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回复说如果抗日理解为造成日军伤亡的话，最早是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二次北伐时在济南发生的冲突，并导致了济南惨案的发生。然后有回复说蒋介石在济南是投降退让，没有抵抗。

写这篇的起因是知乎上有人问“老蒋的中央军是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抗日？”

我回复说如果抗日理解为造成日军伤亡的话，最早是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二次北伐时在济南发生的冲突，并导致了济南惨案的发生。然后有回复说蒋介石在济南是投降退让，没有抵抗。

我看了下最流行的百度百科，很惊讶的发现济南惨案只有这么一点内容。但在我看来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就是济南惨案，对整个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于是整理了下历史资料，从头到尾的完整说下该事件的起因和意义，内容有点长。

先说下为什么日本人会在济南和北伐军发生冲突。

许多人都知道五四运动的起因就是一战时日本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攻占了原本由德国占领的胶州湾，并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要求获得当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但多数人了解的结果是中国代表团没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但日本当时强占的山东是什么情况就没人说了。

实际上1918年中日签署《山东问题换文》，日本取得在济南、青岛驻军的权利，胶济铁路由中日合营。1922年中日在美国的调停下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买回胶济铁路，日本归还租借地并从青岛、济南撤军，但日本这四年在山东的经营留下了大批的日本商人和企业。

1925年直奉大战后奉系军阀张宗昌实际控制了山东。

1926年蒋介石宣誓北伐，并于1927年3月攻入南京，随后发生了南京事件，导致英美对北伐和此后国民政府的不满及抵制并间接导致了济南惨案。

南京事件的起因是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入南京后，因为北伐的口号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许是官兵们朴素的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痛恨，部分军队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教会进行了攻击，并杀死英、美、法、意等国的6名在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日本领事馆则被劫掠，在领事馆避难的日侨被打伤，为此负责保卫领事馆的荒木龟雄大尉其后引责自杀。因为当时欧美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是北洋政府，和北伐军没有外交接触，于是英、美在长江上的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对南京的北伐军驻地进行了报复性无差别炮击，炸死炸伤北伐军士兵及周边南京居民合计2000多人，这就是“南京事件”（汉口、九江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再次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宣布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当时日本的出兵得到了欧美列强的一致赞同，而英美两国也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天津。

新组建的国民政府为了存续需要国际上各列强的承认或者说至少不反对，于是蒋介石多次向英、美、日等国 “道歉”，承诺 “赔偿外国侨民损失”、“严惩肇事士兵”，在接下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更是“以该事件由共党煽动”作为清党的理由之一。

1927年8月12日因清党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宣布下野，并于9月28日访问日本，打探日本对中国北伐的态度。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则以私人身份会见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北伐，不会坐视北伐军伤害日本在华的利益，希望蒋介石止步于徐州专心致力于中国南方的统一。而此次会谈后蒋在日记里写道：”日方毫无诚意”，“势要妨碍我革命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4月7日开始第二次北伐。为了不引起日本对北伐的干涉，蒋介石在出兵前任命著名的亲日派黄郛担任外交部长，并邀请记者宣布北伐时将不伤害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在华的特殊利益。此后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济南。而蒋介石则在攻入济南前特别知会日本驻上海领事：北伐军将保护战地的外国侨民，不会让南京事件重现。

但日本并不接受蒋介石的好意，4月17日日本陆相白川义则以北伐军进攻导致胶济铁路中断为理由提议日本再次向山东派兵，并得到内阁同意。4月19日田中义一通过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告蒋介石：“如果在济南附近出现战争，日本便会出兵”。同一天驻日本下关的第六师团所部5000人在师团长福田彦助的率领下从下关出发前往山东。21日，日本原驻天津的首批部队到达济南。济南商埠

第六师团到达青岛后师团长福田彦助在军用仓库前阅兵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应付方案，认为日本此次出兵山东，目的在阻止北伐，共产党也“将会趁此时机煽乱，破坏北伐”。有鉴于此，“为完成北伐计，应以全力避免不利之行动”。并确立了“应保持向来希望两国亲善之态度”，“保护外侨生命及财产的安全”的指导方针，发布《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要求全体党员“领导民众，切实遵行”。并任命曾留学日本的蔡公时为战地外交部主任进驻济南，负责同日军交涉并宣传保护侨民政策。

