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再次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取向的根本性转变，也印证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美力量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中国将此视为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战略环境的重要机遇。

“美国优先”时代中国的战略机遇

Daekwon Son

西江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No. 5, 2025, pp. 1899-1912.

导读

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再次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取向的根本性转变，也印证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美力量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中国将此视为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战略环境的重要机遇。

中国的大战略主要建立在四个支柱之上：一是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通过扩充核武库、确保可信的二次打击能力来实现有效威慑；二是“分化”美国同盟体系，基于盟友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并通过构建“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形象对冲美国的保护主义；三是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家保持有限合作，在牵制美国的同时维持对美盟友的影响力；四是积极争取“全球南方”，提出以主权至上、发展优先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核心的“替代性”秩序，迎合发展中国家对西方霸权的不满。

若美国放弃自由主义价值观并忽视对盟友的承诺，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被中国的替代性愿景所吸引，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事实上，美国当下面临一个“三难困境”：在全球推广自由价值、遏制中国崛起以及避免战略过度扩张之间难以兼顾。特朗普政府在现实中选择了减少海外承诺并优先对抗中国，这种取向虽能缓解战略负担，却可能动摇美国霸权的合法性。

引言

2024年特朗普的再度当选显示，美国公众对单边主义外交的支持并非偶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坚持维护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核心的全球战略，而是转向强调以军事优势追求国家利益，许多人将这种趋势视为“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终结。事实上，中国战略界早在此前便敏锐察觉到这一深层变化。2021年，中国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并以“东升西降”概括当前国际格局。在中国看来，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交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未来，美国预计将继续推行“非自由霸权”式的单边外交，即以本国利益为先，弱化盟友和国际规则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战略构想主要依托四个支柱：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弱化其同盟体系、与“修正主义”国家保持松散合作，并积极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通过这种多层次布局，中国力图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一种“替代性”的国际秩序，其核心在于提升中国在规范制定和地区格局中的话语权。

这种战略能否奏效，关键取决于美国盟友和全球南方国家是否仍相信美国的领导力和自由价值。一旦美国放弃“例外主义”的使命，其盟友和伙伴维持美国霸权的意愿将减弱，而更可能被中国的影响力及其所描绘的另一种世界秩序所吸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霸权的维系依赖于合法性的信念。当霸权国的外交政策被视为能够惠及他国时，其他国家会接受其领导，从而维持体系稳定；反之，如果其行为被认为完全是自利并损害他国利益时，霸权体系便会逐渐削弱。二战后，美国通过构建以自由主义、法治、人权和民主治理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开启了一场国际关系“实验”。在冷战时期，美国不仅凭借实力维护本国利益，也维护整个自由主义阵营，并接纳了德国、日本等前对手进入该体系。由此，美国的领导逐渐获得制度化的合法性，被视为“自由利维坦”，其霸权地位从未遭遇有效威胁。

然而，当下的美国日益忽视自身在推动自由价值和维护自由秩序中的角色。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加之国内政治极化，动摇了长期存在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与此同时，“美国优先”则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美国年轻一代成长于“反恐战争”、全球金融危机及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环境下，更加质疑自由国际主义，甚至动摇对以色列的传统支持，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承担全球责任的抵触。

中国显然早已注意到这些转变：无论是拜登政府仓促从阿富汗撤军，还是特朗普以“停止输出民主”赢得支持，抑或更早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红线”失守的默认，都表明“美国优先”并非偶然，而是反映出美国外交的结构性转向。尽管美国依然具备无可比拟的军事与经济优势，但这一转向预示着其全球领导合法性将陷入危机。随着美国愈加专注自利而放弃自由价值，国际社会对其霸权地位的认可必然持续削弱。

中国的战略支柱

在美国战略转型的大背景下，对华压力仍将持续。在两党高度分裂的美国政治中，“反华”是为数不多的共识。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外交理念的重塑，恰恰为中国带来“战略机遇期”（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为此，中国战略思路部分借鉴了早期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战术，即避免与主要对手正面斗争，转而通过分化对手阵营、拉拢潜在合作方，为长期竞争营造有利条件。在“美国优先”背景下，中国的大战略主要依托四个方面：

支柱一：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

中国深知自身在军事上的劣势，因此多次重申无意挑战美国霸权，也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被卷入冲突。然而，美国并未完全接受这些表态。为提升威慑，中国逐渐放弃了长期奉行的“有限核威慑”政策，全面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包括扩充导弹库、建设洲际导弹发射井、研发多弹头分导与高超音速技术等。美国国防部预计，到2030年中国或将拥有约1000枚可部署核弹头。2024年，中国时隔44年再次试射东风-41洲际导弹，被视为其战略紧迫感的信号。

核扩张虽能为中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安全感，但同时引发了地区与全球层面的连锁反应：韩国社会对自主核武的支持不断上升，日本在核共享问题上的态度逐渐松动；同时，乌克兰危机也使2026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签前景更加渺茫。因此，中国的核力量建设不仅增加了地区安全风险，也为全球核军控带来新的挑战。尽管如此，中国坚信这一举措是确保有效威慑、维持战略稳定的必要手段，从而为其在“美国优先”时代开展更广泛的外交和经济布局提供空间。

