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短短30年，这个曾被西方学者断言“将永远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创造了
199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短短30年，这个曾被西方学者断言“将永远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速神话”。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减贫人口中超过70%来自中国——当其他国家还在争论“福利制度是否养懒人”时，中国用行动证明：脱贫不是慈善救济，而是一场需要政府、市场、社会“攥指成拳”的系统性工程。这场奇迹的背后，藏着中国政府独特的“解题思路”。
中国脱贫的第一步，是解开“谁来干”的难题。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决定了脱贫不能“一刀切”。中国政府创造性地用“条条块块”的组织架构，既保证中央统一部署，又让地方甩开膀子干。
“条条”是中央对地方的“纵向指挥”——从“精准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到“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等）的具体要求，中央明确了脱贫的“任务书”和“时间表”。比如2015年，中央划定“现行贫困标准”（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既避免了“福利陷阱”，又确保了脱贫质量。
“块块”是地方的“属地责任”——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立下“军令状”，脱贫不摘帽就“摘官帽”。这种“压力传导”让基层政府不敢懈怠：贵州毕节曾是“苦甲天下”的贫困区，当地政府带着村民种刺梨、养乌蒙山猪，把“石头缝里的土”变成“金土地”；甘肃定西缺水，政府就修水窖、建梯田，让“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坡长出了马铃薯产业。
这种“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机制，既避免了“中央管太细、地方没活力”，又防止了“地方乱作为、资源空耗”。世界银行2022年报告评价：“中国的央地协同模式，实现了政策执行力与地方创新力的完美结合。”
脱贫需要“真金白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兜里没多少钱——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连给贫困地区“输血”都捉襟见肘。但中国没有等靠要，而是用“土地财政+金融创新”的组合拳，为脱贫砸出“启动资金”。
土地财政：让“死土地”变“活资本”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为了筹钱搞建设，想出了“卖地生财”的办法。但中国的“卖地”不是简单卖地皮，而是“以地招商”：贫困地区先平整土地、修公路电网，把“荒地”变成“熟地”，再低价吸引企业入驻，企业带来就业，村民有了收入，土地跟着升值，政府再通过后续土地出让金收回成本。
贵州遵义的茅台镇就是典型：政府先修酒厂周边的道路、供水设施，引来茅台集团扩建厂房，酒厂带动3万多村民就业，周边餐馆、物流、包装企业扎堆，村民年收入从2012年的不足8000元涨到2021年的3.2万元。这种“土地换产业、产业带就业”的模式，让全国832个贫困县中，60%以上通过“土地招商”实现了产业从零到有。
土地金融：用“未来钱”办“当下事”
光靠卖地不够，政府又发明了“城投公司”这个“融资神器”。城投公司由政府出资成立，用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把“未来的土地收益”提前变现，砸向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比如云南怒江曾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当地城投公司用河谷土地作抵押，贷款修了600多公里产业路，让以前“背货走三天”的独龙族村民，现在开车两小时就能把草果、蜂蜜卖到县城。
当然，这招也有风险——有些地方盲目举债建新城、修工业园，导致债务高企。但中国政府很快出手“纠偏”：2015年启动“债务置换”，把城投公司的高息贷款换成低息政府债券；2017年严查“隐性担保”，要求城投公司和政府“切割”。到2022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2017年下降40%，既守住了风险底线，又没耽误脱贫进度。
给钱给物只能解“燃眉之急”，让贫困地区自己“造血”才是长久之计。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
缺技术？政府当“技术经纪人”
甘肃定西的马铃薯以前“小、丑、淀粉少”，卖不上价。政府请来农业专家蹲点三年，培育出“陇薯7号”新品种，亩产从1000公斤涨到2500公斤，淀粉含量提高15%。现在定西马铃薯加工成薯条、淀粉，远销海外，年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40万农户脱贫。
不光农业，工业也一样。四川凉山曾是“水电王国”，但缺技术建电站。政府引入三峡集团，出钱出技术帮凉山建了10座水电站，不仅解决了当地用电难题，还通过“西电东送”每年赚20多亿元，用这笔钱修学校、建医院，让彝族群众“用上电、吃饱饭、孩子能上学”。
