起，我们的婚事可能要黄了。”

我愣在那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不能结婚了。”小红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我要去深圳了，跟张总一起去。他说能帮我在深圳找到好工作，还说。。。还说会娶我。”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两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结结巴巴地说：“小红，你。。。你开玩笑的吧？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啊！”

小红摇摇头：“不是开玩笑。建国，你是个好人，但是。。。但是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你知道吗？张总说深圳现在发展得可快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街上开的都是小轿车。我不想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地方待着。。。”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我想起了那张藏在枕头底下的结婚照，想起了那些载着她回家的日子，想起了给她买冰糖葫芦时她脸上甜甜的笑容。这些回忆在这一刻变得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

“那。。。那我们的娃娃亲呢？两家老人的约定呢？”我desperate地问道。

小红咬着嘴唇：“我已经跟我爸妈说了，他们。。。他们同意了。建国，你别为难我了，好吗？”

就这样，我和小红分手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运河边的柳树下，点着一支接着一支的烟，望着漆黑的河水发呆。河水哗哗地流着，冲刷着岸边的石头，也冲刷着我的心。

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职信。我不想再在这个地方待着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和小红的回忆。领导挽留我，说我技术好，待遇还可以再提高。但我心意已决，拿着工作了五年的积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准备南下打工。

临走那天，我特意绕到小红家门口。隔着篱笆墙，我看到院子里晾着的衣服还在随风飘动，却再也看不到那个穿着红毛衣的身影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了声再见，然后转身走向了车站。

那时候的我，完全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更没想到的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我会遇到改变我一生的两个人。

一路上，我坐着绿皮火车，走走停停。那时候的火车又挤又慢，从无锡到深圳要坐好几天。我记得那是个阴冷的冬天，火车上挤满了和我一样南下打工的人。大家都往深圳赶，都怀着对未来的期望。

在浙江嘉兴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遇到了她们母女俩。那是个瘦弱的女人，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小女孩脸色通红，一看就是发烧了。女人叫胡玉兰，是个单亲妈妈，女儿叫小雨。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胡玉兰抱着发烧的小雨，在候车室里来回踱步，急得直掉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孩子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现在烧得更厉害了，可是身上的钱不够买药。

那一刻，我看着小雨通红的小脸，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发烧，我妈抱着我跑了十里地去看医生的情景。不知道怎么的，我鬼使神差地掏出了口袋里的钱。那是我仅剩的五百块钱，本来是准备到深圳后找工作用的。

“大姐，你拿着这些钱，赶紧带孩子去看病吧。”我把钱塞到胡玉兰手里。

胡玉兰愣住了，眼泪流得更凶了：“这。。。这怎么行？这是你的钱啊！”

我摆摆手：“没事，我还年轻，到了深圳找个工作很快就能挣回来。孩子要紧，快去看病吧。”

就这样，我陪着胡玉兰带小雨去了医院。医生说是重感冒引起的高烧，需要打针消炎。我在医院里一直陪到小雨退烧，整整三天。这三天里，我住在医院附近最便宜的旅馆里，省吃俭用，就为了能多留点钱给她们。

小雨是个懂事的孩子，退烧后，她拉着我的手，奶声奶气地说：“叔叔，谢谢你。”

那一刻，我的心都化了。我蹲下来，摸着她的头说：“没事，叔叔也是过来人，知道生病的滋味不好受。”

胡玉兰站在一旁，眼圈又红了。她说：“建国，你这么帮我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我打断她的话：“大姐，别这么说。我们都是出来打工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临走那天，我把剩下的一百多块钱又给了胡玉兰。我知道她们母女俩也是要去深圳的，路上总得有点钱傍身。胡玉兰死活不肯要，我就塞给了小雨，让她买糖吃。

站台上，小雨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叔叔，你要去哪里啊？”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说：“叔叔要去深圳打工。等以后赚了钱，叔叔请你吃大餐。”

小雨噘着嘴：“那你说话要算话哦。”

“好，叔叔说话算话。”我笑着站起来，向她们挥手告别。

看着她们母女俩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虽然身无分文了，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至少，我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到了深圳，我先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在盖楼，工地上缺人手，我就从最底层的小工干起。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扛着水泥袋子上上下下。晚上躺在工棚里，浑身酸痛，但心里却踏实。

我是个爱学习的人，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我总是留意工程师们是怎么看图纸的，建筑工人们是怎么砌墙的。慢慢地，我学会了看建筑图纸，也学会了一些工程知识。

