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元末的滚滚硝烟与民生凋敝中，1366 年，夏原吉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普通家庭 。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他格外严苛，幼年时，父亲的骤然离世，让家庭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他稚嫩的肩头。年仅 13 岁的夏原吉，望着家中孤苦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过了生活的
在元末的滚滚硝烟与民生凋敝中，1366 年，夏原吉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普通家庭 。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他格外严苛，幼年时，父亲的骤然离世，让家庭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他稚嫩的肩头。年仅 13 岁的夏原吉，望着家中孤苦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过了生活的接力棒，成为一名私塾先生，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即便每日为生计奔波，夏原吉心中对知识的渴望却从未熄灭。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如饥似渴地研读经史子集，那份勤奋与坚毅，在艰苦岁月中熠熠生辉。终于，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3 岁时，夏原吉凭借扎实的学识，被选入国子监深造，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人才济济的国子监，夏原吉的沉稳与勤勉显得格外突出。其他学生闲暇时嬉笑玩闹，他却总是正襟危坐，认真研习课业，对待学业的专注态度引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注意。一次偶然的巡视，朱元璋看到了在人群中专注学习的夏原吉，一番交谈后，对他的才华和品行赞赏有加，当即破格提拔他为户部主事。
初入户部，面对堆积如山的钱粮账目，夏原吉没有丝毫怯意。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对数字的敏锐，他迅速熟悉业务，对各地屯田亩数、税赋征收等数据了如指掌，随口便能精准报出，仿佛 “胸中装着大明钱袋子”，同僚们无不对他刮目相看，就连户部尚书郁新也对他倚重有加，常常委以重任。这段经历，不仅让夏原吉积累了丰富的财政管理经验，更让他深刻体会到民间疾苦，为日后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埋下了伏笔。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夏原吉凭借出色的能力升任户部右侍郎，肩负起更重的责任。然而，风云突变，建文四年，燕王朱棣发动 “靖难之役”，挥师南下，攻破南京，夺取皇位。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声鹤唳，建文帝旧臣人人自危，夏原吉也被列入清算名单，性命堪忧。
当燕军将夏原吉押到朱棣面前时，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跪地求饶，可夏原吉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挺直脊梁，跪地恳请：“恳请陛下宽限三日，臣愿理清户部账册，以保国家财政不乱。”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夏原吉心中想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国家财政的安稳，这份以国事为先的担当，如一道光，照亮了朱棣的内心。
朱棣凝视着眼前这个镇定自若的臣子，心中既惊讶又敬佩，最终，他大手一挥，同意了夏原吉的请求。接下来的三天，夏原吉将自己关在户部衙门，日夜不眠，整理着因战乱而混乱的账目。每一笔收支、每一份税单，他都仔细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三天后，当他将一本本条理清晰的账册呈到朱棣面前时，朱棣彻底被他的忠诚与敬业所打动，不仅赦免了他的死罪，还擢升他为户部尚书，委以掌管国家财政的重任。
这一抉择，不仅改变了夏原吉的命运，也为明朝的财政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夏原吉踏上了长达 27 年掌管国家财政的传奇征程，开启了他为大明王朝经济发展鞠躬尽瘁的辉煌岁月。
朱棣，这位以 “靖难之役” 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无疑是明朝历史上极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怀揣着远大抱负，一心想要开创一番宏伟霸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统治能力和明朝的强大国力 。然而，他的这些雄心壮志背后，却是一个接一个耗费巨大的 “烧钱” 计划，让刚刚从靖难之役硝烟中走出的明朝财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朱棣深知北方蒙古势力对明朝边境的威胁，为了彻底消除这一心腹大患，他毅然决定御驾亲征，先后五次北征蒙古。每次出征，都需要集结庞大的军队，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准备充足的粮草物资。据史料记载，每次北征，军队人数少则十几万，多则五十万，仅军饷一项，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此外，长途行军中的物资运输、军队损耗，以及战后对将士的赏赐，都使得军费开支如流水般源源不断。
与此同时，朱棣又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海洋。他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六次下西洋，旨在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郑和的船队规模宏大，船只众多，最大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每次出海都需耗费巨额资金用于造船、筹备物资、支付人员薪酬等。而且，在航行过程中，为了展示明朝的富有和慷慨，郑和还会携带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用于赏赐给沿途各国，这无疑又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
