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丈夫在外务工,为了孩子,母亲不得不留下,这是所有不够富裕地区的家庭轮廓。很长时间,留在黔东南山谷的妇女,谋生选项只有两条:要么是守着歉收的农田,要么在环境恶劣的小作坊里做工。2023年一个偶然冬夜,4小时的交谈促成一家食品厂落定贵州台江县,整个地区的无数家庭都
丈夫在外务工,为了孩子,母亲不得不留下,这是所有不够富裕地区的家庭轮廓。很长时间,留在黔东南山谷的妇女,谋生选项只有两条:要么是守着歉收的农田,要么在环境恶劣的小作坊里做工。2023年一个偶然冬夜,4小时的交谈促成一家食品厂落定贵州台江县,整个地区的无数家庭都因此慢慢改变。
文 | 谢韫力
编辑 | Yang
运营 | 芋头
留守妇女
从妈妈再次变成女工,杨海蓝等了整整6年。
6年前,杨海蓝刚刚29岁,大儿子即将上小学,婆婆一通电话把她叫回家,“没法接送孩子上下学了”,她不得不辞掉广州厂里的工作。
回到贵州农村,杨海蓝处境变得尴尬。老家黔东南州台江县曾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群山把平整的土地切割成碎块,大片作物只能沿着土质稀薄的山地耕种。
▲ 台江县附近的群山把平整的土地切割成碎块。图 / 讲述者供图
杨海蓝没有精力与贫瘠的土地较劲,她贫血,在田里站一会儿就发晕,只能带带孩子,不是城市里那种全职带娃,她叫自己留守妇女,她没有依靠。丈夫在工地打工,被拖欠工资是常有的事,平日里,杨海蓝不安地四处打听附近零工需求,12小时赚120元,至于一个月到底能有几天做工机会,却很难讲,“全取决于用工方”。
两个孩子是她少有的慰藉。小时候,他们会黏着妈妈,到初中寄宿,只在周末回家,每周见面,她都觉得孩子变得更叛逆了些,除了玩手机,再难讲出一句话。大部分时间,她都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安静地绣着苗绣,几千针扎下去,一天就过去了,没有人说话,声音都变得懒洋洋的,“很不开心”。她时刻都想再去外省打工,却又狠不下心,“有孩子的话一切都不同了”。
和杨海蓝类似的人,涂成龙见过太多。他是苗苗酸汤人事经理,负责苗苗食品厂招聘工作,这是台盘乡首家大型工厂,生产贵州人熟悉的酸汤, 招聘一发布,“咨询电话就没停过”。
和他预料一致,面试日来的几乎都是留守妈妈,粗略地看,她们故事极为相似,丈夫在外务工,为了孩子,母亲不得不留下,这是所有不够富裕地区的家庭轮廓。
留下的妈妈状态时刻被孩子牵动,年轻的妈妈一手牵着个能跑的孩子,怀里抱着更小的一个,轮到她们面试,把手机朝小孩一塞,换取点喘息时间。孩子稍大一点的妈妈,又和杨海蓝有着相似的迷茫孤单。妈妈的身份会持续很久,面试当天来了位头发花白的年长母亲,为20岁出头的儿子报名,男生口齿不清,母亲在一旁翻译,小时候他被村里路过的车撞坏了脑袋,说话困难,“但保证吃苦耐劳”。
▲ 图 /《山海情》
杨正梅也参加了当天的面试,她觉得自己一步步被“绑”回家。
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完了一系列重大决定:18岁辍学外出打工、20岁与在外务工的同乡人结婚生子,陆续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离别逐渐变得艰难,每年过完春节,杨正梅一准备外出谋生,孩子就搂着她腰哭,好不容易回次家,一切也都乱七八糟,锅碗堆在水槽里,蚊虫乱飞。她不得不将一年时间切割成4份,3个月外出打工,3个月回家,等到大女儿上了初中,她彻底走不动了。
微信视频里,大女儿变得敏感又腼腆,赌气问“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去参加运动会?”二女儿又告知她,“要去朋友家住。”这些话让杨正梅心悬了起来,她觉得留守儿童种种后果正在应验。
