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勘查长江要坐空中索道被拒，去世前遗憾感叹，原因让人泪目

摘要：1975年12月的一天夜里，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灯光昏暗，输液瓶里滴声清晰。周恩来睁开眼，看向窗外的寒星，声音极轻：“长江那条索道，我还是没坐成。”值班护士一怔，随即明白他在说什么，又不敢接口。这句听似随意的话，其实压在他心头二十多年。

1975年12月的一天夜里，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灯光昏暗，输液瓶里滴声清晰。周恩来睁开眼，看向窗外的寒星，声音极轻：“长江那条索道，我还是没坐成。”值班护士一怔，随即明白他在说什么，又不敢接口。这句听似随意的话，其实压在他心头二十多年。

时间回拨到1954年11月。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武汉长江大桥被列为重中之重。周恩来抵达武汉，带着铁道部、交通部与水利部的队伍，准备敲定桥基。那时江面大雾初散，汽笛声此起彼伏，轮渡往返缓慢而拥挤。车马、行人、货柜，全靠摆渡船接驳，两岸守候的队伍常常一站就是大半天。

为了弄清工况，他坚持白天夜里都去渡口观察。大雾天看不见江心，喇叭依靠短促节奏示警，船工喊着号子才勉强交会。看着这一幕，周恩来对身旁的吕正操说：“这样慢下去，工业计划被拖住，老百姓也受罪。”吕正操点头，却还没开口，总理已经转身走到工人队伍里，和船老大聊了起来。

两天后，考察组登上龟山，再折向蛇山。山风很硬，衣襟被吹得猎猎直响，测量人员在岩石上钉标桩。经过多轮论证，山脚到山脚的距离，被认定是最为经济、安全的过江线路。周恩来循着蓝图，看完岩层剖面，突然被江面上方一点银光吸引——一条细钢缆挂在半空，缆上吊着一个简易木框，像极了晾衣杆末端的篮子。

“那是什么？”他开口问。陪同的技术员答：“工人紧急过河用的索道，滑轮带动，单程不到五分钟。一次只能坐一人。”话音未落，总理来了兴致：“让我也试试。”声音平和，却透着坚持。

省里领导当即劝阻，理由只有一句：安全。周恩来笑着反问：“安全都保证了，为什么工人能乘，我不能乘？”气氛一下子凝固。谁都清楚，万一发生意外，全省、乃至全国都会背负无法承受的损失，可他并不愿以个人身份享受特权。僵持之际，一位桥梁专家补充：“索道设备简单，中途故障需要人工抢修，如果卡在江心，您让谁去救？”总理沉默片刻，最终摆手：“好，今天就听大家的。”

尽管没有成行，那根钢缆和那只木框却深深刻进了他的记忆。此后在武汉的十余天里，他共三次提及索道，皆被婉拒。每一次，他都笑着接受，却又流露出淡淡遗憾。长江风大浪阔，谁都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冒险，可他更在意的是——同样的艰难，工人天天在承担。

离汉前夜，他向同事们交代两件事：一是加快桥址审批，二是尽快改善渡江组织方式，先把人和急件运力提上去。周恩来无意留名，他只关注现实效率。事实上，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2月，武汉地区轮渡班次与装船工序就已被重新排布，平均等待时间缩短近三分之一。

1955年春，管柱钻孔法在实验场取得突破。此法由苏联专家西林提供理论，中国工程师改进并实践，解决了水下作业的最大难题。铁道部紧急报告呈上中南海。周恩来看完长篇技术资料，没有翻到最后就批示：“采用新法，先干起来。”有人担心风险，他只问了一句：“试验数据可靠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再无犹豫。不得不说，这份魄力为大桥提前一年通车赢得了先机。

9月1日，头一道钢梁对接。工地汽笛长鸣，江边人山人海。周恩来又到了现场，他没有走贵宾通道，而是沿着栈桥步行，和一线工友握手。有人递来安全帽，他顺手戴上，帽檐压得很低。走到江心平台，他突然停住，眺望不远处那条依旧在用的索道。冬阳斜照，木框在风中晃动，他却只是凝视片刻，转身去看混凝土灌注情况。

1957年10月15日清晨，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广播喇叭播放《歌唱祖国》，五万市民涌上桥面。纪录片里的镜头显示：有人抱着小孩，有人推着自行车，有盲人摸着防护栏缓缓前进。蒸汽机车鸣笛驶过，列车只用了几十秒就跨过滚滚江水。那一天，周恩来没有公开讲话，仅在人群里站了十分钟便悄然离开。他的车窗紧闭，副驾驶座放了一顶旧安全帽——内衬贴着一行字：索道未乘，铭记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