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农村生产队的体系中，社员大会堪称权力中枢，宛如巨轮的掌舵者，掌控着生产队前行的方向。社员们齐聚于此，共同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选举产生生产队干部，这些干部进而组成队委会，成为生产队日常事务的执行与决策核心。就像在北老壕的各小队，队委会由 7 名生产队干部构成，

在农村生产队的体系中，社员大会堪称权力中枢，宛如巨轮的掌舵者，掌控着生产队前行的方向。社员们齐聚于此，共同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选举产生生产队干部，这些干部进而组成队委会，成为生产队日常事务的执行与决策核心。就像在北老壕的各小队，队委会由 7 名生产队干部构成，他们肩负着引领小队发展、处理大小事务的重任 ，是生产队运转的关键齿轮。

在这 7 人组成的队委会里，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和会计堪称最为关键的角色。政治队长仿若一家之主，统揽全局，在生产队的决策和管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肩负着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关系、引领生产队发展的重任。生产队长则如同冲锋陷阵的先锋官，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的具体组织与实施，从播种时节的精心安排，到田间管理的细致部署，再到收获季节的统筹调度，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他的操心与指挥。会计则像严谨的管家，负责生产队的财务账目管理，精打细算地记录每一笔收支，确保生产队的经济活动清晰明了、有条不紊。

在生产队的决策过程中，政治队长与队委会的权力究竟谁起主导作用，着实难以简单判定。从访谈的几位老干部和老农的反馈来看，政治队长的权力似乎较为突出，队里的诸多事务往往由他拍板定案。比如在安排农业生产任务时，政治队长可以根据上级指示和本队实际情况，迅速做出决策，调配人力、物力资源。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队长独断专行，在面对一些重大且复杂的事情时，他也会主动召集其他干部，共同商议探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然后集体作出决策。比如在决定是否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时，政治队长就会组织队委会成员，结合市场需求、本地土壤气候条件以及种植技术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讨论，最终达成共识 。这表明，生产队的权力结构在设计上遵循民主集中的原则，决策权力虽集中于队委会，但在实际运行中，既体现了队长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融合了集体的智慧与力量，确保决策既能高效推进，又能符合大多数社员的利益。

在公社时期，整个经济体系呈现出高度计划化的显著特征。国家如同一位高瞻远瞩的指挥官，通过向生产队下达征购与派购指标，将农业生产的大方向确定下来。这些指标就像一条条清晰的指令，指引着生产队前行的道路 。生产队则如同忠诚的执行者，依据国家指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精心决定种植作物的种类和数量，力求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国家交付的任务 。而在具体的种植方式上，生产队又会充分考量现有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肥沃程度、气候的特点、灌溉水源的情况以及农具和劳动力的配备等因素，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

以 1963 年北老壕第 1 生产队为例，在公社下派的指标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征购粮 600630 公斤，甜菜 30000 斤，青麻 40 斤，线麻 5 斤，商品菜 100000 斤，收购猪 3 头，鸡 20 只。1 生产队接到这些指标后，迅速行动起来，制定了详细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家禽的生产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生产队不仅着眼于完成国家任务，还积极探索增收途径，增加了养牛和马的数量，计划开展加工土豆、搞运输、盖房子和粉房养猪等副业项目。同时，生产队也没有忽视生态建设，将植树造林纳入计划之中 。

为了确保这些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生产队还在备耕、积肥、春耕、夏锄、秋收和社员生活安排等各个环节制定了具体计划。备耕阶段，生产队组织社员准备种子、农具，平整土地；积肥时期，发动社员收集农家肥，为土地提供充足的养分；春耕时，合理安排人力、畜力，确保播种工作按时完成；夏锄阶段，及时除草、松土，保证农作物茁壮成长；秋收时，精心组织收割、晾晒、储存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在社员生活安排方面，考虑到农忙时节社员的辛苦，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障社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

生产队的计划通常在备耕前就会制定完成。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队委会成员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对生产队整体情况的了解，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生产队也充分尊重生产经验丰富的农民的意见，他们在农业生产一线摸爬滚打多年，对土地和农作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最后，计划会提交给社员进行讨论，让每一位社员都有机会参与到生产队的发展规划中来，充分体现了民主决策的原则。经过社员讨论通过后的计划，就成为了生产队农业生产的行动指南 。

在实际操作中，各生产队的计划执行方式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有些生产队可能会形成详细的书面计划，将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项任务都清晰地记录下来，以便于执行和监督；而有些生产队则可能没有形成书面计划，更多地是依靠口口相传和经验传承，“按葫芦画瓢”，即按照去年的种植方式来安排今年的生产。还有些生产队，对于具体的生产安排，可能只是由队里的几个干部进行简单讨论后就决定了 。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生产队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解决社员的口粮问题，保障生产队的稳定发展 。

在公社制度的框架下，农民们被紧密地组织起来，成为生产队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过上了集体生活。而维护这种集体生活的秩序，就成为了生产队组织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的管家，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确保这个大家庭能够和谐、稳定地运转 。

在集体劳动中，偷懒现象时有发生，这就像是集体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严重影响着劳动效率和生产进度。在北老壕，也存在着 “集体地里磨洋工”“生病的多，出工的少”“请假的多干活的少” 等类似情况。据 6 队原会计刘国祥回忆：“那时劳动不积极，队里的干部也是，去公社开会，只开半天，后半天就去溜达，不回来劳动。”

