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袁世凯称帝仅83天，轰然退位，却留下了一种银元，在长达三十七年里流通全国，总量达到7.5亿枚。

《——【·前言·】——》

袁世凯称帝仅83天，轰然退位，却留下了一种银元，在长达三十七年里流通全国，总量达到7.5亿枚。

头像早废，银元长存，“袁大头”为何比袁世凯更能稳住中国？

1912年前后，北京钱庄账房每日结算用秤称银子，早上收进三百枚鹰洋，晚上清点时，有四十枚被退回，说成色不足。

上海滩一家百货商号贴出告示：“不收广东龙洋，损重严重。”

这一年，仅上海通行的银元就有十几种，通货、私铸、仿洋混杂。

银元中以墨西哥鹰洋最受欢迎，占上海流通货币近六成，这枚洋钱带着美国纹章风格，银色纯净，外贸口岸愿意收。

有些山西商人北上时，干脆全换成鹰洋，压在货柜底部，说“此物不值，天理难容”。

但鹰洋也非十全十美，入市要扣“水洋费”，上海按3%，有的地方高达5%。

同时，清廷旧银元龙洋重量不一，成色差异大，沿用尚属勉强，各省自铸之币更杂。

湖南“湘元”铜多银少，陕西“陕洋”尺寸缩小，票面一样，价值却有异。

交易一旦涉及跨省，便要兑换、折算、议价，银元成了银两，银两成了银锭，一笔账，常算不清。

商人无奈，钱庄苦恼，1913年，一家天津丝绸行用清朝龙洋交货，浙江客户要求换鹰洋付款，因汇兑争执两月未果。

清末最后三十年，全国通货竟没有统一标准，“一钱兑三钱”的现象屡见不鲜。

财政也深陷困局，清末战乱不断，户部所铸银元多数流入地方军需，质量良莠不齐。

内阁收到奏章称：“南方五省银元不值秤重，商贾咸怨。”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时，国库空虚，兵饷难发，税收流散，官员要银子，商人认鹰洋，老百姓存铜板。

一位江苏商贩回忆：“卖三斗米，收六种银元，不知其重，不敢入账。”

统一币制，成了袁世凯巩固统治的第一道缝隙要补。

1914年5月，《国币条例》颁布，北洋政府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全国通用银元以“壹圆”为本位，成分为银89%、铜10%、锡1%，标准重七钱二分（约26.8克），含银六钱四分八厘。

此后，银元重量统一、成色统一、图样统一。

命名为“中华民国壹圆”，正面图案，却大胆使用袁世凯本人的侧面头像。

天津造币厂、南京造币厂、武昌造币厂同时受命开铸。

先完成样币的，是天津造币总厂，厂内工程师曾载华、监督吴鼎昌带人设计头像模具，嘉禾纹饰边围250道齿纹，咬模深刻，镜面抛光，银白色泽亮眼。

银元正面为袁世凯西装头像，五官轮廓清晰，头颅挺拔；背面“中华民国三年”，两支稻禾环绕壹圆字样。

三年银元首铸六千万枚，送入市场试流通。

设计不只为了美观，实为防伪，齿边精密，模具统一，熔点严格，极难伪造。

市面银元伪造者十之一二，遇“袁大头”工艺，即无从下手。

为保质量，北洋政府规定造币厂，每星期须抽样送检，不合格即熔毁重铸。天津总厂每月报表送财政部，抽样合格率不得低于99%。吴鼎昌日记中记载：“此币一出，商人称之曰：铁打信用。”

嘉定县试水流通首日，银元发出八千枚，回收七千九百，市价一日升一分。

有商人私下议论：“世凯虽不久长，但此钱可压箱底，熔之即银。”

钱能服人，比人能服人更有说服力。三个月内，“袁大头”在江浙迅速替代鹰洋，四省商会联名请求增发。

全国认这张脸，认这枚钱，银元能统一天下，却无法替人保住皇位。

1915年袁世凯称帝，全国哗然，第二年仓皇退位，仍保“中华民国”年号，银元继续铸造。

这一货币工具，在袁本人已倒台的形势下，成为政权维系的最后绳索。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北洋政府权力交接，段祺瑞主政，南方军阀蠢蠢欲动。

袁像银元却未被停铸，天津、南京造币厂继续开模，年号仅改一位，头像未变。

皇帝虽亡，钱却不能停——因为没人能立刻替代它。

南京商会开会决议：“银元尚赖市场流通，不宜更图更换。”同年，广东军政府尝试自铸“开国纪念币”，铸量不到百万，因图案模糊、成色偏低，流通不到三月便停铸。

国民政府成立后，亦未能立即废除袁大头。

孙中山头像“孙小头”，虽于1927年起铸，但工艺粗糙、产量稀少，仅流通于广东、福建等南部沿海，难以撼动北方金融格局。

上海滩一位法租界银号掌柜记录：“袁币实重实成，装箱压库稳如铁，谁出替代，谁出风险。”

银行、商号、钱庄纷纷写进合同：“付款以袁头银元为准。”

民间典当也约定：“以袁头换物，不以纸票结算。”

1930年代，中央银行推行“法币”制度，强制废银，改以纸币结算。

法币初始兑换率，为袁大头1枚兑1.2元，不到两年暴跌至1枚兑12元。

1935年，政府全面回收银元，封闭市场，发行“储备券”，成都某商会发文：“银本位既废，物价立失准星，商贾多藏银以避变。”

红军根据地无法获取纸币，只能自行仿造袁大头。

江西瑞金曾设小型熔炉，制造“红洋”流通，仅更改年号，图案仍用袁世凯头像。

银元成为稳定的信用工具，哪怕政治更替频繁、对民间而言，高层是谁无关紧要，能买米买盐的币种才关键。

抗战爆发后，日本控制东南沿海，大批银元被搜刮流入伪满洲，和日本银行系统。

1939年，北平金融街钱庄老板，联合上书：“银元枯竭，交易皆停，望速准铸币厂恢复铸造。”

战时财政告急，重庆国民政府，曾秘密批准重庆造币厂仿铸袁大头，因工艺简陋、图案偏差，仅用于西南边区补充货源。

抗战胜利后，1947年一度恢复“孙小头”流通，但百姓积习未改，储蓄仍偏好袁大头。

江西南昌某商会备忘录写道：“大头银圆用于压仓，不作流通，唯急需时动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范围推行人民币统一货币。

在边远地区，这一命令执行并不顺利，云南个旧、贵州开阳、四川彝区部分村寨，仍在用袁大头换粮。

人民银行1951年发布《关于清收银圆通告》，明确指出：“偏远地区袁币可回收作原料，允许地方造币厂临时铸造过渡。”

1951年-1953年，昆明、兰州、西宁等地秘密重铸袁大头约六十万枚，年号改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或无年号，仅用于边区补贴民需。

这一政策史称“银币过渡期”。

1970年代，西藏部分高海拔牧区，仍存“牛换袁大头”的交易惯例，直到1978年，最后一批流通袁大头，才被人民银行回收，铸成银锭。

如今，这些硬币在收藏市场上，再次发声。

普通品种市场价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而1914年甘肃加字版，2020年于北京拍卖行拍出467万元成交价。

袁大头，这一枚银元，跨越三个时代、以一个倒台皇帝的头像，在市场中取得了罕见的生命延续。

参考资料：

1.钱乘旦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机制银币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来源：史论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