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散尽，岁月荏苒，但历史的回响依然激荡在民族记忆的深处。西城区通过抗战老兵的亲身讲述，再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展现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后人继承发扬英勇不屈、艰苦奋斗的抗战精神。抗战亲

烽火岁月铸底色 红色记忆育来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散尽，岁月荏苒，但历史的回响依然激荡在民族记忆的深处。西城区通过抗战老兵的亲身讲述，再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展现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后人继承发扬英勇不屈、艰苦奋斗的抗战精神。抗战亲历者无疑是最为宝贵的史料来源。八十年来，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英雄的身影依然清晰。他们是精神的传承者、实践的推动者。他们的精神，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不竭动力。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驱逐敌寇、光复山河，更是人心的洗礼、精神的重塑。让我们穿越历史硝烟，从这些老兵身上感受不朽的抗战精神，感受他们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让我们铭记历史，致敬抗战老兵，弘扬抗战精神！

石玉坤：“不抗日，就只能甘当亡国奴！”

1929年出生的石玉坤精神矍铄，见到记者，抬手就是一个标准而挺拔的军礼。

“不抗日，就只能甘当亡国奴！”提起抗战往事，老人思路清晰，用洪亮的声音娓娓道来。

目睹了家乡沦陷和日军暴行，少年石玉坤萌生了强烈的保家卫国的念头。在私塾老师和家人的影响下，年仅十几岁的他主动参加了八路军地方部队。

石玉坤所在的队伍建制是一个连，但实际上只有四五个班，人数要比标准的连队少很多，战友的年龄也参差不齐。“那时候兵源缺乏，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基本是年轻人，但地方部队中有不少已经五六十岁的战士。”石玉坤说。

抗战时期，中日部队的武器装备差距极大。一名普通的日本兵配备有三八式步枪、手雷、上百发弹药，穿的是统一的军服、皮鞋，还有行军背囊、军毯等。而八路军却经常面临缺衣少粮、武器不足的难题，有的战士甚至连枪都没有，只能拎着大刀长矛上战场。《大刀进行曲》里有句著名的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反映的除了打击侵略者的决心，还有艰苦的斗争现实。

“一开始我们只发了4颗手榴弹，别的什么都没有。”石玉坤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刻，“除了集体活动以外，其他和老百姓几乎没什么差别。有时得睡草铺、枕砖头。碰上敌人‘大扫荡’，我们好几天吃不上饭。”

根据地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官兵之间平等相待，军民情如鱼水。“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百岁老人依然可以清晰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回忆起在根据地的那些岁月，老人很激动：“生活上虽然苦了一点儿，但我在思想上非常充实，因为那是中国人的生活，和在敌占区不一样。”

从1939年夏开始，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山东的占领区，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据石玉坤回忆，那时每个季节，日军都会集中兵力进行“大扫荡”，清乡、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的“反扫荡”主要采取“坚壁清野”的方法：藏匿粮食、封堵水井，让敌人抢不到吃喝，只能徒劳而返。

此外，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方式主动出击，不断有力地回击敌人。石玉坤所在队伍的主要工作是破袭斗争，即通过在马路上挖陷阱、剪电线等方式，使敌人的交通线、联络线瘫痪。“第一次参加任务的时候心里比较紧张，不知道敌人会不会出来。”石玉坤依旧记得当时紧张的心情。“土马路上挖个七八十厘米深的坑，汽车开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敌人一般躲着不敢出来。”

面对窝在碉堡里的敌人，我军还有一套“文斗”战法。石玉坤回忆，半夜，大家用硬纸卷成纸筒向敌人喊话，告诉日军侵略是不对的、他们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被我军俘虏的日军，经过教育之后也参加了宣传战。“那些日本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教育以后认识提高了，就劝降据点里的敌人，这种战法取得了很好效果。”