就这样干了三年，我从小工升到了工头。又过了两年，我自己承包了一些小工程。那时候深圳发展太快了，到处都需要建房子，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995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从小打小闹，到后来接一些大项目，我的公司渐渐有了起色。我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在工地上学到的那些实打实的本事。

生意忙起来后，我也试着谈过几次恋爱，但总是觉得不对味。可能是年轻时的伤害太深，我始终无法敞开心扉去接受另一个人。渐渐地，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2013年的秋天，我参加了一个商业酒会。那时候的我，已经是深圳小有名气的建筑商了。我穿着得体的西装，站在觥筹交错的酒会现场，看着周围觥筹交错的景象，恍然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在工地上扛水泥的小工，如今也能和这些成功人士谈笑风生了。

这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杨叔叔？”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正笑盈盈地看着我。她约莫三十岁左右的样子，长相温婉，眼睛很大，说话的声音带着一丝熟悉的感觉。

“请问你是。。。”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杨叔叔，您忘了吗？二十三年前，在嘉兴火车站，您救过一个发高烧的小女孩。”年轻女子的眼睛亮晶晶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啊，我叫小雨。”

我愣在那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个发着高烧的小女孩，还有那个焦急的单亲妈妈。

“小雨？你。。。你是小雨？”我的声音有些发颤，“那。。。那你妈妈呢？”

小雨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妈妈她。。。她五年前就走了。”她顿了顿，接着说，“但是妈妈生前一直念叨着要找到您，要报答您的恩情。她说，如果不是您，我可能早就。。。”

我赶紧打断她的话：“别这么说，当时也是举手之劳。”

“不，杨叔叔，对我们母女来说，那五百块钱就是救命钱啊！”小雨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您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您。我只记得您姓杨，要去深圳打工，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打听过无锡的纺织厂，可是那时候您早就离开了。。。”

我的眼眶也湿润了。二十三年了，我早就把那件事忘在了记忆的角落，没想到她们一直记着。

“那。。。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赶紧岔开话题。

“还不错。”小雨笑了笑，“我现在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在深圳开了自己的工作室。这都要感谢妈妈，她再苦再累，也要供我读书。”

说着，小雨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已经旧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

“这个布包，是当年您给我们五百块钱时用的那个。妈妈一直留着它，说等找到您就还给您。妈妈走的时候，还特意交代我一定要找到您。。。”

我接过那个布包，摸着上面粗糙的布料，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

第二天，小雨带我去了胡玉兰的墓地。墓地在深圳郊区的一座小山上，周围种满了木棉树。秋天的阳光洒在墓碑上，照出一片温暖的光晕。

“妈妈走得很安详。”小雨蹲在墓前，轻轻抚摸着墓碑，“她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我站在墓前，看着碑上胡玉兰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还是那么瘦弱，却带着温暖的笑容。

秋风吹过，卷起一地落叶。我蹲下来，把那个旧布包轻轻放在墓前。

“玉兰，你放心，以后有我照顾小雨。”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小雨给我讲了这些年的故事。她说，胡玉兰后来在深圳一家服装厂做工，省吃俭用供她上学。她考上了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她用积蓄开了工作室，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对了，杨叔叔，”小雨突然问道，“您这些年。。。有成家吗？”

我摇摇头，笑了笑：“一直忙着工作，就没顾得上这些事。”

小雨若有所思地看着我：“那您愿意。。。愿意做我的干爹吗？”

我愣了一下，看着小雨期待的眼神，点了点头：“好啊，正好我这些年也攒了些钱，没地方花。”

小雨开心地笑了，那笑容就像二十三年前在医院里那个生病的小女孩。

后来，我常常会想，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当年我以为失去了一切，却在最低谷的时候遇到了改变我命运的两个人。那五百块钱，不仅救了她们母女，某种程度上也救了我自己。

如今，我依然住在深圳，每个周末都会去看看小雨。她的工作室生意越来越好，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会开车带她去海边散步，听她讲她的工作，她的生活。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着，直到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上说，无锡有个叫陈小红的女人在找我。原来，这些年她过得并不如意，那个开桑塔纳的张志明早就抛弃了她。她想找我道歉，可是我早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我把报纸折起来，轻轻放在抽屉里。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能改变的。生活给了我当头一棒，却也让我遇到了最珍贵的亲情。

现在，每当我站在公司的落地窗前，看着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嘉兴火车站的候车室，想起那个发着高烧的小女孩。命运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的人生编织成一幅奇妙的图案。

或许，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礼物吧。

来源：涧下水长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