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纯杰的决定,多少有些让人瞠目。他原本是技术员,日子也算稳当了,可他偏偏想着要回去当个生产队长。你说这事图啥?放着公社的“高级岗位”不要,想自找麻烦?别人怕向下走,他却拎着点野心,踩了油门往回头路上驶。说到底,他到底是看上了队长这活,还是揣着别的心思?这事儿一
唐纯杰的决定,多少有些让人瞠目。他原本是技术员,日子也算稳当了,可他偏偏想着要回去当个生产队长。你说这事图啥?放着公社的“高级岗位”不要,想自找麻烦?别人怕向下走,他却拎着点野心,踩了油门往回头路上驶。说到底,他到底是看上了队长这活,还是揣着别的心思?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真有人琢磨不过来。
说起来,1980年的农村可不太平。每天清晨,大喇叭刚响,各家炊烟还没升起来,公社里的人就已聚一块儿,开会、辩论、唠嗑,甚至争到面红耳赤。唐纯杰在会场角落坐着,听着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年头,农村里“改革”两个字比油盐都金贵,谁都想试试新路,可谁都怕踩空。
他年纪轻,憋着一股子劲。“要为家乡干点像样的事!”这是他的羞涩野心,想当年,唐纯杰种田、修渠、背技术手册,一样都不稀罕苦。他不是那种甘心混日子的。再者说,农村苦日子,谁没见识过?除了田地、牛、农具,哪还有什么别的法宝?想想自己这些年在地头与人抬杠、和土疙瘩斗气,倒也落下些门路。
那会儿,贫穷在乡下就像一种味道,渗进每个人的屋子。如果天黑后你去社员家串门,柴火点着冒烟,屋墙歪歪斜斜,农舍大半连个像样的屋脊都没有。听起来像笑话,但七十年代初,有的农家盖房子连脊瓦都顾不上,顶多糊个泥巴墙,天冷风漏,孩子身上打补丁。一年忙到头,回过神儿来,这忙活究竟换了什么?“亩产万斤”喊得起劲,肚子却没实在的油水。
有人说,国家投钱给先进集体,那边呼啦啦一阵风,热闹不少,实惠却没那么快落到百姓碗里。唐纯杰心里明白,这套玩意看起来热热闹闹,背地里社员照旧嘀嘀咕咕,照样盘算盘算盘账。后来他说起来都摇头,骨子里痛恨这种假把式。
结果,他攒好了想法,扯着胆子跑到老书记刘世广房间里。一进门,见书记穿着布褂,脸上皱纹像田间老树皮。二人对坐,无人多语,茶壶翻着白气。老书记听他一五一十讲完想法,老眼微眯了下,“回生产队?你就不怕人说你降级?”说话里带着点笑意,像长辈哄小孩。
唐纯杰把盘算讲了出来——最根本的就是“分田到户”。牛、农具、田地,按三年平均产量分细账,提留怎么算,社员怎么分,都有数。这样一来,谁种地吃谁的粮,谁活干好了谁赚。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真想让村里人过点明白日子。
可老书记到底历过风浪,他顾虑重重,“中央没说要这样做,会不会犯错误啊?”别看那时候国家风向好像变了,其实谁都怕出格。唐纯杰听了,心里有点不痛快,嘴上应了声,还是没变初衷。
会议散了,他一个人躺在简陋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担风险,就得坐穷一辈子?”他想着,外面秋风一阵阵卷过小窗,队里的夜色幽深,只听得远处狗叫,自己的心跳也烙在被褥里。唐纯杰不是瞎折腾,只不过看清楚了,这种“大家一起混,谁都缺干劲”的日子,迟早是个死胡同。
这几年,他一直琢磨怎么把地种好。大寨式记工,搞了一年——白折腾。社员们不怕苦,可谁也不愿意多干,不然吃亏。接着又是定额记工,为了工分多干点,劲头到底还是有限。到后来,分小组承包,添了几个组长也是挂名罢了。其实归根结底,在集体里混日子,大家都怕多流汗,巴不得能蒙混一阵是一阵。
有时挺苦涩,大伙干完一天活,领工分时还得咬咬牙。你说谁在乎这田地到底收多少?只要自己那一份保到手,哪管田埂头、虫子多几只。遇上喷农药,有家伙直接把喷雾器口钻大,药水哗啦啦一下就喷完了,谁管虫子死没死?反正又不是一家的地。
唐纯杰也不是没体会过。作为干部,干得好坏,社员冷眼旁观。到年底,队里选队长,往往几番推诿,没人愿意“站台”,最后还是原班人马凑合着继续混。他明白,这套账本,表面上工分分得明白,实际上漏洞一堆。谁认真,谁吃亏。
更可笑的是,平均主义看似公平,其实暗藏乌烟瘴气。唐纯杰曾听一个社员嘀咕,“种十蔸秧,头一蔸是书记的,二蔸是队长的,给自己只剩最后一蔸。”这玩意不是调侃,是扎在心里的无奈。
这些年上上下下层层运动,啥“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口号喊得热闹。真在乎这个的没几个,大伙心里只盯着工分和肚皮。倒是那些最会钻营的,混得最悠哉——干部为了保名声,懒人混工分。唐纯杰有一次听人小声骂,“看他折腾几年吧,指不定怎么收场。”
现实里,运动越搞人心越散。谁还关心什么劳动质量?能凑合就行。
偏偏就在这时候,风终于变了。虽说政策还没彻底定下,但头上这口锅好像轻了点。“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拦路的杠。”唐纯杰有时半夜盯着屋顶上的蜘蛛网发呆——路到底能不能走下去?没人能说清楚。
他说,分田到户是农民的“第二次翻身”。第一次,1949年翻身得了解放,可肚子没填饱。现在要“真翻”,得靠新政策。搞了半天,旧时那点“社会主义优越性”,也许只是少数人的好处。多数老百姓,还不是忍饥挨饿,光想着交公粮支援“国际友谊”。
曾经中国人把粮食棉花送出去,八方支援,点亮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明灯”,帮了越南的“同志加兄弟”。可如今,援助停了,明灯熄了,兄弟之间也多了猜忌。唐纯杰心里清楚,这一茬儿,不单是国家大计,更关村头屋后的烟火日子。
道理其实简单——“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出大力?”他钻到泥里种田,心比谁都明白。要想让社员勤快起来,得让他们的汗有收成。不然,人都是精明的,你不为自己打算,还能盼望谁来托举?
想通了,也就不再害怕下决心。这一遭,他还是坚持己见——要是不试试,永远不知道希望是什么味道。这个夜里,他在小屋檐下对着一缕灯光发呆。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没人给他答案。但路总得有人走。农村的泥泞路上,他想赌一把新生的机会。
唐纯杰是死了吗?活着还是死了?这日记里自己都提着“死者”的说法。我在想,也许这不是指肉身的死,而是旧日子和观念的死。死掉了一种混日子、均摊账的旧活法,就算担点风险,也要往前闯一闯。哪怕这条路,要捱点风霜雨雪,也是他自己选的。说到底,每个村子,每个队长,谁还不是这样走着、摸索着、怀着一点笨拙的希望,等着明天的天亮呢?
来源:快乐的苹果z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