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鲁诺·拉图尔关于“媒介不是人类代理者（human agent），而是技术性代理体（technical agency）”的开创性论断，深刻植根于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的哲学土壤。这一理论不仅颠覆了传统传播学对媒介
布鲁诺·拉图尔关于“媒介不是人类代理者（human agent），而是技术性代理体（technical agency）”的开创性论断，深刻植根于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的哲学土壤。这一理论不仅颠覆了传统传播学对媒介工具性的认知，更在本体论层面重塑了人类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以下将结合拉图尔的核心著作、经典案例及学术论争，系统阐释该理论的思想脉络与当代价值。
一、观点溯源与理论根基
1.1 《行为中的科学》：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奠基之作
1987年出版的《行为中的科学》标志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正式诞生。拉图尔通过对实验室实践的田野调查，揭示出科学知识生产绝非科学家个体的理性创造，而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实验仪器、技术设备、学术文本）共同编织的动态网络产物。他提出“任何能够引发改变、制造差异的实体均可被视为行动者”，这一革命性定义打破了传统哲学中“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为技术性代理体的概念建构提供了理论支点。例如，显微镜不仅是科学家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其光学性能与操作规范直接参与了细胞结构知识的生成过程，体现出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
1.2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的哲学突破
在1991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拉图尔对现代性的核心预设发起批判。他指出，现代社会将世界划分为“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二元结构，实则是对现实的简化与割裂。基于“对称性人类学”原则，拉图尔主张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置于平等的本体论地位。技术媒介作为“拟客体”（quasi-object），通过“转译”机制模糊自然与社会的边界。例如，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规则将用户行为转化为数据资源，进而重构信息传播网络，这一过程中技术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社会关系的塑造者。
1.3 技术实践中的代理体演绎
拉图尔通过具体案例生动诠释技术性代理体的运作逻辑。在《关于存在方式的探究》中，他以减速带为例：减速带通过物理形态的设计（凸起的路面结构）强制改变驾驶员行为，无需任何制度性约束即可实现交通管理目标，展现出物质技术对人类行为的直接规训。在数字时代，算法推荐系统成为技术性代理体的典型代表。这些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点击、停留时长等数据，不断调整内容推送策略，潜移默化地塑造用户的认知框架与信息消费习惯，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传统编辑的人工筛选。
二、理论内核的多维解构
2.1 技术性代理体的本质特征
• 能动性的平等性：拉图尔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能动性认知，强调技术媒介凭借其物质属性与功能设计，具备独立影响社会网络的能力。例如，智能音箱通过语音交互技术主动介入家庭生活场景，改变家庭成员的信息获取与沟通模式。
• 转译机制的核心作用：“转译”是技术性代理体发挥作用的关键路径。技术系统通过编码规则将不同行动者的需求、意图转化为可操作的数据与指令。以导航软件为例，其算法将用户的出行需求、实时路况、交通规则等要素转译为最优路线建议，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并非被动执行者，而是主动协调者。
• 网络建构的整体性：技术性代理体与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异质性网络，其功能实现依赖于各要素的协同作用。在医疗诊断场景中，CT扫描仪不仅是医生诊断的工具，其成像原理与数据处理算法直接影响诊断结果，体现出技术与人类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
2.2 对传统媒介观的范式挑战
拉图尔尖锐批判了传统传播学中“媒介即中立管道”的工具论观点。他指出，技术媒介的物质性（如摄像头的物理形态、算法的代码结构）与功能性（如数据采集、行为诱导）使其深度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例如，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不仅实现身份验证功能，更在公共空间中构建起隐形的监控网络，重塑权力关系格局。此外，技术设计中隐含的“脚本”（script）通过预设使用方式与行为规范，实现对用户的隐性控制。智能手机的界面设计、操作流程等细节均暗含技术开发者的意图，引导用户形成特定的使用习惯。
2.3 理论的实践价值延伸
在应对当代社会挑战中，拉图尔的理论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在生态治理领域，气候模型作为技术性代理体，通过整合全球气象数据与模拟预测，推动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政策制定，成为连接科学研究与环境决策的关键节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传感器、物联网设备与算法系统构成复杂的行动者网络，这些技术性代理体既是城市管理的工具，也是需要纳入治理范畴的对象，为实现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
三、学术坐标与理论争鸣
3.1 思想史中的理论突破
拉图尔的理论彻底颠覆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哲学，以及韦伯关于技术理性的工具化认知。他提出的“杂合体”（hybrid）概念，将人类与技术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推动哲学研究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物的伦理学”转型。在传播学领域，这一理论促使研究者超越“信息传递”的传统框架，关注技术媒介如何主动塑造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
3.2 争议与回应
该理论引发学界广泛讨论，核心争议集中于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边界与责任归属问题。批评者指出，过度强调技术的能动性可能导致对人类责任的忽视，例如算法偏见造成的社会不公难以明确追责对象。拉图尔对此回应称，技术性代理体的能动性是网络动态建构的产物，需通过追踪行动者之间的转译链条，在复杂网络中定位责任主体。例如，算法歧视问题的解决需追溯数据采集、算法设计、商业运营等全链条环节，而非单一归咎于技术本身。
四、理论贡献与时代启示
拉图尔的“技术性代理体”理论在三个维度实现了重大突破：在本体论层面，打破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秩序，建立平等的行动者分析框架；在方法论层面，通过追踪技术转译过程，揭示社会现实的动态生成机制；在实践层面，为应对生态危机、技术治理等当代挑战提供了批判性工具。这一理论不仅深化了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理论深度，更在传播学、社会学、生态哲学等领域引发范式变革，为理解数字时代人类与技术的共生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拉图尔的思想依然为我们思考技术伦理、社会治理与人类未来指明方向。
来源：再建巴别塔
