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青瓷碗往她面前又推了推，碗边一圈淡青色的兰花，是她过去最喜欢的花样。

“妈，吃点东西吧，粥都凉了。”

我把青瓷碗往她面前又推了推，碗边一圈淡青色的兰花，是她过去最喜欢的花样。

她摆摆手，眼睛还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上连片叶子都没有，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

“不吃。”

她的声音有点干，像被风吹久了的旧报纸。

“肚子里那东西又在动，吃了它就闹得更欢。”

我心里那点耐性，就像被砂纸来回磨，一点点就快没了。

这话，她已经念叨了小半年了。

我叫李伟，今年五十有二，在一所不好不坏的中学教历史。每天跟一群半大孩子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就像我这个人。

我妈，赵淑珍，今年八十四。

自从我爸三年前走了以后，她就搬来跟我一起住。

一开始还好，她帮着收拾屋子，在阳台上种点葱蒜，虽然我爱人方慧总说她种的还没买的方便，但好歹是个事儿干。

可从去年入冬开始，她就添了这个新毛病。

总说肚子里有个东西，活的，会动，有时候像条小蛇在里面钻，有时候又像只虫子在里面爬。

“伟啊，你说，是不是上次你带回来的那个野菜，没洗干净？”她转过头，浑浊的眼睛里带着点探寻，看着我。

我叹了口气，把粥碗端起来，拿勺子搅了搅。

“妈，那是荠菜，咱们吃了多少年了，都好好的。再说，都过去那么久了。”

“那可不一定。”她很固执，伸出干瘦的手，在自己的肚子上比划，“它就在这儿，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又跑到那边去了。”

方慧从厨房出来，腰上还系着围裙，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懂。

“妈，您就是想多了。要不，让李伟给您揉揉？”方慧的声音比我软和，但也没用。

我妈摇摇头，又把视线投向了窗外。

“你们不懂，这东西，有灵性。”

我和方慧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无力感。

这就是我们的“稳定假象”。

每天早上，我试图让她吃饭，她因为肚子里的“东西”而拒绝。

方慧打着圆场，我压着火气。

然后我出门上班，方慧在家照顾她。

晚上我回来，她会跟我描述那“东西”今天又怎么折腾她了。

日子就像一台老旧的复读机，每天重复着同样沙哑的调子。

我们带她去过社区医院，医生听了半天，开了点肠胃药，说老年人，消化不好，容易胀气，感觉就像有东西在动。

我妈吃了两天，就把药扔了。

“没用，那东西精着呢，知道是药，它就躲起来不动了。”

我还能说什么？

我教了一辈子历史，我知道很多事情的根源都埋在过去。

可我妈肚子里的这个“东西”，它的根源在哪儿，我找不到。

这天晚上，我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已经快十一点了。

客厅里黑着，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回房睡觉。

经过我妈房间门口时，里面传来一阵很轻的、压抑着的声音。

我停下脚步，侧耳细听。

是她在小声地哼哼，像是忍着什么不舒服。

我心里一紧，轻轻敲了敲门。

“妈，您没事吧？”

里面安静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她闷闷的声音：“没事，睡吧。”

我站在门口，没动。

那扇门板，隔开的好像不只是两个空间，还有两代人无法沟通的内心。

第二天早上，我妈没出房间。

方慧把早饭端进去，没一会儿又端了出来，几乎没动。

“一晚上没怎么睡。”方慧压低声音跟我说，“我早上进去看，她眼睛底下都是青的，人瘦了一大圈。”

她顿了顿，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李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带她去大医院，好好查查。”

我看着那碗几乎没动的粥，心里那根叫“拖延”的弦，终于绷断了。

“查，必须查。”

我知道，这一下，平静的湖面，要被扔进一块大石头了。

要把我妈弄到市里最大的那家三甲医院去，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她不去。

“去那干啥？净花冤枉钱。那地方的医生，心都大，哪能看得见我肚子里这点小东西？”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胳un，像个固执的孩子。