4月26日，日军第六师团抵达济南商埠并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划分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并收容在济南的日本侨民。根据日方数据，当时济南城内有日本侨民1810人（男981人、女829人）。

日军进入济南商埠

4月30日已攻到济南近郊的北伐军第九军第三师师长涂思宗接到前线情报称：“济南张宗昌候日兵由胶济路前来增援，以日兵穿彼军服，以抗我军，藉止北伐军进济南城”。但实际上当天张宗昌已弃城北逃德州。

5月1日清晨第三师第七团率部入城，并在济南南门外第三师师长涂思宗与日军第十一旅团长斋藤见面沟通。经交涉后日军于5月2日开始拆除在商埠街面上的工事。但随后入城的第六十五团团长李默庵在回忆录记载第六十四团入城时有士兵扯下日本使馆区的日本国旗，日方因而提出抗议。

5月1日晚和次日上午外交部长黄郛和蒋介石先后到达济南，5月3日山东交涉专员蔡公时与十八名随员到济南，于经四纬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员交涉公署。

但5月3日上午九时左右情况突变，四十军一部在送伤兵去医院途中在日军设置的一处检查卡处与日军发生冲突，同时有日本商人在隆昌洋行附近通过第四十军防地时双方也发生冲突。于是中方指责日方先开枪杀死一名中方士兵，日方指责中方士兵首先抢劫日侨并殴打日本巡察。此后城内各处日军士兵听到枪声后陆续向中国士兵和平民开枪，而城内各北伐军部队也向日军展开反击。到中午十二时之后全城已经枪声密集尸横满街了。

日军派联络参谋佐佐木到一中佐知会蒋介石，声称遭受北伐军的挑衅性攻击，要求革命军停火。蒋介石知悉后当即命令城外的中国军队于下午五时之前离开济南，并知会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黄郛随后赴日军司令部交涉，但遭到强行扣留，卫队被缴械，日军迫使他签字承认冲突由中国士兵挑起，遭到他拒绝。当晚23时日军声称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前发现日军士兵尸体，破门而入后强行要搜检交涉署人员的枪械，并将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蔡公时用日语抗议后被虐杀，其他17名职员则被拖至院子里用机枪扫射，仅有一人装死逃脱。

原外交部特派员交涉公署，五三惨案蔡公时殉难地

按当时在北京公使馆担任武官的冈田芳政少尉在回忆录中的内容和外务省的当时的公文记载，日军第六师团发来的电报是说国民革命军突然大举袭击日本人的商店，虐杀日本人，店中财物被洗劫一空。所以日军不得不“反击”。但事后调查得知被杀的日本侨民实际上是在济南贩卖鸦片的朝鲜人被当地人报复而杀害的。日方后来内部认为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作为军中的鹰派有故意扩大事端的嫌疑。

这张常被用在731暴行中的图片，按日方资料是济南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正在进行尸检

5月4日济南情形稍有缓和，当天白天城内不再有枪声。师团长福田彦助联系北伐军司令部称双方将领如能彼此“了解”，可使风波不再扩大。当日国民革命军派出熊式辉与日军代表交涉，但日军代表态度骄横，熊式辉日后回忆道，“对方的骄横态度可以看出并不是真心来会商和解，而是为故意激怒我以求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当时日军提出要求：济南车站及商埠内外，不许中国兵通行；济南二十里内，不许驻兵；要承认此案是中国造成。

当天蒋介石与第1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等开会商议，决定北伐军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表示：“为铲除主义障碍计，为缩短革命过程计，惟有一面北伐，一面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并要求“对于各友邦领事及侨民生命财产，仍应保护，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讲，尤宜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忿而乱大谋”，仅在济南保留两个团的部队。同时通电国民政府表示“对此侵略，决不屈服”，准备将日军暴行“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并希望“后方民众，仍以持镇静态度为宜”。

