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一般的说法，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血战湘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很重要的一仗。但是因为种种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吧，我们在此损失了大量的兵力。

按照一般的说法，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这样的表述，就会给人一种感觉，中央红军这5万余人的损失，基本上是血战湘江造成的。

其实，在血战湘江之前，中央红军就有较大的减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其实就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具体的在他的《长征行》之中：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600人。

合计便是2.2万人。

长征出发时8.6万人，这也是靠谱儿的，根据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之据》：

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即红章纵队9583人，总计86789人。

8.6万人减去前三道封锁线的减员2.2万人，再减去3万人，最后才是血战湘江的减员人数。

血战湘江，尤以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损失为重。红八军团由出发时的10922人减至1000多人，红九军团由11538人减至3000多人。

但以上仅仅是减员，减员并不等于战斗牺牲。

不过实在的说，血战湘江时主要是战斗减员。血战湘江前的突破三道封锁线，则以非战斗减员为主。

事实上，中央红军经过前三道封锁线，是相当顺利的，战斗减员也不大。

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构成，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看着是挺唬人的，事实上也确实只是唬人罢了。防守第一道封锁线的，是陈济棠的粤军。

在粤军的配合下，中央红军实际就打了6个小仗，用4天的时间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部署在湘粤赣边的汝城和仁化，防守方是湘军和粤军。从11月1日到8日，中央红军突破用了7天的时间，进入湘南粤北地区。

第三道封锁线，部署在郴县至宜章，守方还是湘军和粤军。从11月8日开始至15日，中央红军突破还是用了7天的时间。

如果中央红军不是用大搬家式的行军，实际所用时间还会更短。

不光是粤军放水，湘军也在放水。血战湘江，白崇禧也放水了，还放的很严重。但是奈何当时的红军行进速度太慢了，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整个长征之路，地方军阀基本都这个样子。红军都来了，地方军阀还在闹内讧，比如贵州，比如四川。地方军阀对待红军入境，能挡就挡，挡不住就想办法驱赶走。总之，不会干玩命的事儿。

其一是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被消耗，其二是不能让红军呆太久，省得老蒋的手伸得太深。

贵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随着红军进入贵州，老蒋命薛岳率中央军进入贵阳，将黔军改编成中央军五个师，将王家烈和毛光翔免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任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扫除了清末以来的贵州割据状态。

突破三道封锁线时，并未参与很恶劣的战斗。但是，却整体减员2万多人。

在这里，非战斗减员占比将近70%。非战斗减员包含因伤病而滞留的，也包含掉队逃亡的。其中，后者居多。

举个例子，中央教导师。

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过一本书，叫《红军长征回忆史料》。

在这本书中，说中央教导师承担物资搬运的工作，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

那么这三分之一，是多少人呢？

中央教导师是1934年8月底，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的，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辖3个团，约6000多人。这就意味着长征仅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教导师非战斗减员即达2000余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萧锋少将写过一本书，叫《长征日记》。

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

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

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红军战士多是刚刚扔下农具的农民，农民有着极重的乡士观念，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意味着离家远了，一些人脱离红军队伍也就难以避免。

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多长征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其实，这才是更加真实的历史。正因如此，那些始终留在革命队伍中，走完了漫漫征途的红军指战员，和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更加值得后人尊敬。

来源：读写探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