“妈，这不是小事，您都瘦成这样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

“瘦点好，省得那东西有养分，长得快。”她有她的一套逻辑。

方慧在旁边急得直搓手。

最后，我没辙了，只能半哄半骗。

我说我一个老同学现在是那家医院的主任，我约了他，就是去看看他，顺便让他给您瞧瞧，不花钱。

“不花钱”这三个字，终于让她松了动。

她看我的眼神里，带着点怀疑，但终究还是点了头。

去医院那天，是个阴天。

我开了家里那辆开了快十年的旧车，方慧坐在副驾，我妈一个人坐在后排。

一路上，她都很沉默，手紧紧抓着车门上的扶手，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象，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陌生和紧张。

我知道，她这辈子，除了生我那次，就没怎么进过大医院。

医院里的人，多得像蚂蚁。

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消毒水味，药味，还有人身上那种焦急的味道。

我妈抓着我的胳膊，抓得很紧。

“这么多人，都是来看病的啊……”她小声说。

我那个“主任同学”当然是编的，但我提前在网上挂了一个专家号，消化内科的。

排队，候诊，等待。

医院里的时间好像流得特别慢，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等待的焦虑。

轮到我们的时候，我扶着我妈走进去。

专家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表情很严肃，头也没抬地问：“什么问题？”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

他一边听，一边在电脑上敲着字，偶尔抬眼看我妈一眼。

等我说完，他才停下来，问我妈：“老人家，您自己说说，怎么个不舒服法？”

我妈有点紧张，搓着衣角，把她那套“小蛇”、“虫子”的理论又说了一遍。

专家听得很耐心，没打断她。

等她说完了，专家点点头，对我妈说：“老人家，这样，咱们先去做几个检查，看看肚子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他开了一长串的单子。

B超，CT，胃镜，肠镜，还有一堆抽血化验的项目。

我拿着那叠单子，手心有点冒汗。

我妈一看，脸都白了。

“这么多？这得花多少钱？”她扯着我的袖子问。

“妈，没事，我有医保。”我只能这么安慰她。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几乎就泡在了医院里。

做胃镜和肠镜最折腾人。

检查前要喝那种清肠的药，我妈喝一口吐一口，折腾了大半夜，整个人都虚脱了。

我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我在想，我这么坚持，到底对不对？

万一检查出来，真的什么都没有，她不是白受了这份罪？

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出来，是三天后的事情。

我一个人去拿的报告。

我一张一张地看。

B超：未见明显异常。

CT：未见明显占位性病变。

胃镜：慢性浅表性胃炎。

肠镜：结肠轻度炎症。

血液化验：各项指标基本正常。

我把那叠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我却有点懵。

结论很清楚：除了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小毛病，什么都没有。

没有肿瘤，没有寄生虫，什么都没有。

我拿着那叠轻飘飘的纸，心里却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说。

回到病房，她和方慧正等着我。

看我进来，她立马坐直了身子，眼神里带着一丝期盼。

“怎么样？是不是查出来了？那东西，到底是个啥？”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方慧看我的表情，大概猜到了七八分，她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报告。

她看得很快，看完后，她抬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我妈还在等着我的回答。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她床边，坐下。

“妈，医生说，您肚子里……没什么东西。”

我妈脸上的那点光，瞬间就熄灭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没听懂。

“没东西？怎么可能没东西？”她声音一下子就高了，“它天天在我肚子里动，我能感觉到！是不是现在的机器不行，照不出来？”

“妈，这是市里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机器了。”我的声音很干涩。

“那……那就是医生不行！”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手劲大得惊人，“伟啊，你那个同学呢？你让他给看看啊！他不是主任吗？他肯定有办法！”

我最怕的时刻还是来了。

我躲开她的眼神，低着头。

“妈，我那个同学……他今天出差了。”我撒了一个谎。

我妈的眼神，从期盼，变成了怀疑，最后，变成了失望。

她慢慢地松开我的手，重新躺了下去，翻过身，背对着我。

“我就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都觉得我老了，胡说八道。”

她的声音很轻，飘在病房里，却像锤子一样，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

方慧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先办出院吧。”她说。

那天下午，我们办了出院手续。

花了好几千块钱，受了那么大的罪，最后换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结果，还有我妈的沉默。

回去的路上，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妈一直看着窗外，一句话都没说。

我知道，这件事，没完。

这次检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她心里，我们，包括整个现代医学，都失去了信赖。

而我，那个撒了谎的儿子，成了最不可信的人。

回到家，我妈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晚饭也没出来吃。

方慧把饭菜端进去，她摆摆手，说没胃口。

“李伟，这事儿闹的。”方慧坐在我对面，也没什么胃口，“钱花了，罪受了，妈心里还有了疙瘩。”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味同嚼蜡。