石玉坤于1943年8月入党。说到这里，石玉坤眼中闪烁着炯炯光芒。“指导员找我谈话，确定了入党意向，开会宣布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由于处于特殊时期和环境，入党流程简化了，但对党员的要求没有降低。“我知道，党员必须带头，冲锋在前。”1943年8月，石玉坤因为工作表现好，被组织选拔到山东渤海军区教导营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并在那里成为正式党员。1944年8月，石玉坤回到沾化县大队二中队担任副排长、代理排长。

抗战胜利后，石玉坤继续参加了解放战争，在济南警备区担任过通信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西北地区支援水利建设。这么多年，石玉坤一直坚守初心，堪称党员理想信念坚定的“活教材”。

2022年，老人通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得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心中格外激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特别高兴。”当年9月26日，石玉坤主动向党组织交纳了一笔2000元的特殊党费。这笔饱含深情的党费，体现了一位走过烽火岁月的老党员的赤诚之心。

郭计兰：“沁源人宁死不当汉奸！”

“1942年，正在数九天，日本鬼子分十路进了沁源……”96岁的郭计兰哼唱起这首少年时的秧歌小调，眼泛泪光。

1942年，日军铁蹄踏入山西晋东南，沁源县这个山清水秀之地瞬间沦为焦土。少年郭计兰目睹了家园剧变：日军“大扫荡”时见人就杀，房子全部烧光，村庄被毁，亲人惨遭屠戮。她的二嫂被日军连刺三刀致死，襁褓中的侄儿也未能幸免；隔壁水泉坪村300多名村民被日军赶入屋内活活烧死，尸骨难分。侵略者打算在沁源成立“维持会”，妄图用屠杀和怀柔相结合的手段征服沁源人民，彻底摧毁太岳解放区。

郭计兰回忆，日军为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试图通过“三光政策”逼迫百姓屈服，但沁源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坚壁清野”——全村转移至深山，填井毁粮，制造“无人区”，让日军陷入“没有人民的世界”。

13岁的郭计兰加入了儿童团，肩负起站岗放哨的重任。她手持木头刀，在村口严格查验路条，“就算是熟人，没带条也不让过。”这种近乎天真的认真，成为封锁日军情报网的关键防线。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就是把日本鬼子困死在沁源。“让他们吃不上喝不上，水井里面都下了毒。”日本兵不敢喝井里的水，就每天到外县去拉水，游击队便在半路开展伏击，斗争十分激烈。

“沁源人宁死不当汉奸！”这是最让郭计兰引以为傲的事情。八万人口的沁源，两年间被日军杀害的就有一万多人，真可谓“家家都有血债”。但两年过去，日军始终未能在这里建立起“维持会”，其“实验区”计划彻底破产。毛泽东曾赞誉这是“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刊发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其中有这样一句：“沁源八万军民，用血肉筑起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1945年春节的第二天，郭计兰借拜年之机悄悄离开了家。她的目的地，是八路军太岳一分区政治部。“我想上学，但家里太穷供不起。参军是唯一的出路！”郭计兰清楚地记得，在军分区开出介绍信后，她一整天都把介绍信藏在贴身的兜里，不敢跟别人说，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第二天她就到部队报到，第三天就穿上了军装。恰好卫生队缺人，就这样，郭计兰成了一名卫生兵。

在部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护理，郭计兰被分配到野战部队。让她没想到的是，跟日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

“日本鬼子说是投降了，可是不缴枪。我们去收，他们还不给，说要交给阎锡山的队伍。于是，就打起来了。”郭计兰记得那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虽然最后成功收缴了武器，但我们的队伍伤亡也很惨重。连长后背被打烂了，流了很多血；指导员的脚背也被打穿了。那是郭计兰当卫生兵后第一次面对伤员，她颤抖着给战友们包扎止血，情急之下也顾不上害怕了。“很心疼，很不忍。”郭计兰说，“但我们没有退缩，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只有打败侵略者，把他们彻底赶出中国，中国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部队期间，郭计兰还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同在卫生队工作的郭来聚。“他是看护长，我是看护员，整天在一起工作，慢慢地就熟悉了。”解放战争时期，夫妻俩随部队转战西北参与兰州、临汾等战役，又随刘邓大军到了西南，先后获得“解放西北”和“解放西南”等纪念章。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郭计兰随大部队来到了北京。战斗部队开赴朝鲜前线，郭计兰留守北京，参与组建装甲兵学校，也就是现在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当年参加八路军是为了上学，新中国成立后，郭计兰想要上学的愿望更加强烈。于是，她选择了转业学医，后来成为北京市复兴医院的一名医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抚摸着一枚枚纪念章，这位96岁的老人眼中闪烁着信仰的光芒。