让她真正下定决心留下的是看到命运重复。一次回家,她发现孩子们会不自觉地搬着凳子凑近电视,“女儿近视了!”杨正梅警铃大作,她不由想起过去,自己辍学的原因也是近视,高中黑板变得模糊,“课程就听不懂了”。很久之后她才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在外打工,她每周都刻意问三个孩子“眼睛能看到吗?”她们都回答“能”,但一切言语都比不上她近距离观察。不被人注意的孩子很脆弱,无数个方向都指向下坠,回家不一定能让孩子变得更好,“但能不留遗憾。”
留在家,杨正梅手不敢停,她试过去邻村的化学厂短暂工作,工友多是老年男性,“有选择的年轻人都不会去那个地方”,厂里需要和硫酸、硝酸物质打交道,焦味穿透几层防口罩,往鼻腔里灌,稍不注意就滴到黑色裤子上,立马就烧得焦黄。
很长时间,黔东南山谷妇女谋生选项就只有这两条,要么是守着歉收的农田,要么是去环境恶劣小作坊里做工。对于这些家庭,一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希望,苗苗招工像根救命稻草,“社保按时交、还有双休,这是当下少有的正经待遇。”
苗苗要求放得很基础,“爱干净,能吃苦”一筛,录取了70多位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有的人第一次填面试表,第一次办了工资卡。杨海蓝和杨正梅都通过这场招聘进入了苗苗工厂。
▲ 苗苗工厂的女工。图 / 讲述者供图
一种味道
在贵州台盘乡搭建起这样一座工厂并不容易。
2023年冬天,张思谊一落地贵阳机场就被拉上大巴,2小时高速驶过无数隧道,贴着山穿行,包括她在内的一车锅圈公司员工,都忍不住嘀咕考察的项目会是什么情况,当晚,她见到了李淑英。
李淑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以下简称“加工所”)研究员,受台江县和台盘乡政府委托,2021年起在当地研究酸汤产业可能性,希望能引进企业投资建厂。
▲ 李淑英在线下门店走访采样。图 / 讲述者供图
酸汤不是一盘菜,而是一种底料,苗族人“以酸代盐”,用自然发酵的酸汤给食物调味,酸甜混合着木姜子香味,锅底煮开,可以直接喝汤,也能涮蔬菜、肉片,长此以往,酸味刻进贵州人骨子里。一位当地人称,每到夏天,她家都会备个齐腰的大缸制作酸汤,一次需要几百斤辣椒、番茄、生姜,场面相当夸张。
随着食材拓宽,近年酸汤摆上了更多餐桌。在北上广、江浙的商场里,一批绿色森系装修的酸汤餐厅陆续出现,门头常常配上“云、山、野”等字样,再挂上 Bistro 等洋气的名字,排队的人络绎不绝。
▲ 开始逐渐走上人们餐桌的贵州酸汤。图 /视觉中国
酸汤具备市场潜力,但主要靠手工制作,最初李淑英看到这个过程不免皱起眉头,“需要改良地方太多了”。村民房间里随意放着玻璃罐、土坛子,包括有有害化学物质隐患的塑料胶桶,毛辣果、辣椒等原料经过几双手切碎,往容器里一扔,罩着盖子一捂就是大半年,期间不定时开盖查看酸汤口味,拿着根筷子往里面搅搅,有时清洁做得不到位,坛口浮出白沫,整桶汤变得浑浊——吃完上吐下泻,都变质了。一切都不符合食品产业标准化的要求。
按照李淑英想法,要想做成产业,酸汤需要变为和川渝火锅类似的底料包,撕开包装就能享用,还要保证风味、卫生,这是从农耕时代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生产迭代,“每一步都没有现成的参考样本”,李淑英只能慢慢向目标腾挪。
光确定发酵菌就花了4年,发酵菌决定酸汤品质,贵州酸汤千家百味,导致菌种样本也足够多。李淑英团队像收集民间“故事”一样,挨个去敲台江村民的门,穷尽一切可能性,搜罗各种的酸汤,逐一检测菌种发酵能力、成分,剔除含致癌物等影响健康的菌种,花了4年时间才选定了3株优质菌种。
显微下,发酵菌呈白糖颗粒状,只需在36度恒温里,它就能快速繁殖生长,堆积成纤细的白丝。这种极不起眼的发酵菌,数量却决定了酸汤工业化中最关键的环节——发酵时间改良,李淑英理想的状态是7天,将传统的半年周期大幅缩短。
▲ 最终确定的发酵菌。图 / 讲述者供图
7天做好酸汤,意味着几千斤辣椒和毛辣果要在一天内磨碎,汁水只用在发酵罐里呆几天,“时间短保证了食材新鲜,一切微生物可控”,符合食品科学追求的效率安全。