“我能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瘦下去吧？”

“可现在呢？她连我们的话都不信了。”

是啊，她不信了。

她觉得我们都在敷衍她，觉得我们认为她是老糊涂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历史老师的职业病犯了，我开始复盘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从我妈开始说肚子不舒服，到我们去社区医院，再到这次兴师动众地去大医院。

每一步，我自认都做得没什么错。

作为一个儿子，关心母亲的身体，带她去做最全面的检查，这难道不对吗？

可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医院里那些仪器的嗡嗡声，和我妈那双失望的眼睛。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

课间，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发呆。

办公室里的小王老师，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看我状态不对，凑过来问我：“李老师，家里有事儿啊？看您没精打采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家里的事跟他说了。

小王听完，想了想，说：“李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说有些病，仪器是查不出来的。”

我心里一动：“什么意思？”

“就是……心理上的问题，会反映在身体上。”小王说得有点小心翼翼，“我不是咒您阿姨啊，就是提供一个思路。会不会是老人家心里有什么事，或者太孤单了，身体就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你们？”

心理上的问题？

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中的迷雾。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爸走了以后，我妈一个人。

虽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我和方慧白天都要上班，孩子又在外地上大学。

她一个人在家，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能干什么呢？

看电视？她的眼睛看久了就花。

出门溜达？她腿脚不好，走不远。

找人聊天？这楼里住的都是年轻人，谁有空陪一个老太太说话？

她的世界，其实很小，小到只剩下那个家，和肚子里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会不会是她想象出来的“伴儿”？一个可以让她时时刻刻关注，可以让她跟我们有话说，可以证明她还“存在”的“伴儿”？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但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妈身体特别好，每天乐呵呵的，忙里忙外，从来没听她说过哪儿不舒服。

那时候，她有人陪着说话，有人跟她斗嘴，她的生活是满的。

现在，空了。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小王老师看我脸色不对，有点紧张：“李老师，我就是瞎说，您别往心里去。”

我对他摆摆手，说：“不，小王，谢谢你。你提醒我了。”

我的思考模式，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转变。

我不再纠结于“我妈肚子里到底是什么”，而是开始想，“我妈心里到底缺了什么？”

我不再把她当成一个需要修理的“病人”，而是开始尝试去理解一个八十四岁老人的内心世界。

那天下午，我没心思备课。

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

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关于“空巢综合征”，关于“躯体化障碍”。

一个个陌生的名词跳进我的眼睛。

我看到一个词条，叫“寄生虫妄想症”，也叫“Ekbom综合征”。

症状描述是：患者坚信自己的身体被寄生虫、虫子或其他小生物感染。尽管没有医学证据，但这种信念非常坚定。患者会详细描述这些“生物”在皮肤下或体内移动、叮咬或钻孔的感觉。

我看着那段文字，手脚冰凉。

每一条，都跟我妈的情况对得上。

下面还写着，这种症状，多发于老年、独居、社会联系较少的女性。

我关掉网页，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原来，那条“小蛇”，那只“虫子”，不是长在我妈的肚子里，而是长在了她的孤独里。

我这个当儿子的，每天给她做饭，给她钱花，带她看病，我以为我尽到了孝心。

可我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问问她：“妈，您今天开心吗？”

我给她的，是物质上的供养。

而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陪伴。

我一直以为，我是在跟一个“病”作斗争。

现在我才明白，我真正的对手，是“孤独”。

晚上回到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先问她吃饭了没有。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房间里，她正坐在窗边发呆。

“妈。”我叫了她一声。

她没理我。

“今天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包子铺，新出了一种笋丁肉包，味道特别好。我想着您以前最爱吃笋，明天早上给您带几个尝尝？”

她还是没说话，但肩膀似乎动了一下。

“还有，我今天上课，讲到明朝。有个学生问我，说明朝的皇帝是不是都特别懒，几十年不上朝。我就跟他们讲万历皇帝，讲张居正改革……”

我自顾自地说着，说学校里的趣事，说我教的那些调皮学生，说我最近看的历史书。

我也不知道她听没听进去。

我就那么一直说，说到口干舌-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屋里没开灯，我和她，一坐一站，成了两个模糊的剪影。