付瑞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再过几个月，曾经的八路军女战士付瑞芝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今天再次回望革命战斗中的烽火硝烟，抗战岁月无疑是浓墨重彩且刻骨铭心的篇章。

1925年11月，付瑞芝出生于山东临沂苍山县（今兰陵县）涌泉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有着革命传统，付瑞芝的多位亲戚都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或积极分子，因此她很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上高小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浪潮，年仅12岁的付瑞芝加入了村里的妇救会，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抗日剧，用稚嫩的嗓音演讲。宣传抗日——是她烽火人生的起点。

八路军路过村里，乡亲们常把口齿伶俐、胆大爽朗的付瑞芝推上台，让她代表全村讲话，欢迎八路军的到来。“八路军有什么事，找我们，我们帮忙办。”台上的付瑞芝激情飞扬，八路军很快看中了这棵好苗子。

1941年，16岁的付瑞芝被选送到八路军鲁南军区举办的党员培训班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她面临一个人生抉择：是随着部队南征北战，还是留在村里继续工作？付瑞芝是家中独女，年龄又小，似乎选择留在老家工作更合情理。但当组织征求她个人的意见时，她斩钉截铁地说：“大道理我不懂，但有一条，党叫到哪儿就到哪儿，一切服从党的安排！”随后，她便加入八路军鲁南军区文工团，正式成为一名用文艺工作鼓舞士气、宣传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战士。

跟着文工团奔波抗战前线刚8个月，1941年11月，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军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等机关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缺乏武装的文工团员们面对日寇的突然袭击，只能分散突围。“东边枪响就往西边跑，西边枪响再往东跑。”子弹擦着耳边飞过，身边不断有战友倒下。

慌乱中，付瑞芝和战友们跑散了，孤零零地趴在壕沟里。突然，马蹄声传来，一抬头，沟沿上一个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正看着她。对视片刻，日本兵竟拨转马头扬长而去，也许他以为眼前这个穿着农家衣服、灰头土脸的女孩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因而没有理睬她。后来付瑞芝多次跟孩子们讲起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同志，或穿着整齐点，能不能活到今天就很难说了。”

突围之后，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付瑞芝的面前——队伍被打散了，她该何去何从？付瑞芝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党，回到革命队伍中去。

之后，付瑞芝一直在山里找寻队伍的踪迹。一天，她在山间小道上远远看到来了一支队伍，赶忙藏身草丛，经过仔细观察，她认定：是八路军！原来，这是一支护送干部去八路军山东军区的部队。就这样，付瑞芝跟着来到了山东军区驻地。

恰逢军区通信学校招收学员，付瑞芝顺利地通过审查和考核，进入学校学习报务。她凭着一股倔强、不服输的劲头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收发报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通信兵战士，并被分配到山东军区总部电台担任报务员。

山东军区机关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经常面临日寇的围追堵截，常常要转移、突围，甚至一天要打好几仗……但不管什么情况，通信联络都不能中断，报务员必须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准备架起电台联络。

一次突围中，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荣桓同志虽然病重，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才突出了重围；还有一次夜行军，为避免暴露目标，战士们不能点火把、打手电，一位战士不慎掉落山崖……很多年过去，付瑞芝仍会给孩子们讲述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付瑞芝在组织的安排下改行成为一名军医，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救死扶伤。1958年，付瑞芝到沈阳医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北京市复兴医院的内科医师，又在门诊部主任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17年，直至离休。

