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元宵节前夜,零下十八度,大同古城西北角灯火通明。几盏探照灯照着尚未完工的城墙,石灰尘在冷风里飘。耿彦波站在脚手架上,右手握着图纸,声音沙哑却透着急切:“砖缝再窄两毫米。”工人愣住,他又补一句,“这不是面子,是命根子。”当晚他连转四处工地,凌晨两点才回
2009年元宵节前夜,零下十八度,大同古城西北角灯火通明。几盏探照灯照着尚未完工的城墙,石灰尘在冷风里飘。耿彦波站在脚手架上,右手握着图纸,声音沙哑却透着急切:“砖缝再窄两毫米。”工人愣住,他又补一句,“这不是面子,是命根子。”当晚他连转四处工地,凌晨两点才回到办公室。第二天一早,他却又在御河边出现。有人问他为何不休息,他抬头看天,只扔下一句:“城完,心再歇。”
时间拨回1958年,耿彦波出生在山西和顺县一个普通农家。祖辈面朝黄土,他却偏爱翻书。1976年参加工作后,他先在县委通讯组跑腿,后调晋中团委、对台办。那些年,白天写材料,夜里自习,他把县图书馆当宿舍。1983年考入山西大学干修班,瘦高的身影总是第一个推门进图书馆。两年苦读,为他日后密集查阅古建史料埋下伏笔。
1995年,36岁的耿彦波出任灵石县县长。他拿出全县半年财政收入,力主修复王家大院。县里收入不到一亿,五千万砸进古宅,在外人看来简直疯狂。会上有人拍桌子骂他不顾民生,他沉默半晌,只问一句:“十年后靠啥吃饭?”反对声此起彼伏,施工却从未停。1996年,第七届中国民居会议让王家大院一炮而红,灵石旅游收入暴涨。昔日送他花圈的冷嘲者,后来主动陪专家做讲解。
2000年调任榆次,他又盯上凌云大厦这座地标。不到半年,一声巨响,大厦成了废墟。腾出的空间,与常家庄园、榆次老城联成一体,榆次古城随即立项。旧臭水沟成公园,狭窄土路扩成双向车道,本地人戏称他“耿炸炸”。几年后游客骤增,空气指数却回升,这才有人意识到他拆的是障碍,不是记忆。
2008年6月,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煤层塌陷留下的黑坑、破败的棚户让这座千年古都灰头土脸。市民口中多了个新外号——“耿拆拆”。然而他看到的,是云冈石窟、华严寺、古城墙背后的文化 capital。半年调研后,他提出“御河为轴,西修古城,东起新城”的一轴双城方案。方案一出,拆迁、安置、资金、环境评估四座大山压在面前,他却把办公室搬到工地。
清晨五点巡现场,晚上十一点还在对图纸。为了防偷工减料,他随身带着小锤,听声音辨空鼓。最累那段时间,他十二天里掉秤八斤。余秋雨在一次晚会上调侃:“耿市长在工地晕倒了八次,还是只记被抬走的次数。”医生要求术后静养二十天,他第四天就拎着输液袋回到御河。搭档苦劝,他只说:“城墙漏一块砖,以后就漏一代人。”
工程推进中,两句短话广为流传。一次电线杆迁移不到位,他抓起矿泉水瓶砸向包工头:“挣双份钱,良心安吗?”另一次检查抹灰,他掀开砂浆质问施工员:“拿豆腐糊墙?”有人背后说他脾气大,他自嘲:“慢吞吞我怕赶不上大同的钟点。”
2013年3月调令突至,耿彦波离开大同赴太原。那天,和阳门广场聚满上万市民,拉横幅、举照片,高喊“耿市长别走”。有人索性跪在冰面,双手抱拳。车窗微张,他和司机说了句“慢点开”,却终究没敢下车。城墙上新砖尚未风干,他的眼圈已是通红。
到太原后,他把矛头指向城中村。紧急通告叫停小产权交易,170多个城中村分期拆改。为了保证安置房质量,他要求样板间先让居民住满三月再批量开建。2014年,龙泉寺修复时,他在佛塔前算尺寸,连台阶石纹都核对文献。不到三年,太原快速路网、地下通道、两条地铁全部启动。有人评价他“干了一辈子繁重体力活”。他说:“干部不流汗,百姓就要流泪。”
2019年,年满六十的耿彦波递交辞呈。手续办完,他独自穿过太原火车站地下通道,脚上那双泛白的旧皮鞋依旧沾灰。退休后,他时常坐公交回大同古城,看城墙的砖缝是否变色。车上有人认出他,小声对孩子说:“这是耿市长。”老人扭头望向窗外,没有回应,也没有否认。
山西官场里流传一句口口相传的话:“耿彦波干活不留尾巴,只留下路、留下水、留下砖。”审视他的政绩,数字宏大又冰冷,但在三座城市的街巷里,都能找到一块与他相关的地砖、一条干净的河岸、一座恢复原色的庙宇。那些看得见的改变,就是他留下的注脚。
来源:谈古论今历史有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