最后，我说：“妈，爸走了三年了，您是不是还挺想他的？”

她的肩膀，突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然后，我听到了压抑了很久的，细微的抽泣声。

那一刻，我没有去开灯，也没有去安慰她。

我只是静静地陪着她，让她把积攒了那么久的委屈和思念，都释放出来。

我知道，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但这一次，我找对了方向。

我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和我妈相处。

我不再试图去“纠正”她，不再跟她争论肚子里到底有没有东西。

我甚至开始“承认”那个东西的存在。

有一次，她又说肚子里的东西在闹。

我没有像以前一样说“您想多了”，而是走过去，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很认真地问：“是这儿吗？它今天力气大不大？”

我妈愣住了，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问。

她迟疑地点点头：“嗯，就在这儿，今天……劲儿挺大。”

“那您躺下，我给您揉揉。”我说，“我以前听一个老中医说，顺时针揉，能把它揉得舒服点，它就不闹了。”

我让她躺在床上，撩起她的衣服，把温暖的手掌贴在她干瘦的肚皮上，一下一下，慢慢地，用很轻的力道打着圈。

她的身体一开始是僵硬的，但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好点了吗？”我问。

“嗯……”她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很轻的回应，“好像……是好点了。”

那天晚上，她多吃了一碗饭。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方慧。

方慧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李伟，你这是……承认妈有病了？”

“不。”我摇摇头，“我只是承认，她不舒服。至于这个不舒服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让她觉得，我跟她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想办法对付这个‘东西’。”

方-慧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从那以后，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新默契。

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妈，今天那‘小家伙’乖不乖？”

如果她说乖，我就夸她：“那肯定是您今天心情好，把它给镇住了。”

如果她说不乖，我就陪她一起想办法。

有时候是揉肚子，有时候是给她冲一杯热热的红糖水，告诉她这个能“暖一暖，让那东西犯懒不动弹”。

我还从网上买了很多评书的录音，什么《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都是她年轻时爱听的。

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让她放着听。

“妈，您听这个，那东西也跟着听，听入迷了，就忘了折腾您了。”我这么跟她解释。

她将信将疑，但还是照做了。

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晚上的应酬，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饭局。

每天吃完晚饭，我就陪她坐在沙发上，看她喜欢的戏曲节目。

她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还会跟着哼唱两句。

我虽然听不懂，但就坐在她旁边，给她削个苹果，或者给她倒杯水。

周末，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开车带她去郊区的公园。

我们走得很慢，她累了，我们就找个长椅坐下，看人来人往，看孩子们放风筝。

“伟啊，你看那个风筝，飞得多高。”她指着天上的一个燕子风筝，眼睛里有了久违的光彩。

“是啊，等开春了，我也给您买一个，咱们也来放。”

她笑了，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我发现，当她的生活被这些琐碎而温暖的事情填满时，她提及“肚子里的东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有时候一连三四天，她都不会说起。

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觉得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然而，我太天真了。

我忽略了，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靠陪伴就能轻易拔除的。

那天，我大学同学聚会，好几个都是从外地特意赶回来的，实在推不掉。

我出门前，特意嘱咐方慧，让她多陪我妈说说话。

等我晚上喝得微醺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

家里静悄悄的。

我换了鞋，正准备去洗漱，突然听到我妈房间里传来“砰”的一声。

我心里一咯噔，赶紧跑过去推门。

门被反锁了。

“妈！妈！您怎么了？”我用力拍门。

里面没有回应。

我急了，转身去找备用钥匙。

方慧也被惊醒了，披着衣服跑出来，一脸惊慌。

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找到钥匙，打开门。

屋里的景象，让我瞬间酒醒了一半。

我妈倒在地上，旁边是翻倒的床头柜，上面的水杯碎了一地。

她的额头磕破了，有血渗出来，人已经没什么意识了。

“快！打120！”我冲着方慧喊，声音都在发抖。

救护车呼啸着把我们送到了医院。

急诊室里，灯光白得刺眼。

医生检查后，说是轻微的脑震荡，加上老人年纪大了，受了惊吓，需要住院观察。

我守在病床边，看着我妈苍白的脸，和额头上包扎的纱布，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

方慧办完手续过来，坐在我旁边，眼圈红红的。

“怎么会这样？”我问她，“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方-慧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晚上……她又说肚子疼得厉害，说那个东西要钻出来了。”