“母亲一生都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那年她带医疗队到门头沟山区支医，一天夜里，一位农民病重，母亲一个人，一手拿着手电照路，一手挥着竹竿打草惊蛇，硬是走了十几里山路出诊。”付瑞芝的次子周晓光告诉记者。付瑞芝也严格要求后代，她常常勉励子孙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咱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发愤图强，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宗玉田：“我的抗战岁月从跑腿开始”

家住白纸坊地区的宗玉田今年95岁了，他有个习惯，隔一段时间就要翻翻他的宝贝。全家人都知道，这些东西除了老人自己，别人轻易不能动。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吗？仔细一看，有老人的离休证、单位的大合影，还有一张，是老人在河北省阜平县工作时的宣誓证明。

证明薄薄一册，上面画着工人形象，落款时间是1949年11月。里面，则是手写的各种事项。宗玉田的故事，与这份宣誓证明息息相关。

“我1945年在宣化参加的八路军，那年才十五，是个半大小子。”

别看老人已经年迈，但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思路清晰。他笑言：“我的抗战岁月从跑腿开始。”

“谁能去送信，这个工作可不简单呐，要胆大、心细，还得能跑。”

连长话音未落，宗玉田抢着答应：“我不怕，我脚力强，多远、多险，都能保证完成任务。”

从那时候起，这个虎头虎脑、遇事争先的“娃娃”就担负起了跑腿、传话、送信的工作，并且在革命一线练就了过人的本领。

“我们打宣化县城，敌人的子弹贴着我腿肚子过去了，差点儿就挂彩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人记忆犹新。

战斗中，他瞅准机会，向敌人的机枪手还击，并协助战友发起多轮进攻，最终取得了那场战斗的胜利。

“鬼子太凶残了，上了战场，我才懂得什么是保家卫国。对于来之不易的胜利，倍加珍视。”宗玉田说。

尽管参加抗战的时间不长，张家口、宣化等地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抗战胜利后，宗玉田被分配至晋察冀边区财政部印刷厂当工人，和战友、工友们一起印起了边区货币。

“我们厂承担着印边区货币的重任，机器不停、人换班，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和一般工厂不同的是，每一台印钞机旁，都竖着一杆枪，宗玉田和工友们随时准备着拿枪御敌。

“那会儿，土匪、国民党经常打厂子的主意，只要接到消息，全厂就进入战备状态。”

老人一边扬着手，一边描述着当时的场景。里三层外三层的工人护着机器，最里层的技术骨干则紧盯印出的边区票，保证不出差错。

“每个人都有这个觉悟，印刷设备比命都重要，一旦有人来搞破坏，我们所有人与厂子共存亡。”说起几十年前的事，老人的话依然掷地有声。

被宗玉田视若珍宝的宣誓证明，恰是这一时期的见证。1949年11月，因工作需要，他和部分工友奉调进京，这份证明，就是他进京时填写的。

服从分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学习文化……带着这样的誓词，宗玉田从此扎根印刷系统，在北京人民印刷厂、白纸坊印刷厂等多地任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离休后，老人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关心国家大事，并教育子女和孙辈，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要懂得知足常乐。

“我常给家人看当年缴获的日军饭盒，就是让他们知道，国家强大了，百姓才能吃上安生饭！”

逢年过节，子女、孙辈都来看望老人，争相要带宗玉田出去吃顿饭“改善改善生活”，可老人总是摆摆手，笑着说：“能吃上红烧肉、烧豆腐，就是顶好的伙食啦。这都是党和国家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才得来的呀，知足！”说到此处，室内回荡起他爽朗的笑声。