迁都北京，是朱棣的又一重大决策。北京作为元朝的旧都，地理位置重要，朱棣认为将都城迁至北京，既能加强对北方边境的防御，又能更好地掌控全国局势。然而，迁都并非易事，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宫殿修建。朱棣下令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在北京兴建紫禁城，同时还修建了大量的官署、庙宇、城墙等建筑。这一浩大的工程，历时多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估算，仅修建紫禁城一项，就征用了全国数十万工匠和民工，耗费白银数以亿计。
除了这些，朱棣还组织编纂了《永乐大典》，这部集古今图书于大成的百科全书，收录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后世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编纂这样一部巨著，需要召集大量的文人学者，耗费大量的纸张、笔墨等物资，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
这些庞大的计划同时推进，使得明朝每年的军费、工程费等支出急剧增加，耗银超过千万两。而此时的明朝，刚刚经历了四年的靖难之役，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愈合，国库空虚，百姓生活困苦，赋税征收已近极限。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濒临崩溃的边缘。
面对如此严峻的财政困境，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夏原吉，这位被他委以户部尚书重任的能臣。夏原吉深知，若想挽救明朝财政于水火，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于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打出了一套精妙绝伦的 “开源节流” 组合拳，为明朝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夏原吉首先从节流入手，对宫廷开支和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深入宫廷内部，仔细审查每一项开支，发现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和奢靡之处。于是，他果断上奏朱棣，建议精减宫廷开支，削减那些不必要的奢华活动和赏赐。在他的努力下，宫廷的膳食费用大幅削减 40%，原本奢华的宴会规模减小，珍贵食材的采购量也大大降低，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被重新调配到国家的刚需项目中，如边防建设、水利工程等。
除了宫廷开支，夏原吉还将目光投向了政府机构。他发现，一些衙门存在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的问题，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还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于是，他亲自带队，对各个衙门进行了全面清查，裁撤了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和岗位，精简了官僚队伍。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财政支出，还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使得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顺畅。
在节流的同时，夏原吉也在积极寻找开源的方法。他深知，单纯地削减开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还需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他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政策。
夏原吉推行了 “富人多征、穷人少征” 的分等级赋税制度。他认为，富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他加大了对富户的税收征收力度，提高了他们的税率；而对于贫困百姓，则采取了减免赋税的政策，减轻了他们的生活负担。此外，他还允许富人以钱代役，这一政策既满足了富人不愿服劳役的需求，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为了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充实国库，夏原吉还积极推动边疆屯田政策。他深知，边疆地区土地广袤，但由于缺乏开发和管理，许多土地都处于荒芜状态。于是，他向朱棣建议，给予边疆屯田的军民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前往边疆开垦荒地。这些政策包括免税三年、提供耕牛种子、给予土地所有权等。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大量的农户纷纷响应，奔赴边疆。据统计，短短几年间，就有 20 万农户参与到边疆屯田中来，他们辛勤劳作，开垦出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使得边疆地区的粮食产量激增 30%，不仅满足了当地军民的粮食需求，还为国家的粮食储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南地区，作为明朝的经济重心，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永乐初年，浙西一带频繁遭受水患侵袭，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夏原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若想恢复江南地区的经济，必须先解决水患问题。于是，他主动请缨，亲率 10 万民工奔赴浙西，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治水大战。在治水过程中，夏原吉并没有盲目地采取传统的修堤坝方式，而是经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大胆地提出了放弃修堤坝，改疏三江故道的创新方案。他认为，三江故道是太湖泄洪的重要通道，由于长期淤积，导致河道堵塞，洪水无法顺利排出。因此，只要疏通三江故道，就能有效地解决水患问题。