北伐军主力撤离后，5月7日午后三时三十分，日军向城内的北伐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二小时之内做出交代。并提出五点要求：

5月8日凌晨四时起，日军由于认为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开始炮轰济南全城。5月9日上午9时，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济南守军被迫退入城内进行巷战。而日军进城之后即开始大规模放火以及进行无差别屠杀。至5月10日夜，守军接到蒋介石发出的“放弃济南”命令后从东门退出。5月11日，日军宣布占领济南全境。

而在国际上，5月5日和6日日本本土的《朝日新闻》报道济南有“二百八十个日本人被虐杀”，于是日本国民群情激愤要求政府“暴支膺惩”。在国际上大多数国际媒体也都采用日本的资料和观点，认为有南京事件在先，日本出兵正当，《泰晤士报》驻北京通信员就称“北京外侨皆欢迎日本对于中国之严厉的自卫手段”，《每日邮报》也主张对中国干涉。

5月28日，日本外务省向国联提交关于济南惨案的说明书，其中说明“日军绝不无故杀戮毫无抵抗之华人”，并称“其中是否有蔡公时其人，则不得而知”。6月3日国民政府驻日内瓦代表夏奇峰向国联提出《关于济南日兵暴行抗议书》，驳斥日本于5月28日所作的说明书。然而，总体看来，南京政府的对外宣传首失先机，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获得国际承认，大部分国家舆论仍然偏靠日本。当时驻国联代表给国内的电报上说“国际上的舆论差不多都是帮着日本说话的，……至多是不帮日本说话而已，但也绝不会替中国人说话的”。

据事后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初步调查，中国平民于事件中死亡3945人，伤1537人。日本方面调查则认为此事件中中国平民死亡3600人左右，伤者1400余人。同时日方称:日本侨民12人于5月3日中午被杀死，5月5日于济南车站东方铁道线路附近发现日侨尸体9具，5月6日在津浦车站附近发现尸体1具，9日又发现尸体2具。此外日侨136户被劫掠，400余人受害，30余人受伤，2人伤重死于医院。在此期间日军死亡9人，受伤32人。不过事后日军曾在济南公园内修建一座纪念济南惨案时阵亡日军的"忠魂碑"，上面注明丧命的日军为157名。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进入北京，15日南京政府宣布“北伐告成”。

1928年7月北京香山举行北伐成功祭灵大典

7月13日中日双方政府展开济南问题的谈判。1929年1月25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全权代表身份，在南京与王正廷就济案进行第三阶段的谈判。经过五轮谈判后，双方意见于2月4日，交换完毕，订立四项原则：

不过该协议在日本内阁中未能通过，日方拒绝签字。

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再次谈判签署了《中日济案协定》，其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后日军退出山东。其后两年间，国民政府数次提请日方派人组织调查，然而日方没有回应。

后续影响：

国民政府方面：

济南惨案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中正的心理产生重大冲击，蒋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几天后的日记中先后写道：“日军如此残暴威逼，……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并追问自己“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故而决定“与之周旋”。有一段时间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二字。

除日记外，5月9日蒋介石致电广州李济深，要他派人到香港寻求英国当局的援助，电中称自己：“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1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国危已极，身受更苦，惟多难兴邦，毫无悲观，只期共同一致，则五年之内，必雪耻奇耻也。”

此后国民政府内部主张与日合作、联日抗英的声音完全消失。国民政府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其外交重心全面转向联美联德。并最终在日本无休无止的紧逼之下，终于走上对日全面抵抗的道路。

此外国民政府针对此事件宣传上的失败，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并要求国民党党员“以坚忍刻苦的精神执行”。大致内容即：

北洋军阀方面：

济南惨案激起了北洋各军事集团首脑的民族主义情感，并引发了地方军阀结束内战共同对外的意识，加速了中国统一的进程，最终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军事集团。

孙传芳表示：“日人欺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责备，不愿意再事内争。”

杨宇霆说：“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拟请两公电大元帅主持通电，速息内争，一致对外。谅南北将领同具此心，自可明大信于天下”。