九三阅兵当天，从上午8点30分宗家四代人齐聚，宗玉田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直到阅兵直播结束。看着屏幕里的受阅部队军容严整、步伐铿锵，他连连称赞，和一旁的子女、孙辈、曾孙辈分享着自己80年前的点滴。“抗战那会哪有这么先进的武器呀。我老啦，你们俩要好好学，长大了争取能参军。”观看直播的过程中，老人不止一次叮嘱两个曾孙辈的孩子。

看到屏幕上身穿戎装敬礼的老兵代表，宗玉田的表情变得庄重、严肃，左手有些颤抖。摸了摸自己胸前的各种奖章、纪念章，颤声道：“和平来之不易，祖国越来越强大啦！”

张玉兰：“借老百姓的衣服，一件都不能丢”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97岁的张玉兰已是满头华发，又一次动情地唱起这首《游击队歌》，她的声音铿锵有力，双手还打着节拍，胸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闪闪发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岁月如梭，但回忆起当年加入革命队伍时的情形，张玉兰记忆犹新——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内心别提有多激动了。

1928年，张玉兰出生在江苏宿迁沭阳县，她家条件尚可，小时候读过书。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和平与安宁。沭阳地区抗日救亡团体随之应运而生，与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斗争。根据宿迁地方史，1941年，沭阳县来了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由于当时条件困难，在村民的帮助下，一些战士住进了老乡家，其中部队宣传科的战士就住在张玉兰家。

新四军驻扎期间，有一次文工团要搞演出排练，有位战士问张玉兰：“想不想一起过去看看？”小姑娘一口答应。走进演出驻地，文工团的首长见到这张“生面孔”，便问道：“这是谁家的小姑娘，是想来参加文工团吗？”没想到，这样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真。

这次观看文工团演出的经历让张玉兰认识到，女孩子进不了拿枪的军队，可以参加文化的军队。于是1944年她离开家，投身革命工作。小姑娘很伶俐，逐步承担起女红工作，动员大家纺纱织布、做军鞋。“军鞋是战士的必需品，我们组织老百姓起早贪黑赶制军鞋，心里想的就是得让咱们的战士们都有鞋子穿。”张玉兰说。与此同时，她也加强思想政治学习，进一步了解共产党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

1945年，驻扎沭阳新四军的一支文工团扩编，此时正在淮海地委文训大队的张玉兰主动报名，经组织调动进入文工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文工团根据斗争形势变化，不断排演节目，以文艺作为打击敌人、鼓舞广大军民的武器。在文工团工作期间，张玉兰参与创作、演出大大小小的剧目数十出，还深入过前沿阵地开展战勤服务。在战火硝烟中，她和战友们用文艺作品发动群众、鼓舞士气、团结人心。

抗战胜利后不久，文工团接到上级指示，又迅速投入排演大型古装话剧《李闯王》中，希望通过演出告诉人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脱离老百姓。当时文工团的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完成任务，全团发动，张玉兰和其他女同志负责自制一部分服装，用纱布代替绸缎，染成彩色，简单勾勒出衣裙和水袖的样子。演出用到的“晨钟”“暮鼓”是从当地古庙借来的，戏台子有的部分是从老乡家借来的门板……

这是一次演出，更是一项任务，文工团团员们都相当重视。由于人手不够，张玉兰在这出戏中除扮演长平公主，还要兼顾两个角色。《李闯王》这出戏一经公演，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到后来，看戏的人越来越多，戏台子也越搭越高。“回想自己的抗战经历，再看着坐满战士和老百姓的台下，我更加体会到：能做好文工团的工作，就是为抗战作贡献。”张玉兰说，“我们当时借老百姓的衣服，一件都不能丢，用完必须归还。你说，老百姓怎么能不喜欢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张玉兰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机报队，担任副指导员。后经组织推荐，她通过考试进入当时的北京大学速成中学学习。从部队转业后，张玉兰被分配至北京市教育系统工作，在北京的多所小学担任过副校长、党支部书记。数十年间，无论在哪个岗位，张玉兰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大家分工各有不同，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作为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我们的祖国富强起来了，军队实力也强大了，我太自豪了！”张玉兰动情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咱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啊！”