为了确保治水工程的顺利进行，夏原吉亲自参与到工程的规划和实施中。他不顾烈日炎炎，身穿布衣，徒步往返于工地之间，与民工们一起并肩作战，亲自指导每一个施工环节。在他的带领下，民工们士气高昂，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疏通了河道 300 余里，使得洪水得以顺利排入大海，浙西地区的水患得到了彻底根治。
水患治理成功后，夏原吉并没有就此满足。他深知，仅仅解决水患问题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才能真正恢复江南地区的经济。于是，他又积极采取措施，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在他的努力下，江南地区新增良田百万亩，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税基也随之扩大 20%，为明朝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夏原吉一系列财政改革举措中，轻徭薄赋政策堪称关键之举，犹如春风化雨，润泽了历经沧桑的大明百姓，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政策的推行，充分彰显了夏原吉藏富于民的深邃治世智慧，对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初，国家实行的 “按田亩征税” 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成为加剧社会贫富不均的重要因素。当时，无论土地肥沃贫瘠，也不论农户家境贫富，一律按照田亩数量征收赋税。这就导致了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富户凭借大量肥沃土地，虽承担着高额赋税，但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赋税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而贫困农户，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却要承受与富户相同比例的赋税压力，生活愈发艰难，甚至陷入绝境。
夏原吉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税制的不合理之处，决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提出了 “分等征收” 的创新税制，旨在根据土地亩产情况和农户经济状况，制定差异化的赋税标准，实现真正的税负公平。具体而言，对于亩产 8 石以上的富户，夏原吉规定额外加征 10% 的赋税。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富户的纳税负担，但对于富户来说，他们完全有能力承受，且这部分增加的税收，将用于国家的公共事业和对贫困百姓的扶持，实现了财富的合理再分配。而对于亩产 3 石以下的贫困户，夏原吉则给予了免税的优惠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减轻了贫困户的生活压力，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改善生活条件，休养生息。
此外，为了进一步促进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库收入，夏原吉还允许商人以粮食、布匹等实物抵税。在当时，商业活动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而这一政策的出台，为商人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纳税方式，降低了他们的纳税成本，激发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同时，国家通过接收这些实物，不仅充实了国库储备，还避免了因过度征收货币税而导致的商业萎缩和百姓生活困苦。这一举措，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又避免了 “逼死穷人、逼走商人” 的悲剧发生，可谓一举两得。
永乐三年，浙西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饥荒，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田野里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百姓们流离失所，哭声震天。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朝堂之上众说纷纭，一些官员主张先上报朝廷，等待朝廷的指示再进行救灾；而另一些官员则担心开仓放粮会导致粮食储备不足，影响国家的稳定。
关键时刻，夏原吉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他深知，时间就是生命，若不及时采取行动，百姓将面临更大的灾难。于是，他果断下令开仓放粮 30 万石，迅速将粮食发放到受灾百姓手中，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同时，他还向朱棣上奏，请求免除灾区三年的赋税，让百姓能够在灾后安心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不仅如此，夏原吉还积极组织力量，为灾区百姓提供耕牛和种子，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在他的努力下，浙西地区的百姓逐渐从饥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
夏原吉深知，历经多年战乱和繁重的赋税徭役，百姓们的生活早已不堪重负。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让百姓休养生息，藏富于民。他常常在朝堂之上向朱棣进谏：“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强。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基于这一理念，夏原吉提出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他将田赋从原来的 “十税一” 大幅降至 “三十税一”，使得百姓的田赋负担减轻了三分之二。同时，他还将商税减半，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成本，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这些政策的实施，让百姓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们有了更多的粮食可以支配，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商人们的经营成本降低，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市场也变得更加繁荣。在夏原吉的努力下，历经战乱的百姓终于得以喘息，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机。据史料记载，在永乐朝的十年间，明朝的人口增长了 15%，这一数据充分反映了轻徭薄赋政策的显著成效，也为明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
