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把一分钟两百字的速记练到骨子里，竟会把自己送进敌人的中枢。她的命像挂着两把钥匙，一把开会场的门，一把，始终留着开后门的可能。那天在病房里，她还在找“后门”，这不是戏，这就是她的一生习惯。

她在敌人心脏里，按住过一个人的脉搏

“我暴露了，从后门走！”

2010年6月16日，在北京某医院，一位身材消瘦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喃喃自语。

周边的医护人员很是迷茫，然而知道内情的其他人早已热泪盈眶！

她就是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

在国民党潜伏14年，向共产党传输了无数重要消息。

在这期间，她曾两次与死神面对面，但是都被她巧妙化解。

她为何会在新中国成立多年后，却表示：自己暴露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把一分钟两百字的速记练到骨子里，竟会把自己送进敌人的中枢。她的命像挂着两把钥匙，一把开会场的门，一把，始终留着开后门的可能。那天在病房里，她还在找“后门”，这不是戏，这就是她的一生习惯。

往回看吧。1915年，江苏泰兴，一个书香门第里生下了一个叫沈琬的姑娘，后来改名沈安娜。家里书很多、规矩也多。她上中学读进步书，老师讲到中国眼前的惨状，她心里像塞了团火，滚烫的。朋友们也都热血，可热血往往没路可走，于是她还得照样写作业、回家吃饭，一天一天。

真正让她走到“路口”的，是家里给姐姐安排婚事那回。说不上谁坏，那个时代的人觉得给女儿找个“靠谱的人家”才是正经。安娜不干，她在家里小声问姐姐：你愿不愿意嫁给一个没见过的人？姐姐咬着牙说了“不”。两个姑娘就这么拎包走了，奔上海。

到了上海，刚开始还新鲜。街口的冰糖葫芦，法租界的梧桐，灯火一片。但很快发现钱不够用，走得太急，带的现金少得可怜。好在还算机灵，她们先把住处安顿了，随后挑了个便宜还实用的专业——中文速记。演员梦暂时放下，先弄个能糊口的手艺。

那段日子不好过，她经常算计一分钱能花出两分的用处。也就是那时候，她认识了一个人——华明之。地点在南洋高级中学，他是个眼睛里有亮光的男人，笑起来纯粹，话却不多。后来她才知道，他是中共特科的情报员。你说缘分吧，他们在校园里谈理想、谈国家，不是时髦的恋爱，却正因为这样，越靠越近。

1934年，有人来找她了。要她去国民党当速记员。她心里一百个不愿意——那帮人背着民心，腐败一窝。然而生活压力像手掌一样按着她的背，工资能不能拿到，就是明天能不能吃饭。她把这事说给姐姐听，姐姐比她更敏感：这不就是一个打进去的机会吗？姐姐已经嫁给了中共情报科的舒日信，身份明确。姐夫掰着指头给她讲利害：你进去，不是站在他们那边，是把耳朵放在他们桌边。

安娜这人，骨头里有一股直劲。她想了一夜，第二天说：我去。她不是说“试试”，她说“听指挥”。

去之前得练。速记不是随便写快字那么简单，坐在会场里，谁说了哪句话，哪句话有用、哪句话只是发牢骚、哪句话要重点标注，手里那支笔就是你的命。华明之跟她练，有时候让她闭着眼听几个人同时说，分辨、取舍，再写下最核心的一句。她很快上手，天赋是真的有。

进了机关，最难的是第一关——让人相信你。安娜用速度和字迹，把所有人都服了。她第一次把省政府的某份机要内容传出去的时候，王学文见到情报，眼睛都红了，说了句很像打仗的话：“第一炮打响了。”

她和华明之的关系，也在暗流里变了味道。本来为了掩护，他们以情侣身份出现，起初是假，后来就真了。两个人在上海办了婚礼，热闹不敢太热闹，但那种眷恋从此落地。婚后，日子还是紧绷的。她用特殊药水在家书背面写情报，表面是“近来可好”“天冷注意”，底下是一串国民党下一步的部署。你别看小说里说得神乎其神，现实中的药水很原始，常常会提前显形。每一次寄出去，她都等同于把自己的脖子递到刀口上。

她的能力，决定了她能站到哪张桌子旁。没有录音，没有摄像，她得在会场里把人说话变成一条条“能用”的句子。有一次，朱家骅看了她记录的稿子，觉得这姑娘靠谱、字也沉稳，就把她往上提。她在浙江省政府的位置稳了，速度依旧是一分钟两百字，字如其人，干净利落。

战争把很多东西都打散。1937年后炮火蔓延，他们和组织断了线。1938年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快一年联系不上上级，安娜能接触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她跟丈夫商量：我去武汉找组织，你在浙赣铁路局撑住生活。两人像分兵的将领，一个往前，一个守后方。

她一个人到武汉，说实话心里是空的。以前的联络都是组织找她，这次是她主动找组织。谁知道缘分又来帮忙，她在街头偶遇了老朋友鲁自诚，顺着这条线，终于见到了办事处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两个人正在愁眉不展——怎么把眼睛安插到国民党的核心里去。安娜这一进门，像是正好把门槛踩住了。

