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哭墙的砖石还镌刻着千年流亡的泪痕，加沙的断壁已埋下新的苦难伏笔。这个在《圣经》中被许诺为“流奶与蜜之地”的国度，用导弹与推土机改写着救赎的定义——曾经扛着《托拉》经卷流浪的民族，如今将星条旗与核弹按钮当作新的护身符。从“出埃及记”到“加沙撤离令”，从“巴比伦

当哭墙的砖石还镌刻着千年流亡的泪痕，加沙的断壁已埋下新的苦难伏笔。这个在《圣经》中被许诺为“流奶与蜜之地”的国度，用导弹与推土机改写着救赎的定义——曾经扛着《托拉》经卷流浪的民族，如今将星条旗与核弹按钮当作新的护身符。从“出埃及记”到“加沙撤离令”，从“巴比伦之囚”到“定点清除”，以色列的建国史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创伤如何异化为利刃，苦难怎样淬炼出霸权。当联合国数据显示加沙地带58%的儿童营养不良，当耶路撒冷的祈祷声与加沙的防空警报交织回响，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靠记忆立国的民族，为何正在遗忘自己最珍贵的记忆？

在耶路撒冷哭墙前，常有犹太人将心愿写在纸条上塞进石缝。这些纸条里藏着民族最深的集体无意识：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的铁蹄踏碎撒马利亚，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焚毁第一圣殿，公元135年罗马人将最后一批犹太人逐出犹地亚——每一道砖石裂痕，都是一页被血浸染的流亡史。这种创伤记忆在1948年建国时达到顶点：当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读《独立宣言》，2000名来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拄着拐杖参加典礼，他们手臂上的 Auschwitz 编号刺青与国旗上的大卫之星形成刺目的重叠。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往往会异化为施害者的行为模板。以色列建国后的75年间，这种“永不再次受难”的集体焦虑，逐渐演变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系统性侵蚀。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报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250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如同楔子嵌入巴勒斯坦版图，配备着高于周边巴勒斯坦社区10倍的水资源配额和专属公路网。更具象征意味的是隔离墙的修建：这道长达708公里的混凝土屏障，平均高度是柏林墙的两倍，墙上的监控摄像头与哭墙上的祈祷纸条，构成了民族记忆的残酷镜像——曾经被驱逐的人，如今成了驱逐者。

创伤的暴力转化还体现在军事伦理的扭曲上。以色列国防军的“铸铅行动”（2008）、“护刃行动”（2014）、“墙盾行动”（2021）中，针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平民伤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显示，2014年冲突中，以色列军队对8所联合国学校发动袭击，导致155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儿童。而以色列官方对此的解释是“哈马斯将军事设施建在民用建筑内”——这种将对手“去人性化”的叙事策略，与二战期间纳粹宣传机器称犹太人为“细菌携带者”的逻辑，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当一个民族用曾经伤害自己的逻辑来伤害他人时，历史便完成了最讽刺的闭环。

1960年，好莱坞电影《出埃及记》主题曲风靡全球，那激昂的旋律将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塑造成“挣脱奴役奔向自由”的现代史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电影中摩西劈开红海的镜头，与1948年“纳克巴”（阿拉伯语“灾难”）中75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场景，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叙事的选择性失明，为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埋下了伦理隐患。

救赎叙事的工具化在定居点运动中达到巅峰。犹太极端正统派团体“犹太家园”认为，根据《旧约·约书亚记》，上帝将“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土地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因此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不是殖民，而是“神圣义务”。这种宗教狂热与民族主义结合，催生了极具侵略性的“山巅之城”意识形态——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宣称：“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权利，不仅基于《圣经》和历史，更基于我们用鲜血和汗水带来的复兴。”但问题在于，当“复兴”需要以另一个民族的“消亡”为代价时，这种救赎早已异化为掠夺的遮羞布。