缺市场？政府搭“产销桥梁”
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常因“藏在深山无人知”烂在地里。中国政府搞了“消费扶贫”：央企、国企带头采购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开“扶贫专区”，连明星都来直播带货。2020年疫情期间，湖北秭归脐橙滞销，政府联合拼多多搞“助农直播”，3天卖了5000吨，果农收入没降反增。
更狠的是“产业链扶贫”：政府不只帮你卖产品，还帮你建产业链。陕西柞水县以前只卖 raw木耳，政府引进菌包企业、深加工企业，把木耳做成木耳酱、木耳脆片，附加值翻了10倍，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6000元涨到2021年的1.8万元。
中国脱贫奇迹的核心，不是某个政策多高明，而是“全国一盘棋”的执行力。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每个人都成了脱贫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干部“沉下去”：用“脚底板”丈量贫困
2013年起，全国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驻村帮扶。他们不是来“镀金”的，而是真刀真枪干：云南独龙江乡党委书记高德荣，带着村民在悬崖上修了668公里公路，让独龙族从“与世隔绝”到“通路通电通网络”；贵州黔东南州驻村干部杨波，教苗族妇女绣苗绣，开网店卖到国外，带动2000多名妇女月收入超3000元。
这些干部有个共同点：懂政策、通民情，知道村民“缺什么”“要什么”。正如一位驻村干部说：“脱贫不是填表格，是要让老百姓的钱袋子真鼓起来。”
群众“动起来”：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以前有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政府会送钱送粮，为啥要干活？”中国政府不搞“养懒人”，而是“扶志+扶智”：一方面通过“积分制”激励——干活能换生活用品，懒惰会被通报；另一方面搞技能培训，让村民有“一技之长”。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曾是“全国最穷县”之一，政府办了“拉面培训班”，教东乡族青年做牛肉面。现在全国有12万东乡族人开拉面馆，年收入少则10万，多则上百万，“东乡拉面”成了脱贫的“金字招牌”。村民马麦志说：“以前靠政府救济，现在自己当老板，腰杆都直了！”
21世纪以来，全球减贫事业“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中国让8亿多人脱贫，另一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1.3亿。中国的经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三条启示：
启示一：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
西方常说“市场能自动消除贫困”，但现实是：没有政府牵头，贫困地区的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品”没人建，企业不愿去，贫困会“代代传”。中国政府主动“下场”，用政策和资金“搭桥”，让市场力量“唱戏”，这才打破了“贫困陷阱”。
启示二：“精准”比“普惠”更有效
印度搞过“全民免费粮食”，但钱被中间商截留，真正的穷人没拿到多少。中国的“精准扶贫”：建档案、摸家底，谁家因病致贫、谁家缺技术，一目了然，政策“对症下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价：“中国的精准识别机制，让扶贫资源‘滴灌’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启示三：脱贫要“短长结合”
有些国家只给贫困地区发钱，钱花完了又返贫。中国既“输血”（发低保、危房改造），更“造血”（建产业、教技能），让贫困地区有了“自我发展能力”。比如广西巴马，靠发展长寿旅游，年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村民开民宿、卖特产，年收入比脱贫前翻了5倍。
从“饿肚子”到“全面小康”，中国的脱贫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政府、企业、群众“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它证明：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找对路子、舍得投入、上下同心，再难的“穷根”也能拔掉。
今天的中国，还在续写奇迹——从“脱贫摘帽”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场跨越世纪的减贫之战，不仅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更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启示：面对贫困，悲观者说“做不到”，乐观者说“可能做到”，而中国人说——“必须做到，而且已经做到”。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底气。
来源：倪卫涛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