10 队原政治队长张玉琛回忆道：“队上有几个社员干活不积极，不听队上的安排，让好好干就不好好干，最后评工计分时就扣他们 1 到 2 个工分，那些特别不听话的社员，安排出工时就挑那种重活让他干，一直到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还有对于偷懒份子有三招：扣工分、派重活、定份子。”

在大集体的背景下，虽然社员们共同生活在生产队这个集体中，但他们各自还有自己的小家，这就导致了一些社员可能会存在占集体便宜的行为。对于社员侵占集体财产的行为，生产队绝不会坐视不管，而是有权予以严厉处罚。比如社员王树田，作为下中农，在队里担任饲养员期间，却监守自盗，偷盗粮食和马料。

1966 年春，他偷队内半洋铁桶（二十斤左右）粮食，被岳德林等人当场抓住；同年夏天，又偷队喂马驹小黄米二十斤左右，趟地时偷马料（高粱）一水桶（三十斤左右），甚至在偷大豆时，还偷走了队内的缝口袋一个，以及喂马盐、灯油一斤。此外，他还存在拉社员盖房、播种时不出犁杖，骂队长，养大鹅祸害队里大豆等破坏集体生产的行为。1971 年 “一打三反” 运动中，王树田的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生产队在社员大会上对其批判了四次，并要求他退赔粮食，其余免于退赔。

社员之间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难免会因为一些琐事产生摩擦与碰撞。当这些矛盾出现时，生产队干部就会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及时处理与调解，或者配合大队与其他部门共同解决。对于队内社员的矛盾，生产队通常会自行调解处理。

例如 1975 年 10 队社员王树林的儿子与孙玉香的儿子打架，王树林追孙玉香的儿子跑了一里地，导致小孩昏迷并吐血。由于王树林家里穷，当时没有根治小孩的病情，两年后小孩再次发病，两家因此多次闹矛盾。后经生产队干部耐心调解，王树林赔偿医药费 100 元，并约定小孩再发病不再负责。而对于不同生产队内的社员间的矛盾，则由生产队和大队联合调解。1972 年 10 队社员尤喜德在帮 5 队社员刘德权扒房子时，不幸被房子压住，受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两生产队干部连同大队干部迅速介入，进行调解，最终裁决刘德权支付安葬费用 150 元。通过这些调解工作，生产队有效地维护了队里的秩序，促进了社员之间的和谐相处 。

20 世纪 60 年代，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全国农村发展的道路，成为公社时期的一面光辉旗帜，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学大寨的热潮。1974 年，北老壕各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作为先锋队，分批次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在大寨，他们亲眼目睹了七沟八梁如何被改造成一面坡的奇迹，深刻感受到了大寨人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伟大精神 。

政治队长们回来后，就像接到了神圣的使命，迅速响应县里的号召，决心改造自己的家园。北老壕村地处一马平川的黑土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但缺乏规整性。上面下达的任务是将土地整成方方正正的方田，这对于北老壕村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发展的机遇 。生产队迅速行动起来，统一规划，组织社员投入到整方田的工作中。社员们不辞辛劳，认真修整土地的边角，将弯曲的边界线拉直，使土地变得规整有序。为了进一步美化和保护土地，他们还在土地周围种上了树，经过一番努力，一片片方方正正的农田展现在眼前，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

同时，生产队还注重土壤改良，在 6 队有一块荒地，土壤贫瘠，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队里组织社员从其他地里运土到这块荒地上，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这块荒地终于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为增加粮食产量奠定了基础 。在整方田的过程中，社员们使用的独轮小推车被赋予了新的名字 ——“大寨车”，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一种工具，更象征着大寨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在整方田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社员会得到奖励，如大队里的副书记何炳仁，坚持不脱产，带头挑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因其表现出色，后来被批准火线入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

北老壕村以旱地为主，一般情况下，当地的降水量能够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而且昭苏太河流经村内，村民可以通过沟渠引昭苏太河的水进行灌溉。因此，村内的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小规模的疏通沟渠，这项工作相对较为简单，生产队组织社员利用空闲时间就能完成 。然而，在 “学大寨” 的热潮中，社员们也积极参与到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修上三台水库。上三台水库位于东辽河上，按照县里的指示，各生产队需派出劳动力前往修建。生产队如同出征的队伍，扛着红旗，带领社员浩浩荡荡地奔赴工地 。

那时候，修水库是一项义务劳动，社员们没有任何报酬，但他们依然热情高涨，积极投身到建设中 。修水库时正值秋收季节，男劳动力基本都去了水库工地，留在村里的妇女们承担起了收苞米的重任。

公社时期，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落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的美好生活还只是人们心中的美好憧憬。直到 1968 年，北老壕村才迎来了通电的日子，而这一变化与 10 队种植水稻的计划密切相关。北老壕村以旱地为主，水田较少，主要种植旱作物。1968 年，10 队做出了种植水稻的大胆计划，而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灌溉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10 队决定建立电灌站，利用电力抽取昭苏太河的水来灌溉水稻。这一计划得到了大队的批准，村里积极申请用电，最终成功解决了灌溉问题，建立了电灌站 。电灌站的建成，不仅满足了水稻种植的用水需求，还为社员的生活带来了便利，队里的电也开始供社员使用，让村民们的生活逐渐步入了电气化时代 。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