常荫槐则密电正在前线的张学良建议北方息争退出关外，表示“无论军事胜负，公理具在，我虽出关亦有荣焉”。张学良复电称：因统兵在外，不便谏言，请常直接向大帅进言。并主张只须“表同情于国人而不必得罪日本，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常荫槐于则回复大帅已主张息内争一致对外，但尚未决。请张杨速来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

5月9日张作霖命令前线北洋军停战后撤和北伐军脱离接触，表示国内政治问题交给国民公正裁决。并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表示“莫大之觉悟与决心”。直言：“余此时有负全责任维持东三省治安之决心，此层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5月16日张作霖派出使节赴南方商谈，并表示撤军关外的目的之一即是“保东省元气，巩固东北之国防”，“必使其全部集结于东省，以为一致对外之张本”。不过双方谈判搁浅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国旗的争论，北方坚持应保持五色旗以体现真正的联合统一，而不是北方投降南方。

不过6月4日张作霖乘坐专列从北京返回奉天途中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学良上台后最终接受东北易帜而代表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民间方面：

中国民间的反应迅速而强烈，5月4日惨案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总商会即通电南京政府外交部指出：“民情激昂，不可遏抑……务请钧部继续严重抗议……国势虽弱，民气犹存，当此国难已至，誓竭全力为政府后盾”。5月5日，上海商界宣布对日经济绝交、学生联合会成立反日运动委员会、工人方面成立上海工界对日外交后援会。5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商会，农协，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行动。截止至1929年2月，中国各地成立的反日会已达到三百五十余个。山东省政府则在泰安岱庙内立《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

抵制日货的规模在初期相当可观，当时要求除一些必需品外，所有日本商品一律不许进口；已经进口的日本商品，则需缴纳商品价值的50%的救国基金才可流通贩卖；取消全部进口合同，如有违背规定私自贩卖日货者按奸商处理，公布名单并装入木笼游街示众。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

抵制日货对日本商人打击巨大，据日方调查至1928年7月，日商仅棉类损失达600万元，糖类损失150万元，杂货类损失250万元，总计已达1000万元之巨，而因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合同所受损失尚未计入在内，因此日本“所受影响，至为重大”。

日轮公司在华进出口业务也一落千丈，长江航线日轮仅有本国商行的转口货运业务，营业额减少75%。华南地区日轮则仅有台湾线运动，北洋航线日轮甚至放空往来。自1928年5月10日至6月20日，仅上海日轮货运量就减少25万吨左右，到上海的日轮则减少30余艘，导致日轮业主向日本政府请愿“速定对华新方针”，“设法救济”。并因此促进了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

甚至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也纷纷响应南京号召开始抵制日货。新加坡、马来西亚华商先后借口商业不景气，终止与日本公司的交易，并从日本银行提取全部存款，停止从日本进货和销售日货，不经营日本商品，不购买及不使用日货。华工拒绝装卸搬运日货和修理日本船只。由于抵制日货的影响，1928年5，6两个月日货输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比上一年同期减少叻币400万元。荷属东印度泗水13家杂货商，棉布商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不经营日货。泰国华侨米商组成对日不卖同盟，拒绝卖稻米给日本。以华工为主的码头工人则拒绝搬运日货，让日本在泰国的贸易额迅速下降，1928年日本对泰国出口额比1927年减少62%。1928年较1927年，日本对法属印度地区（含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进口贸易则减少40%，出口贸易额减少30%。

日本方面：

对日本政府来说，济案的结果与东京的目的完全事与愿违：北洋军不战而退并引发了中国全民的仇日情绪，爆发了全华人圈的抵制日货运动；间接促进了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而全面倒向美国，随着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不但意味着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国民政府，还标志着美国开始主动卷入中日的冲突；而最后更促成日本政府极不信任的冯玉祥在华北部分取代蒋而获得了极有权势的地位。而这一切原本是日方最开始想竭力避免的结果。

日本政府对此结果大为不满，于是导致惨案发生的第六师团的师团长福田彦助回国后即被转为预备役以示惩戒。这又让军方和政府文官系统间的矛盾越发严重，东北关东军集团极力反对东京方面的审慎态度，开始准备独自采取行动，并最终引发九一八事变。

来源：青花大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