除了品质,酸汤一旦走出贵州,放在全国超市、电商平台售卖,口味也是个难题。李淑英几乎又重复找菌种的步骤,尝试将盐、辣椒、生姜、盐、毛辣果等按不同比例配置。陈彩悦在中国农科院读研时参与了酸汤项目,她记忆里,那几年实验室都是酸的,一会儿就有人捣鼓出一锅酸汤,同学们组成风味品评小组,各个地方的舌头挨个品尝。
技术方向一摸清,李淑英联系了很多食品企业介绍酸汤,首先找的是贵州当地公司,但他们都困惑“自己家都能做的东西,为啥要建个厂?”外地企业来台江县后也都犹豫,酸汤作为加工食品,依赖原材料,贵州梯田星星点点地分布,没有规模化种植,大批农作物都要从外边运输,这里山路蜿蜒,路上耗油、耗时、耗司机,无数细节都会摊薄企业利润,考察的人来来去去,都没留下。
一次偶然
和锅圈的相遇是一次偶然,李淑英已不敢轻易抱太大希望。
那天通知下得很急,她连夜从北京飞到贵阳,半夜11点到达台江县,南方没有暖气,空气湿冷刺骨,赶到政府会议室厅,“县里领导、锅圈的人都还等着我们开会。”她汇报起飞机上赶出的PPT,里面是过去几年摸索出的成果。锅圈问了很多问题,一屋人一聊就是2个小时。
第二天,作为锅圈代表,张思谊一行人去台盘乡看了规划建厂的地块,她惊呆了,那里还是一片连绵的山。一行人将政府政策和酸汤技术的情况,逐一汇报给锅圈创始人杨明超,项目以极快的速度拍板通过了。几个月后,群山里面建起了厂房,厂房后是裸露的石灰色岩壁,很明显,地基是垂直削去一半山体后硬生生搭建的,展示着一种决心。“(这座工厂)有公益方面的考量”,张思谊说,此后她成了苗苗酸汤副总经理。
▲ 在群山中立起的苗苗食品厂房。图 / 讲述者供图
中国农科院和锅圈合资成立苗苗酸汤,加工所主要负责酸汤技术,其余生产,招工、运营、销售等全产业链都由锅圈负责。
厂房建起来很难,但更难的是搭建产线,在这方面锅圈面临的也是和李淑英相似的局面,“由于是最新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工厂买什么设备、怎么调整都没有复制粘贴的经验。”只能慢慢尝试。那段时期称得上混乱,锅圈苗苗酸汤食品工厂负责人于汶鑫一落地贵州,神经就紧绷起来,他每次都能听到刚试验的设备又出了一连串琐碎问题,包括“姜打不碎了,辣椒卡住了…”。
在食品行业,生姜、辣椒榨汁几乎都靠破壁机,苗苗工厂买回来却用不了。常规破壁机打的是嫩姜,但苗苗选用的是贵州老姜,纤维成分多,倒进机器里打不碎,“没有充分榨出汁”,辣椒也有相似情况,苗苗选用二荆条,足足有50cm长,放入破壁机口就卡住了。
单是为了打碎原材料,厂长郭锋就和加工所、设备厂家沟通协商了一个月,为贵州老姜专门买来个切片设备,再为辣椒配置个“井字形的刀片设备”切碎,无论是横着、竖着、斜着的放进去,保证出来的全部都是一小节,初步处理再榨汁。
▲ 苗苗食品的厂房内,机器设备都进行了特殊改造。图 / 讲述者供图
发酵过程也跟传统酸汤不同。要保证生产卫生,就得减少人为接触,郭锋希望上下游机器之间要搭建起通讯,这样制作的每个步骤都不再需要人为操控,达到指标就能有序过渡到下一步。以往发酵依赖的老师傅“看、闻、尝”经验查看口味,都转化为可控温度、pH值、发酵时长、氧气含量等参数,直接投影在显示屏。
4月,好不容易酸汤产品下线了,但很多人仍在发愁。李淑英听到了质疑,民间工艺自然发酵的酸汤需要半年到两年,“同行觉得7天能做好属于黑科技。”更急需解决的是销路问题,苗苗电商事业部杨金祝发现,最初只有北京的在买,“纯粹依靠锅圈、中国农科院背景推销”。
杨金祝去年底从杭州辞职返乡,在台江找了4个月工作才等到锅圈,她看好酸汤市场爆发,“贵州本地就是巨大的市场”,她身边的朋友,“都不会做酸汤,买成品是趋势。”为了把酸汤卖出去,她们采取了最朴素的地推方式。
贵州人爱庆祝,黔东南州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更是因为一年有近400个节日而被称为“百节之乡”。4月,台江县在过被称为“东方情人节”的苗族姊妹节,城区搭起个庆祝场地,杨金祝与6位同事早早地去占位置,把苗苗酸汤摆在现场,当天几十家做酸汤的饭馆、企业都来摆摊了,一条街成为酸味的比拼擂台。贵州当地人对酸味敏感,直接拿着杯子挨个品尝,一尝,苗苗第一个本地购买微信群建立起来了,杨金祝往群里发购买链接,那个月苗苗销量明显有了起色。