“她说，她听见那个东西在跟她说话，让她从楼上跳下去，这样就能解脱了。”

方慧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劝不住她，她就把自己锁在屋里，我怕她做傻事，一直在门口守着，后来就听见里面的声音了。”

我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升起，瞬间传遍全身。

我以为我控制住了局势。

我以为我的陪伴和“共情”疗法起了作用。

可原来，那个“东西”已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长成了一个更可怕的怪物。

它不再只是让她不舒服，它开始蛊惑她，想要她的命。

我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自以为是，在这一刻，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以为我是在帮她，实际上，我可能是在纵容她，让她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越陷越深。

我把她从孤独的深渊里拉出来了一点，但她的一只脚，还陷在更深的泥潭里。

那个泥潭，叫“病”。

一种我无法理解，也无法靠揉肚子和讲故事来治愈的病。

我坐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一夜未眠。

天快亮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医生路过，看我状态不对，停下来问我：“是赵淑珍的家属吧？”

我点点头。

“我是精神科的，刚才看了你们的急诊记录，也听值班医生说了情况。”他语气很温和，“老人家的情况，可能需要我们科室介入一下。”

精神科。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最不愿意面对，也最害怕触及的地方，终究还是绕不过去。

“我妈……她不是那种病。”我下意识地反驳，声音很低。

“我们不是说她是那种病。”医生很有耐心，“但是，老年人出现持续的、无法被证伪的幻觉或妄想，并且开始出现自伤或危险行为，这就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信号。这不丢人，李老师，这和感冒发烧一样，是大脑生病了，需要科学的治疗。”

他竟然知道我是老师。

“我看了您的资料。”他解释道，“您是教历史的，应该比我更懂，人啊，有时候是会被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念头困住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帮他们挣脱出来。”

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小了快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眼睛里没有偏见，只有专业和真诚。

我一直以为，承认我妈有精神上的问题，就是承认我这个儿子当得失败。

但现在，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看着她脆弱得像一张薄纸，我突然明白了。

真正的失败，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那个“东西”吞噬，而我却因为自己可笑的自尊心，什么都不做。

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试图用爱去填补她心里的空洞，但那个空洞底下，是一个生了病的根。

根不治好，再多的爱浇灌下去，也开不出健康的花。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觉把胸口所有的郁结之气都吐了出去。

“医生，”我站起身，对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请您……帮帮我妈。”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知道，接下来要走的路，会比之前更难。

但我别无选择。

我妈醒来后，很虚弱，但意识是清醒的。

她看到自己躺在医院里，很抗拒。

“我要回家。”她说。

我握着她的手，那只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妈，咱们先把伤养好。医生说您需要静养。”

她不说话，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

我知道，之前建立起来的那点脆弱的信任，已经随着昨晚的意外，崩塌了。

精神科的医生团队很快介入了。

他们给我妈做了详细的评估和检查。

最后，诊断单下来了。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几个字：迟发性精神障碍，伴有寄生虫妄想。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查到的那个“Ekbom综合征”。

白纸黑字，专业的医学术语，像一块巨石，落在了我的心上。

虽然早有预感，但亲眼看到这个诊断，还是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医生找我谈话。

“李老师，情况基本明确了。这不是简单的孤单，而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可能和大脑功能的衰退有关系。药物治疗是必须的。”

“她会接受吗？”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很难。”医生很坦诚，“这个病最大的特点，就是患者对自己有病的现实，完全没有认知。他们会认为药物是毒药，医生和家人都在害他们。”

“那怎么办？”

“需要家人的耐心和智慧。”医生看着我，“治疗过程会很漫长，可能会有反复。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她中断治疗。我们可以从最小剂量开始，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慢慢来。”

他还建议，除了药物，家庭支持和心理疏导同样重要。

“您之前做的那些，比如陪她说话，带她出去散心，都很好，要继续坚持。但是，不能再顺着她的妄想了。”医生强调，“不能再跟她讨论那个‘东西’，要用其他的事情，慢慢转移她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去现实化’和‘再现实化’的过程。”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要从头学习怎么当一个“病人”的儿子。

最难的一关，是怎么让我妈吃药。

我们把药片磨成粉，混在饭里，粥里。

但她很警觉，吃一口，觉得味道不对，就再也不肯吃了。

“你们又在饭里放什么东西了？”她瞪着我们，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你们是不是也想害我？跟那个东西一样？”