露菲：“部队就是我的家”

“父亲说鬼子来了，打跑了敌人才有太平日子，部队就是咱们的家。”回忆起八十多年前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95岁高龄的露菲望向窗外，思绪回到自己八九岁的时候。由于父亲当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常需要传递消息、掩护同志出城，为了不引人注意，任务常常交给露菲。她的革命生涯也就此拉开序幕。

“八九岁的孩子，很多大道理还不太懂。就是借着出城玩呀、串亲戚呀，带着叔叔阿姨就转移了，到了指定地点，有人接应。”她说。

别看人不大，露菲非常沉稳自然，偶然遇到盘查，也能对答如流。只是当时，她没有料到，不久后的1942年，因家庭在敌后暴露，全家不得不迁至胶东抗日根据地。一路上，12岁的小露菲受到了战友们的格外关照，她也目睹了敌人的暴行。

“我岁数小，走的时间一长就累了。可是敌人追得紧，大家就拉着我，保护着我转移。”有一次，一条深沟拦路，敌人尾随而至，露菲累得怎么也跳不过去。她和战友说：“你们快走吧，别管我。”情急之下，战友老陈一把把她扔过深沟，被另一名战友稳稳接住。

途中，露菲也利用自己岁数小的优势，担负起叫门、问路的工作，成为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抵达胶东根据地后，她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尽管还不能上战场，可露菲在胜利剧团和胶东军区国防剧团非常活跃，和同龄人排演了不少小品、话剧、歌曲。下乡宣传过程中，她为乡亲们唱起《小放牛》，甚至跟着队伍来到敌占区，进行反“扫荡”。

“见多了敌人对我们的侵略和欺负，反‘扫荡’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特别扬眉吐气，所以也特别兴奋。”露菲说。他们冲着伪军喊话，动员伪军家属支持八路军。在她心中，反“扫荡”也包括唱歌、喊口号、打快板，斗志昂扬。

遇到八路军的干部和指战员，露菲上前主动打招呼、拉家常。她和其他孩子一起围着许世友司令，请他讲讲当年红军的故事。

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听出她是潍坊口音，主动说：“你就是我的小妹妹，以后有啥困难，就来找我。”至今，露菲仿佛还能感受到战友们送给她的那床毯子的余温。“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们就是我的亲人。”渐渐地，她明白了父亲这句话的含义。

回忆起首次参与战斗的经历，露菲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县长带领我们参与反‘扫荡’战斗，我们在山上观察部队伏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拼刺刀时，县长一声令下，我们便上前抢救伤员。”其中一名伤员胸部中弹，露菲一看血溅出来，有点儿慌神，一个劲儿地帮伤员止血，还忍不住颤声询问：“你疼不疼呀？”

看着小姑娘既害怕又焦急的神情，脸色苍白的伤员轻声说：“不疼，要不是挂彩了，我肯定能夺下那挺机枪，你也不要害怕……”

战火的洗礼让露菲迅速成长。抗战胜利后，她调至华东军区文工团，参与了淮海战役，并随军南下，进军上海。渐渐地，露菲在创作方面的才能显露出来。其实，早在1943年时，她的作品《小纺车》就已经在胶东大型画报上发表了。

“把看到的让自己感动的事情记录下来，讲给更多的人。”说起写作，露菲总是自谦，称自己是“业余的”。可翻看她的作品，无论是长篇小说《米河流向远方》，还是儿童文学集《我有一个好爸爸》，字里行间都透着质朴，反映了她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岁月中的所思所想。其中，《我有一个好爸爸》还获得了叶圣陶和茅盾的赞誉。

如今，年过九旬的露菲身体健康，只是腿脚有些不灵便。每天，她仍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偶尔也会翻翻自己的作品，回忆过往的峥嵘岁月。

她常说，战友们都是英雄。她每每总要提起在不同阶段战友们对她的悉心关照。“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就是亲人。”不经意间，老人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