另一边,苗苗酸汤也摆进了锅圈全国20座数字化中央仓及超万家门店,从贵州走向全国销售。张思谊在拉着各地的销售跑渠道,针对性推销,开拓市场,最近她还发现了东南亚的市场机遇。“最重要的就是把酸汤卖出去”,她相当坚定。
几个月后,全国各地的酸汤订单都涌来了,各色人都有,宝妈、年轻人、情侣等等,杨金祝甚至看到一位贵州人用同一个地址下单了七八次,“这是回头客,代表苗苗的味道受到认可。”知道什么人在买,杨金祝调整了页面图、详情介绍页等细节,增加宝妈在乎的配方、更新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图片,她在等待更多订单。
▲ 苗苗酸汤摆进了锅圈全国20座数字化中央仓及超万家门店。图 / 讲述者供图
将来的事
一间工厂落地乡村,带来了无限希望。
杨金祝打算在苗苗呆很久,在外工作,她总是心神不宁。去年辞职是为了照顾摔伤的外婆,她也曾是台江县最普遍的留守儿童,外婆从小把她带大。她知道厂里有很多留守妇女,在她心里,苗苗不止是一家公司,更是贫瘠土地里难得播下的一颗种子,希望它茁壮成长,为更多同乡遮风挡雨。
苗苗的根也在朝深处扎。凯里市北部的革一镇是整个黔东南辣椒种植基地,一到夏天,无数留守女性、老人从早上5点就开始在丘陵里摘辣椒,忙活到晚上12点,手指被辣到麻木,一个人能摘400多斤。这些辣椒通常在次日清晨运送到凯里洗马河售卖,当一条街飘荡着各种辣椒的气味时,噩梦也来了,很可能会卖不出去。
▲ 酸汤的重要原料之一辣椒,正在苗苗食品的厂房内被清洗。图 / 讲述者供图
早上标价格七八块,晚上就只有5块钱,运气不好的,只能再把几百斤辣椒背回来,贵州空气湿润,辣椒堆积一天容易捂坏发霉,第二天价格腰斩。忙活一个夏天赚不到钱的村民,村干部杨清远见过太多。今年他不担心这个问题,苗苗与农户签订西红柿、辣椒、生姜、大蒜等原料采购协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苗苗食品就集中采购了 6 吨的新鲜辣椒。
“现在产量还远远不够。”张思谊说,现代化工厂一次投料可达22吨,贵州辣椒种植还是太少了。按照规划,苗苗酸汤产能大概是每年1.2万吨,大概有4000万包酸汤下线,这能带动数百万吨辣椒、毛辣果、生姜等收购,如果销量好,二期投产产量会达到4万吨。惊人数字带动的农村就业,有希望让更多本地人不再背井离乡。
李淑英仍在忙碌,要将酸汤销售到全国、海外,她的下一步方向是将酸汤味道变成可量化的指标。她再次做起自己熟悉的繁琐工作,奔波在贵州各地采样无数锅酸汤,大规模测量,然后精准确定酸度范围。类似,她还将确定辣度指标、营养指标。
今年夏天,陈彩悦从中国农科院硕士毕业,入职苗苗酸汤,她监测着酸汤出品的最后一步,酸度、过氧化值等。她也在筛选更多当地美食,采样菌种,了解风味结构,希望推出更多产品,做大工厂。
▲ 陈彩悦入职了苗苗酸汤。图 / 每日人物摄
成为女工半年,杨正梅有了底气。她刚回家时,找不到工作,只能朝在外打工的丈夫伸手,“老要,就会觉得我多花了”,都不太敢逛街,“花钱很小心”,但即使什么都不买,遇到苗族请客,随礼几百上千,也能让她捉襟见肘,一度开口“跟老妈借过”。
在苗苗工作半年,她很少巴巴惦记什么,想要的基本都可以买,暑假她带三个孩子去了趟贵阳游玩。她心存更大的希望,辍学早一直是她的遗憾,后来她自考上本科,最近她在学一些简易的工厂操作,“万一能升职呢?”
每天8点,杨海蓝骑着电瓶车,驶过段陡坡进入苗苗工厂,在食堂定时解决两餐,中午打会儿盹,当太阳从山顶缓缓下沉,她收工了,时针刚好指向5点半。城市里,朝九晚五的作息稀松平常,甚至有点单调,但工作生活的确定性在农村却很珍稀,大家都向杨海蓝打听“厂里还招人吗?”
▲ 正在工作的苗苗工厂女工。图 / 讲述者供图
(文中杨海蓝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