永乐十九年，紫禁城三大殿突发大火，这在古代被视为上天示警，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惶惶 。朱棣深感不安，下诏让群臣直言朝政得失。夏原吉借此机会，联合众臣上奏，痛陈迁都北京后，百姓为供应京城物资，徭役赋税负担沉重，民生艰难，恳请朱棣停止大规模营建工程，与民休息。
朱棣看到奏章后，心中大为不悦。他耗费巨大心血迁都北京，旨在加强北方防御，彰显国威，在他看来，这是利在千秋的伟业，岂容轻易停止。然而，夏原吉并未因皇帝的不满而退缩，他深知百姓的疾苦，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决心再次进谏。
不久后，朱棣又计划第五次北征蒙古，召集大臣商议。夏原吉心急如焚，他深知连年征战，国家财政已不堪重负，百姓也疲惫不堪。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站出来反对。朝堂之上，夏原吉言辞恳切，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账册，向朱棣详细陈述当前的财政困境：“国库储备仅剩三成，难以支撑大规模战争；战马在 previous 征战中损失九成，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百姓年均徭役高达 47 天，农事荒废，民不聊生。若再兴兵，国家危矣！”
这番直言不讳的谏言，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朱棣心中的熊熊战意，也彻底触怒了这位威严的帝王。朱棣认为夏原吉是在故意阻挠他的宏图大业，盛怒之下，当场下令将夏原吉下狱，并抄了他的家。
当锦衣卫气势汹汹地冲进夏原吉的尚书府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大为震惊。这座掌管天下财权的尚书府邸，竟家徒四壁，寒酸至极。屋内的家具皆是褪色陈旧的木质品，没有一件名贵之物；餐桌上摆放的是粗陶碗碟，简单朴素；夏原吉的母亲坐在昏暗的角落，认真地缝补着旧衣；妻子则在厨房忙碌，煮着杂粮粥，袅袅炊烟中，弥漫着生活的艰辛。
锦衣卫们四处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值钱的财物，以坐实夏原吉的罪名，可除了两箱详细记载着历年赈灾明细的账册外，一无所获。这些账册，每一页都记录着夏原吉对百姓的关怀，每一笔数字都饱含着他的心血。朱棣得知抄家结果后，心中一阵刺痛，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夏原吉一心为国，清正廉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明江山和天下百姓，而自己却因一时的愤怒，将他打入深渊。
朱棣的心中充满了悔恨，可他却拉不下脸面释放夏原吉。此后，他依旧坚持第五次北征。然而，这次出征并不顺利，军队在途中遭遇了重重困难，粮草不济，士兵疲惫，最终无功而返。在回师途中，朱棣染上重病，身体每况愈下。躺在病榻上的他，回想起夏原吉的谏言，心中的悔恨愈发浓烈。他深知，夏原吉是真正为他着想，为国家着想的忠臣。临终前，朱棣口中喃喃自语：“夏原吉爱我……” 这短短三个字，道尽了他对夏原吉的愧疚与感激，也成为了他最后的遗言。
朱棣驾崩的消息传来，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夏原吉黑暗的牢狱生活 。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深知夏原吉的贤能与忠诚，在他还是太子时，就对夏原吉的治国理念十分赞赏。如今登基为帝，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释放夏原吉，官复原职。
重获自由的夏原吉，来不及感慨命运的跌宕起伏，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治理中。他深知，历经多年的战乱和大规模工程建设，国家急需休养生息，百姓渴望过上安稳的生活。于是，他向仁宗提出了一系列 “与民休息” 的策略，得到了仁宗的大力支持。
夏原吉首先建议停罢下西洋的活动。郑和下西洋虽在宣扬国威、加强海外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耗费巨大，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停罢这一活动，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能让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农业生产。
同时，夏原吉还着手缩减宫廷开支。他对宫廷的各项费用进行了严格审查，削减了那些不必要的奢华开支，如减少宫廷宴会的规模和频率，降低皇室成员的日常开销等。这些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国家财政的不必要支出，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建设。
大规模减免赋税，是夏原吉 “与民休息” 策略的重要举措。他根据各地的受灾情况和百姓的生活状况，制定了详细的减免方案，对受灾严重的地区，免除当年的全部赋税；对其他地区，也适当减轻了赋税负担。这一举措，让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压力大大减轻，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在夏原吉的辅佐下，仁宗推行了一系列仁政，国家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仅仅两年时间，就成功填补了永乐朝留下的财政亏空，国库储备恢复至洪武末年水平，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景象。