更值得警惕的是国际话语体系对这种叙事的纵容。美国国会通过的《犹太国家法案》（2019）明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主权”，而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巴以冲突时，常使用“以色列自卫”、“打击恐怖主义”等预设立场的表述。这种话语霸权使得以色列得以将军事行动包装成“文明对抗野蛮”的正义之战，就像19世纪欧洲殖民者将掠夺殖民地称为“白人的负担”。当联合国大会第2787号决议（2023）以120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的决议时，美国的否决票再次印证了这种叙事工具化的国际基础。

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誓言：“永不忘记，永不重演。”但纪念馆展厅内循环播放的纳粹集中营纪录片，与加沙地带医院里儿童断肢的X光片，形成了令人窒息的道德悖论。这种悖论的核心在于：以色列将大屠杀记忆转化为一种“道德资本”，用历史苦难为现实的压迫行为辩护，却在不经意间透支了国际社会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

这种道德资本的透支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对巴勒斯坦人的制度性歧视。以色列《基本法》（2018）将犹太人定义为“国家民族”，赋予其对土地、移民的垄断权，而占人口20%的阿拉伯公民在教育、就业、住房等领域遭受系统性歧视。以色列人权组织“贝拉米纳”的报告显示，阿拉伯社区的政府预算仅为犹太社区的三分之一，75%的阿拉伯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二，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践踏。国际红十字会2024年报告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全面封锁”导致180万人缺乏清洁饮用水，50万儿童营养不良，这种“集体惩罚”行为已构成战争罪。其三，对和平进程的破坏。自奥斯陆协议（1993）以来，以色列政府批准新建定居点187个，而同期巴勒斯坦建国谈判破裂达47次，这种“一边谈判一边蚕食”的策略，使得“两国方案”沦为外交空话。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年轻一代的认知分裂。特拉维夫大学2024年民调显示，68%的以色列青少年认为“巴勒斯坦人天生好战”，73%的人从未与巴勒斯坦人有过直接交流。这种隔阂源于以色列教育体系的刻意塑造：历史课本中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闯入者”，地理课本上甚至抹去了“巴勒斯坦”这个地名。当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从小接受“我们是受害者，他们是敌人”的二元叙事时，大屠杀纪念馆的誓言便成了无源之水——忘记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教训。

犹太民族的历史悲剧，本质上是弱小民族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而以色列的现实困境，则是强大国家在道德迷宫中的身份迷失。这种异化的发生，源于三个相互交织的历史逻辑：

一是安全焦虑的无限放大。建国初期面临阿拉伯联军围攻的生死危机，使得以色列形成了“安全至上”的国家哲学。这种哲学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达到顶峰——以色列从亡国边缘逆袭为中东军事强国，领土扩张三倍，这种“强权即安全”的经验，让其逐渐迷信军事手段的万能性。以色列国防预算占GDP的5.8%（2023年），人均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一，拥有核武器却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种“安全悖论”使其陷入越武装越不安全的恶性循环。

二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化。犹太复国主义最初是一场争取民族自决的进步运动，但在宗教势力和极端右翼的推动下，逐渐演变为排他性的民族沙文主义。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曾坦言：“我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抢走了他们的水源，把他们赶到难民营，却抱怨他们用石块反抗我们的坦克。”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在今天的以色列政治中已属罕见，取而代之的是贝内特政府“更强硬、更扩张”的竞选口号。

三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纵容。美国对以色列的年度军事援助达38亿美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为其保驾护航，这种国际支持使得以色列不必为其行为付出实质性代价。当国际刑事法院（ICC）2023年宣布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罪展开调查时，以色列总理直接威胁“逮捕ICC检察官”，这种对国际法的蔑视，正是体系纵容的必然结果。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犹太民族的苦难值得永远铭记，但其建国后的行为同样需要深刻反思。真正的救赎不在于用武力征服土地，而在于用正义治愈创伤；不是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的苦难之上，而是在民族自决与他人权利之间寻找平衡。当以色列拆除隔离墙的那一天，当加沙儿童不再在防空洞里度过童年，当耶路撒冷的哭墙与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声和谐共鸣，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才能真正超越宗教与民族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历史的辩证法从不偏袒任何民族，它只拷问一个问题：你是否从历史中学到了该学的教训？对以色列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它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还是仅仅留下一段从受害者异化为加害者的警示录。

来源：倪卫涛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