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长安城乱了套，坊门早早关了，街上一个接一个的铺子都熄了灯。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长安城乱了套，坊门早早关了，街上一个接一个的铺子都熄了灯。

可在平康坊西侧的一处宅院里，还亮着灯火。

顾大福坐在屋里，手上拿着房契，眼皮却一直在跳。

他知道，这一纸契书背后，是三十万枚铜钱，是十个家仆扛了两天才搬完的沉重代价。

可这事儿还得从一个铜盆说起。

大历十一年，户部突然下令搜铜。

铜矿不够用了，朝里的官员急得团团转。

有人提议，从百姓家里收铜器，街坊邻里都知道，铜锅铜盆都别再用了，官差哪天就上门了。

顾大福那时候还没买房，正好在长安做盐的买卖，听说这事，脸色一沉——铜钱要出大问题了。

其实问题早就埋下了。

开元年间，铜钱是硬通货，一贯千枚，一枚大概四克，一串下来就是8.6斤。

那时候还算顺，坊市井然，买卖公平，朝廷也有余力控制铸币。

可一过天宝年，情形就变了。

安史之乱后，铜矿产量断崖式下跌，地方节度使各自为政，朝廷的手伸不出去。

再加上商人私自熔铜做器，不少铜钱根本没回到市场流通。

粮价翻倍，布价翻倍，铜钱却越来越不值钱。

顾大福那会儿年纪不大，但脑子活，盐道上的事儿他门儿清。

听说平康坊有个三进宅院要出售，他就动了心思。

这坊子不是谁都能买的，得有长安户籍，还得有点门路。

他托了好几层关系，花了不少钱，才把户籍的事办下来。

可户籍办下来只是第一步。

房主开价350贯，砍了几回才压到300贯。

顾大福回头一算——三十万枚铜钱，差不多2500斤。

钱庄的人当时都懵了，这么大一笔，不是写个账就能解决的。

“顾老板，您是当真要提现？”

“钱货两清，我心里才踏实。”

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平静。

但谁都知道，这是他多年打拼的家底。

他请了十个家仆，每人背三四十贯，从朱雀大街一路走到平康坊。

铜钱穿成串，叮当作响，走两步歇一下，整整用了两天。

路人都看傻了。

“这是娶公主去吗？”

“不是，是买房子。”

卖家那边也吓了一跳。

为了数这三十万枚铜钱，摆开了三张大桌子，几个账房先生轮番点数，连夜干了两晚，眼睛都熬红了。

可顾大福不在乎这些。

他在乎的是，房契上那几个字——“平康坊第三坊东宅，归顾氏所有”。

这不止是一套房。

那时候的长安，坊门宵禁，户籍严查。

没有户籍的外地人，哪怕富可敌国，也只能租房住。

顾大福买下这宅子，相当于真正扎根进了长安的权力结构里。

坊里人议论纷纷。

“听说那顾家是外地来的，怎么就买下这宅子了？”

“你别问，背后定是有大人撑腰。”

其实也没错。

他确实花了不少钱打点。

但他清楚，这钱花得值。

房买下那天，他没声张。

只是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坊里走过的官员子弟，心里有一丝安稳。

屋里刚种下的桂花树，还没开花，可他已经在想——明年中秋，花该开了吧。

可惜，这安稳没维持几年。

建中元年，朝廷穷得连兵饷都发不出，只能再一次搜铜。

铜器不够，就收老百姓的铜钱。

再后来，黄巢起义爆发，长安几次失陷。

平康坊最先遭殃。

那天没人守坊门，士兵直接冲进来。

他们不是抢钱，是抢屋子。

顾家的宅子，变成了临时营地。

厅堂里喂马，卧房里堆粮，院子里的池塘全被填平了。

顾大福当时不在家。

有人说他逃去了洛阳，也有人说他在终南山躲了起来。

谁也说不清。

再后来，长安彻底乱了。

那些曾经值几百贯的宅子，如今几十贯都没人要。

房契成了废纸，铜钱扔在角落里，没人捡。

有一回，有人拿着一贯铜钱想去西市换米，结果连半升都买不到。

再后来，铜钱不再成串地穿起来了。

成堆地堆在废弃坊口，风一吹，哗啦啦响。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搬过钱买房。

参考资料：

陈寅恪，《唐代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李健超，《长安与洛阳：中古都城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

来源：老陈看真实历史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