仁宗在位时间虽短，但他与夏原吉共同开创的 “与民休息” 政策，为后来的 “仁宣之治” 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后，宣宗继位，继续推行夏原吉的政策，在他的努力下，明朝迎来了 “仁宣之治” 的盛世，史称 “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夏原吉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忠诚的品质，成为了仁宣之治的重要推动者，他的功绩，也被后世铭记，成为了大明王朝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的年代，夏原吉却凭借着超前的管理理念和惊人的智慧，首创了 “三册管理法”，堪称古代版的 “财政大数据” 管理模式 。他深知，财政管理绝非简单的收支记录，而是一项需要精准数据支撑、细致分类管理的复杂工程。
所谓 “三册管理法”，即精心制作黄、蓝、红三本账册。黄色账册，记录着全国各地粮仓的粮食存量，从京城的大型官仓到偏远乡村的小型义仓，每一粒粮食的进出都被详细记录在册。通过这本黄册，夏原吉能够随时掌握国家的粮食储备情况，为应对灾荒、调配军粮等重大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一旦某地发生饥荒，他只需翻开黄册，便能迅速知晓周边粮仓的存粮数量，及时调配粮食进行赈灾，确保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蓝色账册，聚焦于水利工程的进度。水利乃农业之命脉，关乎国家的粮食产量和经济稳定。夏原吉深知这一点，因此对水利工程格外重视。他安排专人负责记录全国各类水利工程的进展情况，从河道疏浚到堤坝修筑，从灌溉设施的修建到维护，每一个环节的进度都被详细记录在蓝色账册中。他经常亲自查阅这本账册，及时发现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确保水利工程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在他的努力下，许多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红色账册，则专门罗列贪腐节点。在官场中，贪腐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夏原吉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打击贪腐行为，他建立了红色账册。这本账册详细记录了每一笔可疑的财政支出，以及涉及的官员和事件。一旦发现有贪腐迹象，他便会顺藤摸瓜，深入调查，绝不姑息任何一个腐败分子。他的这一举措，犹如一把利剑，高悬在贪官污吏的头顶，让他们不敢轻易伸手，有效地遏制了贪腐现象的蔓延，维护了国家财政的清明。
夏原吉对这三本账册视若珍宝，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朝堂之上，当皇帝询问 “全国秋粮入库几何” 时，他能迅速从黄册中找到准确数据，脱口而出；面对地方官员关于灾粮发放明细的汇报，他只需翻开红册，便能逐一核对，确保赈灾物资准确无误地发放到百姓手中；在讨论水利工程规划时，他又能依据蓝册，清晰地阐述工程进度和存在的问题，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三本账册，就像他手中的三把利刃，精准地斩断了财政管理中的混乱、贪腐和低效，用精准数据支撑决策，杜绝了贪腐漏洞，为明朝的财政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
在夏原吉长达 27 年掌管国库的岁月里，他手握重权，经手的白银超过 2 亿两，这是一个足以让人目眩神迷的巨额财富 。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金钱诱惑，夏原吉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清廉底线，秉持着 “俸禄之外分文不取” 的原则，用一生诠释了清正廉洁的真正含义。
杭州，作为江南繁华之地，商业发达，盐商云集。一位富有的盐商，为了在盐业经营中谋取私利，试图通过贿赂夏原吉来打通关节。一天，他带着一箱金条，偷偷来到夏原吉的府邸，满脸堆笑地将金条呈到夏原吉面前，恳请他在生意上给予关照。夏原吉看着眼前的金条，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盐商的贿赂，并严厉斥责了他的行为。盐商见夏原吉不为所动，仍不死心，继续苦苦哀求。夏原吉怒不可遏，他一把抓起金条，大步走到西湖边，将金条狠狠扔进了西湖。金条落入水中，溅起一片水花，也溅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夏原吉用这个举动，向世人宣告了他坚决抵制贿赂的决心，也让那些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人望而却步。
除了坚决拒绝盐商的贿赂，夏原吉对于地方官的送礼行为，同样是深恶痛绝。无论礼物轻重，他一概原路退回，并附上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告诫地方官要廉洁奉公，把心思放在为百姓谋福祉上。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地方官纷纷反思自己的行为，官场风气逐渐得到改善。
夏原吉不仅在生前清正廉洁，临终前，他依然心系国家财政。躺在病榻上的他，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但他的思维却依然清晰。他强撑着病体，让人拿来纸笔，颤抖着双手，对《国用十策》进行最后的修改。此时的他，心中牵挂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江淮盐税改制的进展。他深知，盐税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其改制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百姓的生活。他仔细斟酌着每一个条款，每一个数据，希望能为国家和百姓留下一份完美的财政规划。
夏原吉的一生，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从掌管天下财权的尚书府，到每一个百姓的心中，夏原吉用清廉和忠诚，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夏原吉的财政智慧，本质是 “以民为本”：轻徭薄赋而非横征暴敛，开源节流而非一味节俭，数据精准而非糊涂账。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财政大师，不是聚敛财富，而是让每一文钱都流淌着民生温度。从永乐亏空到仁宣盛世，他是当之无愧的 “明朝经济擎天柱”，其治财理念，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唯有藏富于民、精细治理，方能成就长治久安。
来源：胖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