支柱二：“分化”美国及其盟友

在美国推动对华“脱钩”背景下，中国更加重视美国盟友的战略价值，既要防止其结成统一的反华阵营，又要利用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为此，中国采取“双轨制”策略：一方面增强美国盟友对中国的经济与市场依赖，另一方面降低自身的外部脆弱性，并提出“双循环”战略以强化产业链掌控力。

然而，中国阻止反华同盟的努力最初收效有限。早期的“战狼外交”和经济制裁在疫情期间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澳大利亚加入AUKUS，日本强化防务，北约也首次公开批评中国，中欧投资协定最终搁置。但在美国“非自由霸权”的背景下，中国转而塑造自身的“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捍卫者”形象，通过减税、扩大开放、取消制裁和“魅力攻势”改善与美国盟友关系。

这些外交努力逐渐见效：2025年中日军事交流恢复，中英战略对话重启，中日韩经贸会议重启，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则强调平衡对美中关系。总体来看，美欧曾经牢固的意识形态纽带已被削弱。尽管多数盟友仍坚持自由价值，但在“民主倒退”和强人政治上升的趋势下，他们更难充当自由主义的守护者。若美国继续削弱联盟承诺、奉行单边主义，中国的外交势头将更易取得进展。

支柱三：有限支持“修正主义国家”对抗美国主导

除对美国盟友施加经济杠杆外，中国也重视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修正主义”国家的合作。尽管彼此存在利益冲突，但共同应对美国主导秩序的目标成为凝聚力量。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合作：俄罗斯依赖伊朗的无人机与朝鲜的军援，中国则在2024年与俄签署全面战略协议。朝鲜派出大规模兵力协助俄方作战，伊朗则与中俄达成三边合作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这些国家保持有限支持，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以维持与美国的回旋余地，同时借机提升自身在美方盟友中的影响力。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朝鲜挑衅，也反对伊朗核化，并在2023年成功斡旋沙伊复交，凸显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分量。这种“有限介入”一方面为中国赢得外交筹码，另一方面使美国陷入两难：若投入资源应对修正主义国家，将削弱其对华战略的集中性；若减少介入，又可能迫使盟友更依赖中国。

总体来看，中国的有限介入既能够牵制美国力量，又扩大对盟友和地区国家的影响，使华盛顿在遏制中国与应对修正主义威胁之间陷入战略困境。

支柱四：争取“全球南方”

自毛泽东时代起，全球南方一直是中国外交重点。中国对西方人权与自由话语的批判，与长期受殖民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共鸣。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当今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并更倾向于多极化秩序。

美国试图将乌克兰危机描绘为“民主对抗威权”的冲突，但这种叙事在全球南方的影响有限。多数国家拒绝制裁俄罗斯，甚至扩大双边合作，为中国创造了有利环境。中国重申自己“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和平发展与民主化国际关系，作为对美单边秩序的替代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平台，中国加强了与非洲、东南亚、中亚和拉美的合作。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中国影响力已超越美国，金砖国家的扩容趋势更体现其号召力。尽管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对立，但双方在反对美式单边主义和支持多极化上仍有共识。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削减对外援助并提出激进主张，引发全球南方殖民记忆反弹。与此同时，中国减免关税、扩大贷款、深化访问与合作，在此鲜明对比之下，全球南方向中国靠拢的趋势在“美国优先”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加速。

美国的三元困境

在“美国优先”背景下，中国长期战略的可行性仍有待观察。然而，中国的决策体系使其能够在大战略层面保持协调，并高效动员国内资源。中国正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推动经济改革和技术创新，并通过调整“一带一路”重点、推出刺激计划等方式展现适应力。

伴随中国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美国陷入三重战略困境：既要在全球捍卫自由主义价值，又要遏制中国，同时还要避免战略过度扩张。三者难以兼顾，若专注于对抗中国，将削弱其自由价值承诺；若强调自由价值，则会削弱遏制中国的力度。美国因此不得不依赖盟友，通过联盟合作在三重目标间维持微妙平衡。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凭借民粹动员再度上台，显示美国社会对维持这一平衡日益倦怠。他在第二任期可能更强调军事收缩与对华竞争，而淡化自由价值推广。若美国放弃“美国例外”的信念，国际社会也将失去对美领导力的信任，从而更容易接受中国所倡导的多极化秩序。

中国反复强调“不称霸”，并将合法性寄托于外部承认而非单方面追求。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霸权地位源于他国的认可。“美国优先”恰恰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合法性，为中国提供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在侵蚀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领导角色。

译者：李佳霖，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国政学人编译员。

来源：Daekwon Son, "China's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 the era of ‘America First’",Inth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No. 5, 2025, pp. 1899-1912.

校对 | 叶诗韵、吴文博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崔梓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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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