周恩来看她，声音很低，叮嘱的都是关键：这次是核心位置，危险多，胆要大、心要细。安娜点头，没有大话，只有一句：服从安排。

很快她就被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旧部身份去见朱家骅。朱家骅看她来投奔，非常高兴：这不就是现成的速记员吗？但上岗之前有一道门槛——必须是国民党员。安娜顺势说：年轻时没考虑这些，现在能不能补？朱家骅一挥手，说你这种情况可以“特别入党”。这既是一纸手续，也是她藏身的一层壳。

她的工作一路往里走。很多重磅会议，她都在场。1939年1月21日，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从她身边走过，她低着头准备笔墨，目不斜视。你不能拿眼睛去看那个权力的中心，你要用耳朵去听。也许就是这份沉着，让人更信任她。从那以后，她几乎成了“标准配置”，只要是要紧的会，她就坐在一侧，笔尖在纸上跑。

她送出来的信息，帮我们化解了很多次对方的“动员反共”。一次又一次，国民党的计划泄了气，像喊了半天口号，最后人没来。她不在前线提枪，却在后方改变了很多枪口的方向。她在1939年秋天正式加入共产党，那时她已经身在敌中。

她不是不怕。尤其是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她肚子已经很大了。母亲的身份和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夹在一起，她还去会场做记录。她不愿错过任何有用的句子。你说她硬吗？是。她也柔，回家后抱着肚子坐在床边，有时候需要吃药才能睡得着。

两次擦着死神走过，后来她自己说起来都淡淡的。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次会后，张继拍桌子，说共产党怎么每次都知道我们的部署，说不定身边就有内奸。安娜的笔尖顿了一下，但手还是继续写。屋里的大人物们反倒笑起来，蒋介石也笑。有人把紧急当成玩笑，她就活了下来。那天回家，她进门关上门，整个人像被抽空，坐在地上。华明之不问，扶起来、抱住，知道此刻什么话都多余。

第二次更险。1942年，负责传递的联系人徐仲航突然失联。安娜和丈夫几天没有消息，写了一封借钱的信试探，换来的却是特务上门。对方拿着她的信，故作威严，套话、试探，意思是她收了共党的钱。安娜心里很清楚他们并没有真正证据，她沉下脸，说孩子病了、急用钱，借钱怎么就成了政治问题？还把话题引向朱家骅——你们要是有疑问，去和秘书长说。特务听到这名字，立刻怂了。过两天，财务处老狐狸来和她“聊关系”，暗示徐仲航是共产党。她也不接他的招，只说自己当初看人是热情、能干，所以才介绍入党。对方叹口气让她回去。这事算压下去，但从此，风口浪尖的味道就没散过。

组织为了她的安全，暂时切断了联络。她和丈夫在孤岛上过了将近三年。她没停手，仍旧做记录，整理、分类。过期的就烧掉，新的留着。她甚至去给宋美龄做速记，找机会，把记录整理成册递上去，用工作质量赢得信任。那段时间，她几乎“全信”了——在国民党内部，没人相信这样一个干净利索的速记员会是潜伏者，除非抓现行。

1945年秋天，有人敲门。她心里先紧一下，开门的瞬间看见了新联系人吴克坚，那种“漂泊结束”的感觉从喉头直落到胃里。周恩来这几年的努力终于接上了线。之后的几年里，她送出的情报成了大家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周恩来说的，不是夸张，是对她工作的看法。

1949年，局势彻底变了。国民党败退，南撤。陈立夫不愿放她，非要带走。她已经收到组织的撤离指令，便对陈立夫说想回家看看父母，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陈立夫犹豫了一下，竟也点头。她和华明之收拾东西，走出了那个困了她十四年的笼子。

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两人换了身份，一个在国家安全系统，一个去了上海的安全部门。没有了每封信都可能致命的恐惧，日子也就慢慢有了烟火气。他们走了那么久的暗路，这时候终于可以并肩走在光里了。

2003年，华明之走了。安娜的房间里挂了一幅《荷趣图》。画里荷叶很大，荷花藏在叶后面，若隐若现。那是她让画家按他们的比喻画的——他是荷叶，她是荷花。荷花再美，也要靠荷叶守着。花开花谢，叶不离身。她常看那幅画，一看就是很久，不说话。

直到2010年的那个夏天，她在病床上喃喃：“我暴露了，从后门走。”医护听不懂，家人懂。女儿握着她的手，说：你没有暴露，新中国已经成立。安娜像是听到了，笑了一下，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这句话，说的是她一生。地下工作者的本能不是在欢呼里活着，是在风险里开后门，是一遍遍地告诉自己：稳住，退路在这儿。这种习惯，到了晚年，都还在。你也只能这么理解她——她把自己交给了一份工作，直到生命尽头，心里的那根弦不曾断过。

我们总说岁月静好。其实那不过是有人替你把暗处的风雨挡住了。沈安娜这样的人，一生里没什么大场面，没有冲锋陷阵的照片，有的只是密密麻麻的字和不眠夜。她按住的是蒋介石的脉搏吗？不，只是把自己的心跳放慢了一点，让那一桌人听不到她的节奏。这也许就是她的本事。

到最后，你会不会也想问：如果让她再选一次，她还会走进那层层机关吗？我猜会。她那样的人，年轻时就把答案刻在心里了。只是，后门永远要留着。这样，她才能安心地坐在最危险的地方，留下最稳的字。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