我和方慧，束手无策。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妈不吃饭，不说话，整天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

我和方慧想尽了办法，好话说尽，她就是不理。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没办法了，坐在她床边，跟她说话。

“妈，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得说胡话，又哭又闹，不肯吃药。是您，把药化在水里，用勺子一点一点喂给我。我不喝，您就抱着我，给我唱那首《小燕子》。”

我一边说，一边自己哼了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的声音有点哽咽，唱得断断续续。

被子里的她，身体动了一下。

“您那时候跟我说，良药苦口，吃了药，病才能好，才能有力气去玩，去看小燕子。”

“妈，现在，您也生病了。这个病，它不疼，但是它折磨您的心。药是苦，但吃了，您心里的苦，才能慢慢过去。”

我把磨好的药粉，用温水化开，端到她面前。

“妈，您信儿子一次，好不好？就一次。”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她从被子里，慢慢伸出了一只干瘦的手。

我赶紧把杯子递过去。

她接过去，犹豫了一下，然后仰起头，一口气喝了下去。

药很苦，她皱紧了眉头，但没有吐出来。

那一刻，我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知道，最艰难的一步，我们终于迈出去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妈的情况稳定了一些，我们就办了出院。

回家的路，还很长。

药物开始起作用，但过程很缓慢。

她还是会偶尔提起肚子里的东西，但频率比以前低了很多。

她的情绪也变得稳定了一些，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把自己关起来。

我还是每天陪她说话，带她散步。

但我不再跟她聊那个“东西”。

当她提起时，我会很自然地把话题岔开。

“妈，那东西今天又闹您了？”

“是啊，刚才还……”

“哎，您看，窗外那只鸟，叫什么名字？叫声真好听。咱们明天去花鸟市场也买一只回来养，好不好？”

一次，两次，她会不高兴。

但次数多了，她似乎也习惯了。

她的注意力，被我刻意地引导到其他地方。

阳台上的花，新买的鸟，电视里的新闻，邻居家的小孩……

她的世界，被一点点地重新打开。

方慧也变了。

她不再抱怨，不再不耐烦。

她会主动去学一些适合老年人吃的菜谱，变着花样给我妈做吃的。

她还买了一个平板电脑，教我妈怎么用它看戏曲，看老电影。

我儿子放暑假回来，知道了奶奶的情况。

这个平时沉迷于游戏的大男孩，也变得懂事了。

他会耐心地教奶奶怎么玩手机上的小游戏，比如“消消乐”。

我妈一开始学不会，但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

后来，我妈竟然玩上瘾了。

有时候，我看见祖孙俩，一人拿着一个手机，头碰头地在那儿研究怎么过关，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画面特别温暖。

我突然意识到，这场病，对我妈来说是一场灾难。

但对我们这个家来说，却像一次考验。

它让我们每个人都停下了匆忙的脚步，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如何去耐心地陪伴。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

看见我妈和方慧，还有儿子，三个人围在桌子边，正在包饺子。

我妈的手虽然有点抖，但动作很熟练。

她一边包，一边跟方-慧说着什么，脸上带着笑。

厨房的窗户开着，傍晚的风吹进来，带着饭菜的香气。

那一刻，我站在门口，突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走过去，洗了洗手。

“妈，我来帮您。”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去去去，你那手艺，别给我添乱了。去把桌子收拾了，准备吃饭。”

她的语气，还是那么熟悉。

我笑了笑，说：“好嘞。”

那天晚上的饺子，是猪肉白菜馅的，我妈最喜欢的味道。

她吃了满满一碗。

吃完饭，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奇怪了，今天……那东西怎么一天都没动静？”

我和方慧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我们谁也没有接话。

我知道，那个折磨了她那么久，也折磨了我们全家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它就像一个幽灵，潜伏在她身体的某个角落。

但现在，我们家充满了阳光。

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幽灵，就无处藏身了。

我看着窗外，夜幕已经降临，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家庭，都有着各自的故事。

而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虽然艰难，但充满了希望。

因为我们终于明白，家，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

它是一个战场，我们一起对抗生活的风雨。

它也是一个港湾，我们彼此温暖，互相疗愈。

我拿起一个饺子，放进嘴里。

真香。

来源：健康新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